涇陽兵變，從用雇傭兵的那一刻起，官威皇威就都不好使了

唐建中四年(783年)，長安城內發生了一場略顯荒誕的兵變，發動兵變的涇原兵原本是被唐德宗招來平定叛亂的，結果卻因為一些待遇問題，平叛部隊直接變成叛亂部隊。

參與叛亂的涇原兵不算多，只有5000余人，但由于當時京師內兵力空虛，叛軍竟快速占領長安，唐德宗不得不帶著家眷、群臣出逃。

涇原兵變打得大唐皇帝棄京師而走，又在孤城內被叛軍圍困40余日，險些喪命，其對于大唐帝國的打擊力度即便與安史之亂相比也不遑多讓。

涇原兵變的直接起因簡單到令人啼笑皆非：皇帝召涇原兵打仗，途經都城長安，涇原兵認為皇帝召集必有重賞，結果賞賜沒看見不說，京兆尹王翃給將士們提供的也只是一些粗茶淡飯，且京兆尹態度有些傲慢，這些涇原兵立刻不干了，決定自己動手去搶京師府庫，大亂由此爆發。

因為一點賞錢、幾頓飯和上級官員稍微有點輕慢的態度，這群涇原兵竟然敢直接造反，皇帝的威嚴在這里簡直一文不值，大唐帝國的皇權是如何被消解的？昔日紀律嚴明的大唐軍士為何變得如此驕橫？了解這場詭異的涇原兵變的來龍去脈，就能夠清晰地看到大唐的皇帝怎樣一步步把自己的權威給“賣”了。

地方崛起

讓唐帝國由盛轉衰的事件是安史之亂，但地方勢力的崛起卻在安史之亂之前就出現了。

為了靈活應對邊疆戰事，唐玄宗將財權和募兵權下放給各藩鎮節度使，同時擁有財權和兵權的節度使理論上講就是當地的土皇帝，兵是節度使招的，軍餉是節度使發的，這些藩鎮將士當然實際上就是節度使的私兵。

唐玄宗李隆基當然也知道這些手握重權的節度使有割據的實力，但他認為割據的主力應該是地方世家大族，因為這些人在地方有錢，有地，有威望。

為了制衡這些地方世家大族，李隆基盡量用在地方最沒有勢力的人去擔任節度使，什么人最沒有勢力：胡人。

唐玄宗一朝，為大唐效力的胡人名將不計其數，高仙芝、哥舒翰、安祿山等等，你可以說他們能成為名將體現的是大唐的包容，但是這包容背后也有唐玄宗以沒有根基的胡人制衡地方實力派的考量。

但制衡是個技術活，稍有不慎就會玩崩，安祿山那一副永遠憨態可掬的表情讓李隆基放松了警惕，起兵反叛前安祿山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傭兵15萬。

設置范鎮后，唐帝國的兵力部署也呈現外實內虛之勢，邊軍多達50余萬，而中央軍只有8萬，安史叛軍殺來時只靠中央軍肯定頂不住，只能調西北范鎮參與平叛。

這場大亂持續了8年，從玄宗朝，歷任肅宗朝，打到代宗朝才徹底結束，但此時的大唐已經不是原來的大唐了。

安史之亂后，大唐的中央軍系統幾乎徹底崩潰，而地方的驕兵悍將也把造反當成了一種家常便飯。

大唐的兵

唐帝國平定安史之亂非常吃力，在幾個關鍵節點上，雙方都在拼最后一口氣，稍有不慎，死的就不知道是安史叛軍還是他李唐王朝了，一個人在生死關頭為了活著是不會顧及長遠利益的，這一點，一個帝國也是一樣。

為了拉攏一切力量分化瓦解安史叛軍盡快平定叛亂，李唐王朝默認原安祿山、史思明部下將領可以在河北割據。

對于一般的中央政權來說，允許地方勢力割據都只是權宜之計，等他的江山坐穩就會干掉這些地方勢力把權力收歸中央，但尷尬的是，李唐王朝的麻煩還不止這些。

安史之亂后，西邊的吐蕃趁機崛起，大唐帝國的西北方向出現巨大威脅，為了應對這一危機，唐代宗李豫將主要精力放在打造西北邊防上。

他一方面組建直屬于唐帝國中央的神策軍，另一方面在西北方向建立軍鎮，到唐德宗繼位時，中央直屬神策軍在內，西北軍鎮在外的西北防御體系基本形成，大唐皇帝終于不用在被吐蕃打破都城的恐懼中度日了。

但這個防御體系是存在一個嚴重的漏洞：中央直屬神策軍太少，人數不過三萬余，而京西地區鳳翔、 涇原、衯寧、靈鹽、廊坊、振武六個軍鎮的兵力加起來有近十萬。

京西防御體系是唐帝國皇帝能夠仰仗的主要軍事力量，雖然仍舊是外強內弱，但是因為神策軍強于六個軍鎮中的任何一個，這種脆弱的平衡還能夠維持，神策軍基本能夠做到指哪打哪，而京西六鎮的兵大多也接受唐帝國調遣，但是，得有一個小小的前提，調京西六鎮的兵馬時，皇帝得給些錢財。

按理來說，秦統一六國后，皇帝就是中國古代至高無上的存在，天下兵馬都由他隨意調動，怎么到了唐德宗時期，皇帝調藩鎮之兵還得給錢了呢？

這要涉及到一個關于唐帝國兵制的概念：府兵制和募兵制，唐朝初期，實行的是府兵制，帝國內設置折沖府，折沖府內之人平時為民，戰時為兵，戰爭結束繼續返回原籍為民，府兵靠著唐帝國分發的土地過活，自然要效忠于唐帝國，皇帝召集他們打仗自然不必額外花錢。

但是隨著土地的大規模兼并，大量自耕農破產，變成失地的流民，沒有足夠自耕農就搞不成府兵制，大唐的軍制從這一刻開始轉為募兵制，募兵制即國家給錢給裝備讓這些人成為職業軍人，如果給這些職業軍人提供后勤和軍餉的一直是唐帝國倒還好說，但隨著節度使這一官職權力的膨脹，邊疆節度使自己招兵，自己征稅，自己給麾下將士發軍餉，這樣一來，這些士兵就變成了節度使的私兵。

西北方面的軍鎮由于與帝國都城近，受到皇帝的節制還能多一些，但是用西北軍鎮的士兵打仗，本質上講唐帝國皇帝借了節度使的私兵，這是場交易，既然是交易，就得給錢。

靠著皇帝的權威，直屬部隊神策軍的威懾以及一些銀子，唐德宗在大多數時期可以調動西北軍鎮的兵為其打仗，但是，也僅僅是大多數時候。

唐德宗的野望

上文已經提到，任何一個中央政權，在擺脫了生死危機后，都會想方設法拿回下放給地方的權力，如今西北已經回到唐德宗的控制之下，他要拿回最難對付的東北藩鎮的權力了。

怎么做？第一步：搞錢。

唐德宗繼位之初，推出財稅改革，將原屬于鹽鐵、轉運、青苗等使的財稅之權皆收歸戶部，唐德宗的改革是比較成功的，它保持在一種能夠部分收繳地方的財權，但是又不至于引發地方大規模叛亂的程度上。

唐帝國的軍事制度從募兵制改為府兵制后，有錢就能養更多兵，這一點，唐帝國的皇帝和各地的軍鎮節度使要遵循一個邏輯。

現在唐德宗手上有了較為穩定的財政收入，又有了一支還算能打的西北軍集團，至少在他自己看來，現在的自己有能力去收繳不服管的關東軍鎮的權力了。

但是，在大唐肅宗、代宗、德宗三代皇帝將主要精力放在西北時，關東軍鎮的驕兵悍將們也沒閑著，這些地區本就是安史叛軍的老根據地，后來的節度使也大多是安祿山、史思明的部下，他們逐漸形成了一種身份認同，只有我們這邊的人是自己人，其他人管他是誰都是外人，只要咱們哥們團結，手上有能打的兵，他大唐皇帝算個屁。

等到唐德宗基本搞定了西北，“皇帝算個屁，有兵就是爺”的思想在關東諸藩鎮蔓延，于是沒什么好說的了，想收回權力，得拿拳頭說話了。

唐德宗二年（公元781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病死，其子李惟岳上書唐德宗，要求接任成德節度使，唐德宗拒絕了李惟岳的請求，李惟岳遂聯合魏博節度使田悅、淄青節度使李正己以及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合兵反叛。

正欲殺雞儆猴收回權力的唐德宗立刻派遣幽州留守朱滔、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率軍平叛，平叛過程還算順利，李正己謀反后不久病故，其子李納面對唐軍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梁崇義被李希烈打敗后自殺，李惟岳被部下所殺，四鎮之中只有田悅依舊對抗朝廷。

唐德宗的削藩開門紅眼看就要出現，但就在這個時候，變數出現了，眼看仗要打贏了，唐德宗命令幽州留守朱滔回鎮幽州，朱滔因此感到不滿，投降中央的李惟岳部下王武俊不滿封賞，田悅抓住機會策反了兩人。

于是朱滔、王武俊、李納、田悅四人再次組成反叛聯盟，唐德宗再調李希烈平叛，被耍過一次的李希烈出工不出力，并且與四路叛軍暗通款曲，一番眉來眼去后，決定加入叛軍，于是四路叛軍剿著剿著就成了五路叛軍。

荒誕叛亂

眼看關東地區軍閥叛亂愈演愈烈，唐德宗調自己嫡系神策軍與京西藩鎮軍前往關東平叛，任命李勉為淮西招討使，哥舒曜為淮西副招討使負責討伐李希烈。

哥舒曜不但沒能剿滅李希烈，反而被李希烈圍困在襄城，唐德宗只得繼續調兵，于是今天的主角涇原兵要出場了。

建中4年（公元783年），唐德宗派調集5000涇原兵前往襄城解哥舒曜之圍。

這里需要說一下涇原兵在唐京西軍事集團中的定位，神策軍作為唐帝國皇帝的嫡系自然擁有最好的武器裝備和后勤保障，京西六鎮中，原朔方軍的三鎮和原鳳翔軍的兩鎮因為有一定底蘊，雖然不及神策軍富裕，但也還算過得去，涇原兵是最窮的一支。

這次皇帝召涇原兵平叛，這群窮兵興奮異常，在他們眼里，皇帝有都是錢，召他們打仗必定有重賞，于是一些軍士連家人都帶上了，就是要等著皇帝放賞后，家人們立刻把銀子帶回去。

但是這群窮的眼睛發藍的涇原兵們直到離開長安也沒見到皇帝的賞錢，因此感到十分失望，這時皇帝派京兆尹王翃前來勞軍，王翃帶來的只是一些粗茶淡飯，這群涇原兵一看當時就不干了。

涇原兵們稱：我們替皇帝打仗命都不要了，如今居然吃不飽，吃不飽怎么打仗，打不了，根本打不了，聽說長安城中瓊林、大盈兩座倉庫，里面金銀珠寶很多，不如自己去取出來分了。

涇原兵的首領姚令言聽手下有如此想法大驚失色，他一面出面勸阻手下將士，造反可不是鬧著玩的，一面趕緊給唐德宗寫信說明事態的嚴重性。

唐德宗也趕緊命人送來布帛二十車去安撫士兵，但是一切都已經晚了，叛軍已殺至丹鳳樓，當時大多數禁軍都被派出平叛，京城內兵力空虛，唐德宗見大事不妙立刻帶著家眷、百官逃出長安。

皇威掃地

逃出去的唐德宗在奉天固守待援，占領長安的涇原兵們在將府庫洗劫一空后擁立了太尉朱泚為帝，一開始朱泚還想拒絕，但是叛軍們表示如果拒絕就做掉他，朱泚無奈，只得同意登基為帝。

朱泚曾經是幽州節度使，是見過大世面的，他命令涇原兵和愿意與之合作的京城禁軍全力追擊唐德宗。

叛軍的兵力多于德宗軍隊，德宗只得與眾臣龜縮于奉天城內。

叛軍圍城達40余日，城內的德宗等人一度十分絕望，德宗數次與群臣抱頭痛哭，并稱如果守城不順利，可以綁了自己交給叛軍，還不止一次動了退位的念頭。

德宗被圍困后當然要號召天下兵馬勤王，但當時能勤王也愿意前往的軍隊的確是不多，最后是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神策軍行營節度使李晟趕來救援，才擊敗了朱泚率領的叛軍，解了奉天之圍。

你以為這就完事了，并沒有，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因為感受到自己被唐德宗猜忌，前往長安與朱泚合作，準備合兵一處一同消滅李晟。

后來朱泚和李懷光又分道揚鑣，李懷光逃往河中，朱泚孤軍無法守住長安，遂棄城而逃，逃往路上被手下殺死，唐德宗得以返回長安，涇原兵變才算告一段落。

奉天之圍解后，唐德宗曾下罪己詔，態度極其謙卑，以“小子”自稱，在罪己詔中，唐德宗赦免了先前反叛的所有關東將領。

這里要說一個細節，涇原叛軍圍困唐德宗于奉天城40余日而不得破城，這當然與德宗麾下將士愿意死戰有關，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叛軍推舉的皇帝朱泚調不動涇原叛軍。

這幫驕橫的涇原兵不但敢不聽大唐皇帝的命令，也敢不聽他們推舉的皇帝朱泚的命令，已經占領了長安搶到金銀的涇原兵在之后的戰斗中并不積極，朱泚也無法讓這群驕兵玩命攻城。

前有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的話無法約束涇原兵，后有叛軍推舉的皇帝朱泚無法調動涇原兵，看到了嗎？在這群驕兵面前，一切權威都不好使。

血盟

戰爭是最暴烈的人類活動，參與戰爭的人要拿自己的命為籌碼在鬼門關上游走，所以組織戰爭的人必須要給執行戰爭命令的士兵們一個令人信服的作戰理由。

戰爭是組織戰爭的人與士兵們用血和命簽訂的盟約，這份血盟必須足夠厚重，才能讓前線士兵為你賣命。

先來看看唐德宗與涇原兵們簽署的那份失敗的盟約吧：

涇原兵是藩鎮軍，而非直屬于唐德宗的中央軍，這就意味著平時養活這支軍隊的不是唐德宗，涇原軍平時沒吃你德宗的飯，打仗是也沒有義務給你德宗賣命，這是一個最淺顯的理由。

當然，即便平時不是朝廷供養這支軍隊，大唐皇帝也有辦法讓藩鎮兵為自己打仗，方法無非兩個：第一是威脅，如果唐德宗手中有足夠的直屬部隊，那么就可以以武力命令涇原軍的打仗，如果不打，中央軍可以消滅他們，這樣一來恐懼驅使下的涇原兵將不得不替大唐皇帝打仗。

然而很可惜，這一招行不通，因為當時直屬于中央的神策軍只有不足4萬，且神策軍本身也大量外調平叛，以更強的武力威脅地方藩鎮兵為你打仗是行不通的。

于是，就只剩下最后一個方法了，給錢。

注意，這里給的錢，換的只是涇原兵為你打這一場仗，如果前線戰事增多，對不起，還得接著給錢。

然而尷尬的是，唐德宗沒有認清形勢，連這第一筆錢都不想給，還幻想著可以靠著自己的皇威讓這些雇傭兵們免費為你打仗，這些地方軍平時就不是你養的，他們跟你之間沒什么紐帶，現在就是一筆交易，皇帝拿錢，涇原兵打仗，有錢皇帝是皇帝，沒錢皇帝就是個屁。

大唐軍制改革后的募兵制，本質上就是雇傭兵制度，而在雇傭兵制度下，戰爭變成了純粹的交易，雇傭兵只認錢，其對帝國的忠誠度是非常不穩定的。

但是，如果我們再往深層次想，就會提出一個疑問：府兵制的本質是帝國提供土地給自耕農們耕種，自耕農們替皇帝打仗，某種程度上講，這不也是一次交易嗎？只不過府兵制交換打仗的籌碼是土地，而募兵制是金錢，府兵制下連裝備都要士兵們自備，這不是一筆更加不劃算的買賣嗎？

如果一定把府兵制也說成一種交易也未嘗不可，但與募兵制相比，它是一種更加持久的交易，府兵上陣殺敵，甚至自備裝備上陣殺敵，交換的條件是子孫可以世代耕種這片土地，而募兵上陣殺敵，交換的只是當年的軍餉，至于唐德宗的那種請藩鎮兵馬平叛，更是一把一利索的交易，你拿錢，我替你打一仗，想讓我繼續打仗，對不起，接著拿錢。

一個國家請雇傭兵打仗，說到底就是把國民之間簽署的長期契約變為與少數傭兵簽署的短期契約，在與國民簽的長期契約里，士兵們可以獲得的是長期收益，包括但不限于世代耕種的土地，本人和子女的享有的優先的政治權力，這種長期的契約即便士兵戰死沙場依舊有效，它對士兵們的激勵作用也是長期的。

保障這項契約能夠一直被執行的是大唐帝國的政局穩定，而皇帝是大唐帝國的最高話事人，所以府兵制下，皇帝的威嚴是毋庸置疑的。

而從府兵制到募兵制，本質上是一種契約降級，長效契約被短效契約替代，士兵不再相信自己上陣殺敵能夠讓子孫后代長期獲益，他們關心的只是當月的軍餉和臨時打仗時獲得的賞錢，而這些并不需要大唐帝國的穩定來維系，皇帝的權威也就變得無足輕重了。

一個國家想要長治久安，就絕不能把主要作戰任務交給雇傭兵，因為只為錢打仗的雇傭兵是會算賬的，如果前線拼殺的收益不如搶劫雇主，那么他們會毫不猶豫地調轉槍口反戈一擊，以武力著稱的羅馬帝國最終被雇傭兵滅國就是明證。

涇原兵變后，唐德宗從野心勃勃變得畏首畏尾，被大唐帝國賣掉的帝王威嚴，再想靠錢買回來可就沒那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