陳超臨死前喊“上面是誰“被打斷，31年后徐湖平父子局浮出水面

1994年秋天，南京刑場。

23歲的陳超，被綁在木樁上，嘴唇干得起皮，眼白里全是血絲。槍還沒響，他突然把頭猛地一揚，嗓子幾乎是撕裂著喊了一句：

“上面是——”

后面那個字，生生被掐斷。

有人咳了一聲，有人喝“安靜”，也有人眼神飄開，假裝沒聽見。后來參加執行的人回憶，槍響那一刻，耳朵嗡的一下，可偏偏那半截沒說完的“上面是誰”，隔了三十多年，還像根刺一樣扎在心里。

當時沒人會想到，31年后，南京一處老小區里，82歲的前院長徐湖平，被調查組請上車時，手還下意識摸了摸陽臺上的鳥籠。而那句被掐死在刑場上的“上面是誰”，這才慢慢浮出水面。

先說陳超這個人。

按常理講，他壓根不像搞“驚天大案”的料。

18歲進南京博物院，當庫管員，高中文化，老領導眼里的標簽就倆字：“老實”。那會兒南博的庫房是什么情況？鑰匙一串掛在腰間，賬本手寫，登記靠自覺，值班靠眼神交流，沒有監控，沒有電子鎖，誰負責哪間庫，基本全憑信任。

陳超剛上班那幾年，鄰居印象里，他每天騎著破自行車，冬天手凍得通紅，也要提前一個小時到庫房，用雞毛撣子一件一件掃灰。有人開玩笑說他“跟文物談戀愛”，這孩子只會憨憨笑。

轉折點，大概在1992年。

就是那一年，大家突然發現，這個“老實小陳”開始“闊氣”起來：手里多了大哥大，家里多了電冰箱，最炸眼的，是花了8000塊買了一輛本田摩托。

那是啥年代？普通人一個月工資才兩百出頭，哪個街坊不眼紅？有人在巷子里看見過：夜里十一點多，陳超把摩托停在墻根，熄火，頭盔夾在腋下，點根煙，對著博物院的方向發呆，煙一根接一根地抽，灰掉在鞋面上都不拍。

后來案卷里寫得很清楚：1992年到1993年，他利用保管員的身份，陸陸續續拿走了19件文物，總估價18萬，銷贓只拿到了3萬多。

你細品這個數字，對上當年的“奢侈支出”，是不是有點怪？

更怪的是，他犯了這么大的事，卻一點也不像“罪犯的樣子”。

有人偷東西會躲、會藏、會跑路，他倒好，拿著錢去深圳旅游，大搖大擺買摩托，騎著車在南京城里轉悠，活像在給自己掛燈牌：“看啊，我發了！”

正常邏輯下，要么蠢到家，要么就是——他壓根不覺得這事有多嚴重，甚至有人拍著胸口跟他說過：“放心，有人頂著?！?/p>

案發是在1993年9月。

那天盤庫，賬不對，賬上的東西，庫房里對不上號。門窗完好，玻璃完好，監控也沒有，那還能是誰？一圈一圈縮小范圍，視線全落在幾把鑰匙上。

陳超在交接時非常異常，他一口咬定要“自己清點”，不許別人碰。老同事一下就覺得不對勁，報警之后，警方順著古玩店查過去，到他家一翻，床底下、衣柜里，裹著絨布的東西一件一件出來，有玉、有瓷、有銅器。

證據鏈說真的，很漂亮：作案工具、物證、資金流，全對得上。陳超一開始也“乖乖認了”，把過程交代得清清楚楚，唯一說不上的，就是那些文物具體多值錢。

他說，自己以為就是普通盜竊，最多判個十年八年，出去還年輕。

等到法院一審宣布：死刑，立即執行。

他當場腿軟，整個人就癱在地上了。

有旁聽的人回憶，當時他抬頭看了一圈，表情一下變了，那種眼神，很微妙：從僥幸，變成了被出賣。

爭議最大的，是那場庭審。

舉報人郭禮典后來回憶，說陳超在法庭上，有那么一刻，像是做了一個巨大的決定。他猛地抬頭，咽了下口水，眼睛在旁聽席里掃，最后定在了一個位置，接著他張嘴，大聲喊：

“上面是……”

“坐下！”

還沒喊完，就被嚴厲打斷。

打斷他的人，是當時的南京博物院院長、也是后來長期主管文物工作的關鍵人物——徐湖平。

這一聲“喝止”，讓整個法庭都僵了幾秒。

陳超后來再沒提過“上面”。1994年9月15日，他被押往刑場。一些細節，外界是后來零零碎碎拼出來的：行刑前，他向看守要紙筆，寫了幾行字，又親手撕碎，塞進嘴里，喝了一口橘子汽水，憋著眼淚咽下去。

一個已經被判了死刑的人，臨死前最想喊的，不是“我錯了”，不是“我冤枉”，偏偏是“上面是誰”。

你說，他心里到底有多清楚？

陳超的事，在當年沒激起太多水花。

一方面，案子被定性為“嚴重盜竊文物”，量刑極重；另一方面，官方的說法很明確：“性質極其惡劣，影響極其不好，依法嚴懲”。

人被執行了，卷宗封上，公眾看到的就是一個“監守自盜、死有余辜”的庫管員。

可風向，是在三年后微微拐彎的。

1997年，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在南博內部被認定為“偽作”，歸類成“贗品”，從博物院撥給了江蘇省文物總店。

簽字拍板的人是誰？還是徐湖平。

更微妙的是，當時他一邊是南京博物院的副院長，一邊又是江蘇省文物總店的法人代表。說白了，這幅畫，是他左手“鑒定為假”，右手“低價接盤”。

再往后查，就不是一幅畫的問題了，而是一整張網。

舉報信里寫得很直白：先通過“自己人”的專家，把真跡說成“贗品”，價格壓到塵埃里；再用有自己背景的文物商店接走；最后經他兒子在上海開的拍賣公司高價送拍，流到海外去。

一幅《江南春》，到底賺了多少錢？公開報道里有數字，但在這，不方便亂說。有一點可以肯定：那絕對不是一個庫管員三萬塊贓款能摸到的天花板。

舉報信還提到另一件更可怕的事：徐湖平在上世紀80年代，撕掉了南京朝天宮庫房2211箱故宮南遷文物的抗戰封條。

你可以理解成，原來那一箱一箱，是有“鉛封”的，是有編號的，是清楚寫著“從故宮運來、戰時南遷”的。封條一撕，這十萬件左右的文物，部分去向，從此說不清了。

這已經不是“監守自盜”四個字那么簡單了，這是系統性掏空。

陳超那個“小案子”，在這張大網里，突然就變了味道。

時間撥到2025年12月23日。

中午十二點半左右，南京某老小區。有鄰居說，看見幾輛車停在樓下，幾個穿深色外套的人，禮貌但堅定地敲開了徐家的門。小保姆本能想跟著上車，被客氣又明確地攔了下來。

有一個細節傳得挺多：前一晚，徐家的燈一夜沒關。老鄰居說，“他家平時八九點就黑了，那天一直亮到凌晨，窗戶那光，遠遠看著怪滲人的。”

82歲的人，被帶走調查。與此同時，江蘇方面公布：成立調查組，全面調查南京博物院文物管理問題，包括過去幾十年間的文物流轉、鑒定、出境情況。

一塊一塊拼圖開始對上：

有人提到，1993年的某次文物鑒定會簽到簿上，徐湖平的簽名，跟陳超所謂“盜竊”的時間點重疊；也有人說，當年評估“損失18萬”的專家組里，有三個人，都是他的學生；還有業內人士半開玩笑半感慨地說：“你以為是庫管員在偷？人家可能早就替你換好貨了，你偷到手的，就是他們安排好的‘假貨’?！?/p>

如果真是這樣，那整件事就很詭異了：

對外宣傳“損失慘重”，用高估價把案子往“死刑”線上推；內部實際操作，把真正的寶貝早就悄悄送出去了；陳超偷到手的，很可能只是已經被人調包下來的“空殼”。

你說他有沒有罪？有，拿了不該拿的東西。

但他是不是那個“罪該萬死”的人？這一問，就吊在那兒了。

網上很多人這兩天在重提陳超，評論區里，有憤怒，有唏噓，也有很冷靜的那種無力感。

有人說：“程序可以完美，干事的人可以不完美?！边@句話特別戳心。

文物估價、真偽鑒定、撥付程序、拍賣流程，每一步都能做到“合規”，每一張紙都蓋了章，每一個數字都有“依據”。可要是拿權力的人，心沒在守護文物上，而在想著怎么把文物變成自己的錢，那這套看上去挺美的程序，就會變成一張巨大的遮羞布。

陳超被押上刑場那天，他大概還相信，“我認了，‘上面’會記得我”。他想喊出名字，想撕開那張保護傘，可那一嗓子，剛沖破嗓子眼，就被按了回去。

從那一刻起，他不是“從犯”“幫兇”，而是一個必須被處理掉的“隱患”。

有人說，“遲到的正義也是正義?！?/p>

話是這么說，可被槍決的那個23歲青年，他的命回得來嗎？他媽這些年抱著那張“高中三好生”獎狀睡覺，臨終前眼睛都不肯合上，那些夜里，她對著黑暗問的“我兒到底冤不冤”，現在誰來答？

這件事，到底在刺痛什么？

一是人心里那點對“博物館”的信任。過去我們總覺得，博物院是最安全的地方，是國寶的“終點站”。誰能想到，有人能從“鑒定”下手，把真當假、把公當私，玩出一家“家族盜寶隊”。

二是老百姓對“程序正義”的期待。案卷齊全，程序無瑕疵，判決書邏輯自洽，可真正有問題的，是寫字的人，是簽名的人，是把持權力的人。

你身邊有沒有這種“程序合規，但結果離譜”的事？

比如，明明全公司都知道某個領導利用職權謀私，可所有報表、合同都做得滴水不漏；再比如，某個項目被搞得亂七八糟，責任卻在紙面上順順利利地推到了最底層員工身上，“規章制度”一頁一頁翻得好好的，卻沒人敢問一句“真正拍板的人在哪”。

陳超的“上面是誰”，可能早就不需要一個具體的名字了。

那是一整層人，那是一整套互相庇護、互相簽字做背書的體系。

現在，調查組已經進場，很多細節還在“等待官方通報”。到底有多少國寶流失？哪些被當成“贗品”賤賣？哪些在海外的展柜里亮著刺眼的燈？這些問題，短時間內恐怕不會有完整答案。

但有一點已經很清楚了：

當年那聲被打斷的“上面是誰”，并不只是一個年輕人絕望的求生，而是對整個權力結構的拷問。

歷史的審判，不在法庭，在人心里。

我個人有點固執地希望，這次調查不要只停在“個別人被處理”，而是能把那套“真偽鑒定誰說了算”“程序正義誰來監督”的東西，好好擺在桌面上，讓老百姓看個明白。

你怎么想？

你覺得，在這件事里，陳超究竟算不算“賊”？你身邊有沒有遇到過那種“每一個流程都對，可就是哪里不對勁”的荒誕場景？

評論區可以說說你的故事。

也希望這次，不要再讓一個普通人的命，變成某些人遮丑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