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詐洗錢調查③丨貨款成“贓款”賬戶遭凍結，“善意”賣家自證難

收到一筆貨款后，銀行卡被凍結，甚至賬戶內的錢款直接被劃走。近期，多位在糧食、數碼、金飾等行業正常經營的商家或個人賣家向新京報記者反映，他們在正常發貨、完成交易后，因收到的款項被警方認定為電詐贓款，名下銀行卡遭凍結，日常生活與經營秩序也就此被打亂。

更令他們無力的是，即便提交了一系列證據，依然無法擺脫“錢貨兩空”的結局。這背后，是不斷“升級”的電詐洗錢手法：電詐分子用贓款購買正常商品，再進行流轉從而把贓款“洗白”，使經營者被動地淪為洗錢一環。

不少被凍卡、劃扣的經營者感到不解：“我們正常做生意，怎么就成了‘幫兇’？”“受害人的損失，為什么要我們來承擔？”

從法律上講，經營者若想維護自身權益，需證明自己屬于“善意取得”，即對貨款來源違法完全不知情。然而，現實中，這條維權之路充滿阻礙：善意取得的認定標準在各地執行不一、跨區域案件協調難度大、部分執法環節存在“重追贓、輕保護”的傾向……種種因素疊加，讓許多經營者陷入漫長的申訴。

“究竟誰該為損失買單”這一問題，仍在等待一個答案。

正常交易收款，銀行卡遭長期凍結

今年11月底，陜西寶雞岐山縣一家糧食廠的老板炊俊，像往常一樣忙碌在廠區。手機上彈出一條陌生消息：一位網名叫“誠信才能贏”的用戶找上門來，自稱姓陰，是東北一家公司的采購負責人，想訂購一百多噸玉米。

炊俊的廠子開業兩年，客戶遍布全國，網上接單并不稀奇。“對方問得很仔細，玉米水分多少？容重如何？”這些專業問題讓炊俊覺得，對方是個懂行的正經買家。雙方加了微信，很快談妥價格，約定12月6日交貨。

那天一早，一個操著東北口音的男子來到廠里驗貨。過秤、看質，一切順利，最終以每斤1.145元的價格成交。下午，28萬元貨款準時打到了公司財務，也就是炊俊弟弟的個人銀行卡上，打款人名字顯示為“岳某梅”。貨隨后裝車發走，炊俊心里踏實下來，覺得這不過是一單再普通不過的生意。

12月6日，一男子來到炊俊的糧食廠里驗貨。受訪者供圖

變故發生在三天后。

12月9日，炊俊接到弟弟發來的消息：“之前收款的銀行卡被凍結，凍結單位是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公安局香坊分局刑偵大隊。”緊接著，他本人、母親，還有好幾個供貨商的銀行卡，也相繼無法使用。

問題出在那28萬元貨款上。“警方說那是涉詐資金。”炊俊立刻在微信上聯系那位“陰總”，要求對方提供公司營業執照和打款人岳某梅的身份證。“他一開始答應得好好的，說晚點就發，卡很快能解凍。”

可等來的，只有一張身份證照片。信息顯示：岳某梅，59歲，哈爾濱人。至于營業執照，對方再沒發過。“后來他干脆不回消息了。之后我們才知道，那個岳某梅，其實就是電信詐騙受害人。”

事發后，炊俊反復聯系哈爾濱警方，提交交易記錄、聊天截圖等各種證據，電話打了一通又一通，得到的回答都是“等”。

這一等，就是半個月。廠里的生意幾乎停擺：糧款付不出去，客戶的款也進不來。弟弟因為名下賬戶被定成“一級涉案卡”（直接用于實施詐騙、接收或轉移贓款的銀行卡），所有銀行卡都用不了，日常開銷全靠微信里一點零錢周轉。

和炊俊一樣，在二手平臺賣手機的李華，更早前也被卷進了一場“自證清白”的拉鋸戰中。

今年10月，他在平臺上掛出一臺手機，標價12500元。很快有買家打電話來，砍掉200塊，并提出線下交易。“談著談著，對方又說，能不能不走平臺，直接用銀行卡轉賬。我起先沒同意。但他說這樣沒手續費，方便。”幾次溝通下來，李華讓步了。他心想，“錢到賬再交貨，總不會出岔子吧？”

李華在二手交易平臺上掛出手機售賣。受訪者供圖

雙方約好10月22日見面。

交易那天，約定時間還沒到，買家發來消息：“我委托貨拉拉司機來取。”沒多久，李華的銀行卡到賬12000元，微信收到300元。貨款齊了，可他隨即發現，銀行卡因“大額資金匯入”被暫停了非柜面交易。

他馬上聯系銀行，工作人員告訴他，“錢在卡上就沒事。”這話讓他定了神，于是把手機交給了取貨司機。

當天下午兩點，李華向銀行提交材料申請解除限制。但一小時后，新消息傳來：他的卡已被昆明警方認定為“一級涉案卡”，依法凍結。他急忙追問會凍結多久，微信那頭的民警回了四個字：“不能告知。”

解卡退賠標準不一，“凍民”深陷解卡困局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在社交平臺上，有關“正常交易收款，卡卻被凍了”的話題正引發大量討論。其中有不少求助帖，發帖人遍布煙酒、糧食、建材、商超等各行各業。他們的遭遇如出一轍：因被動接收了涉案資金，銀行卡遭到凍結。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顯示，刑事案件中凍結存款、匯款等財產的期限通常為六個月且每次續凍最長不超六個月，重大復雜案件經設區的市一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準，凍結及續凍期限可延長至一年。

社交平臺上，求助者的銀行賬戶凍結期限短則一個月，長則達到一年的最高期限，正常經營與生活節奏被打亂，焦慮在許多人中蔓延。

社交平臺上，不少網友發帖稱收到涉詐貨款后，銀行卡被凍結。網頁截圖

李華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卡已被凍結兩個月，解凍之路依然看不到頭。工資卡連同另外三張銀行卡都無法使用，他不得不向“12389”公安機關和民警違紀違法舉報平臺反映，經過一番協調，才獲得每月將工資取出轉存他處的權限，維持應急。

但比生活不便更讓他擔憂的，是那個看不見的“涉詐”嫌疑標簽。前段時間，他去營業廳辦理電話卡，系統提示他處于“企業黑名單”中。“雖然最后卡辦下來了，但將來我要辦新銀行卡、申請貸款，會不會受阻？”

焦慮驅使下，李華開始在網上搜索“解卡”經驗。他看到有人分享，只要向警方充分證明自己是“善意取得”貨款，卡就能解凍。咨詢民警后他得知，所謂“善意取得”，核心有兩點：一是在交易時對資金涉詐完全不知情；二是交易價格合理，符合市場行情。

仿佛抓住了一根稻草，李華立刻整理好所有證據：與買家的完整聊天記錄、手機的購買憑證、銀行流水、微信轉賬截圖……他將這些材料提交給了昆明警方，期盼著能換來清白與解封。

然而，警方的回應讓他瞬間跌入谷底。他告訴新京報記者，民警的原話是，“如果案子查不下去，找不到最終的責任承擔者，你的卡就解不了。”

“那是不是意味著，除非我認下這筆損失，否則卡就永遠凍著？那我的損失，又該由誰來承擔？”李華疑惑。

12月17日，反詐民警再次來電。電話中，民警告知李華刑事嫌疑已基本排除，但也明確指出，他脫離平臺交易且在賬戶已出現異常提示后仍堅持發貨，確實存在過錯。民警建議他，主動聯系詐騙案件中的受害人，協商退還部分資金。

第二天，李華撥通了那個民警提供的陌生號碼。電話那頭聽起來是一位中年女性。她告訴李華，自己的手機當時被遠程操控，糊里糊涂之下，錢就被轉走了。李華提出，大家同為受害者，但他愿意退還賣手機所得的300元利潤，對方沒有同意。他將金額加到了1000元，對方的態度依舊堅決：“至少5000元。”協商就此卡在了這里。

李華的困境并非孤例。不少經營者向新京報記者反映，部分凍結機關將“退還涉案資金”作為解卡的前提條件。記者了解到，許多與李華處境相似的經營者，為了盡快讓生活重回正軌，往往選擇妥協，先行墊付退賠。退賠的金額并無定數：有的被要求全額退還，有的經過談判后承擔一半損失，只有少數幸運者，能勉強保住貨物的本金。一旦錢款退還，銀行卡通常便能隨之解封。

在李華看來，讓無過錯的交易方承擔主要損失，并不合理。他認為，自己屬于法律意義上應受保護的“善意第三人”，即在全然不知情的情況下，通過合理對價的合法交易獲取財產的一方。用更通俗的話說，就是“不知情的無辜賣家”。

“我一個普通人，在交易那一刻，怎么可能去追溯、辨別對方給的錢來自哪里？”李華說，如果他因為沒有核實買家身份而有過錯，那么電信詐騙的受害人，是否也應對自己轉賬的疏忽承擔一部分責任？

主張“善意取得”遇阻，貨款被劃扣引爭議

比起凍結期限不明的漫長等待，更讓經營者感到無助的是另一種情形：賬戶里的資金被直接劃走，而早已交付的貨物仍不知所蹤。這種“錢貨兩空”的困境，正發生在一些普通賣家身上。

大約兩年前，原曉購入金條打造了三只金手鐲，一只30克，兩只各20克。婚后，隨著孩子出生、家庭開支增大，加之金飾長期閑置，他便將手鐲掛上了二手平臺，想換些流動資金。

原曉在二手交易平臺上掛出的金手鐲。 受訪者供圖

很快，一位網名叫“長島冰茶”的買家聯系了他。“那時金價大約每克700元，金飾售賣價通常還能高出100到200元。”幾番協商后，雙方以每克800元的價格達成一致，總價5.6萬元，并約好4月7日線下見面交易。

聊天記錄顯示，交易前一天晚上，買家以微信、支付寶轉賬有限額為理由，詢問能否直接轉賬至銀行卡，原曉同意了。第二天，買家又發來消息，說自己臨時在外地，會委托朋友上門驗貨并付款。

原曉回憶，交易當天，對方通過銀行卡向他妻子的賬戶轉了5萬元，剩下的6000元則用微信支付完成。“來取貨的人戴著口罩和墨鏡，我們雖覺得有點異樣，但交易順利完成，就打消了顧慮。”

交易次日，原曉妻子名下的多張銀行卡突然無法使用。銀行告知，賬戶被四川省宜賓市公安局南溪區分局凍結。警方解釋，到賬的5萬元屬于一起詐騙案件中的被騙資金，該賬戶因此被認定為“一級涉案卡”。

事發后，原曉開始了漫長的申訴。他通過12345熱線、信訪辦、兩地警方協調等多種途徑提交材料，包括金條購買憑證、平臺聊天記錄、交易錄音、地點信息乃至證人證言，證明這5萬元屬于善意取得，自己對買家的資金來源毫不知情。然而，今年8月，這筆錢依然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劃扣，返還給了詐騙案的受害人。

“警方最后只說證據不足，不能認定善意取得。可到底缺什么證據，也沒有告訴我。”原曉說，錢被劃走的同時，他賣出的金飾也下落不明。他曾聯系宜賓警方追問金鐲去向，對方表示交易發生在成都，應向成都警方報案。而成都民警則告訴他，“金飾追回的概率很小”，建議他再與宜賓警方溝通。

類似的情節，也在另一位賣家陳清身上重演。今年6月22日，陳清在某二手平臺出售106.45克黃金，總價83400元。買家自稱同樣住在上海，雙方約好在陳清家樓下見面交易。人還沒見到，陳清就先后收到了8萬元的銀行卡轉賬和3400元的支付寶轉賬。

當晚，他的銀行卡就被河南新蔡警方凍結。7月23日，陳清專程從上海趕到新蔡縣公安局說明情況、配合調查。盡管警方排除了他的犯罪嫌疑，次日，卡內的8萬元貨款仍被全部劃走。

陳清卡內的8萬元貨款被全部劃走。受訪者供圖

原曉至今仍在四處申訴，那筆被劃扣的貨款，相當于家里一人一年的工資收入。他想不明白，自己通過公開平臺交易，價格符合市價，也配合完成了線下驗貨交付，對買家背景全然不知，為何最終成為損失的承擔者？“如果真要追繳涉案財物，難道不該去追那只金手鐲嗎？為什么是我賣貨得來的貨款？”

今年8月，原曉以“公安機關無權劃扣善意售賣所得、損害公民合法權益”為由，將宜賓市公安局南溪區分局告上法庭。

經營者陷“自證善意第三人”難題

多名專家向新京報記者指出，當前大量“涉詐交易糾紛”出現，其深層原因是追贓挽損與保護善意第三人合法權益之間的艱難平衡。

陜西省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眾致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劉東晨，今年已經代理了多起類似案件。在他看來，從法理上講，權利與義務應當對等。“如果警方將一筆貨款作為贓款返還給電詐受害人，那么與該筆貨款相對應的、經營者已交付的貨物，理論上也應作為贓物向詐騙分子追繳。”劉東晨解釋，“不能只挽回一方的利益，而讓另一方承擔全部損失。”

“但詐騙分子非常狡猾，他們刻意將資金流、經營者、貨物交付地和受害人分散在全國不同地方。”劉東晨指出，這種跨地域、多環節的作案手法，使得案件偵辦必然涉及多地警方。而在現有的警務協作體系下，跨區域協調成本高、效率受限，導致追查下落不明的貨物難上加難，最終往往只能凍結最容易觸及的末端收款賬戶，使得經營者陷入“錢貨兩空”的境地。

法律并非沒有為“善意取得”的經營者提供保護。根據2016年“兩高一部”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如果被告人已將詐騙財物用于清償債務或轉讓給他人，只有在四種情況下才應予追繳：對方明知是詐騙財物而收取；對方無償取得；對方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取得；取得財物源于非法債務或違法犯罪活動。而他人善意取得詐騙財物的，則明確規定“不予追繳”。

“條文是明確的，但關鍵在于如何認定‘善意取得’。”劉東晨分析，在實踐中，警方的判斷通常基于兩方面：一是商家是否明確知道貨款涉詐；二是經營者是否“應當知道”交易存在明顯風險卻未履行審慎義務。

其中，“應當知道”往往成為認定中的模糊地帶與爭議焦點。如果交易過程存在某些“不合規”特征——脫離平臺進行線下交易、規避對公賬戶而使用個人賬戶收款、在賬戶已出現異常提示后仍堅持發貨等。因此，即便經營者能提供完整的聊天記錄與轉賬憑證，警方仍可能認定其未充分盡到審慎注意義務，從而推定其“應當知道”風險，難以支持其“善意取得”的主張。

“這種情況下，經營者想自證‘完全不知情’，是非常困難的。”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梁健指出，現實中，“善意取得”的認定還可能受到多個復雜因素影響。如商品本身屬性（如交易黃金與交易糧食，通常被認為風險認知不同）、涉案金額大小、不同地區的執法尺度，甚至與個案的偵辦壓力有關，“受多重因素影響，可能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現象。”

原曉的遭遇便是一個典型案例。當他援引河南某糧食商28萬元資金被凍結后成功解凍的案例，向宜賓警方提出異議時，得到的回復是：電信詐騙案件的資金處置遵循“個案審查、依法認定”原則，不同案件在證據鏈完整性、資金流向、當事人主觀認知、交易模式等方面均存在差異，不具有直接類比適用性。

宜賓警方就“涉詐交易糾紛”一事答復原曉。 受訪者供圖

如何破局？

在這些矛盾交織的背景下，如何破解善意第三人權益保護不足、涉詐資金處置標準不統一的問題，正成為執法實踐與公共討論中的焦點。那么，破局的路徑在哪里？多位專家與先行地區的實踐提供了一些方向。

“要推動問題的解決，必須從多個層面采取措施。”梁健教授指出，首當其沖的是執法層面，需制定更為細化、統一的“善意取得”認定標準和涉詐資金處置工作指引，以最大限度減少地區差異和執法隨意性。

目前，已有地方邁出了探索性的一步。今年12月1日，《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電信網絡詐騙法〉辦法》正式施行，這是全國首部反電信網絡詐騙領域的地方性法規。

“辦法的第二十四條明確規定，如果賬戶內流入的涉案資金，是當事人提供商品或服務、并已完成交易所收取的市場合理對價，查證屬實后應當及時解除凍結。”浙江大學數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長高艷東解釋道，這一條款進一步界定了“善意取得”的實質標準，不僅為善意第三人維權提供了清晰的法律依據，也切實維護了正常的市場交易秩序與安全。

此外，針對飽受詬病的“賬戶內一分錢涉案，整張卡被全額、長期凍結”以及“超范圍、超時限”凍結亂象，該辦法也作出了嚴格規范，要求公安機關凍結資金時，不得超權限、超范圍、超數額、超時限；對不符合整體凍結情形的賬戶，應當在查明后及時變更為限額凍結。“這一規定，為平衡‘打擊犯罪’與‘保護合法財產權’，提供了具體的執法標準。”高艷東說。

該辦法第三十三條同樣備受關注。梁健教授指出，該條款明確了處置涉詐賬戶后的告知義務與申訴路徑，還專門打通了“96110”這條申訴通道。梁健認為，此舉將原本零散的維權規定，整合為一條具體、可操作的流程，“讓維權不再像‘大海撈針’，同時也壓實了辦案機關的核查責任，從制度上約束了執法的隨意性。”

對于已經陷入困境的經營者，劉東晨建議“立即固定證據，依法維權。”他說，經營者應攜帶包括交易合同、資金流水、聊天記錄、物流單據等在內的完整證據鏈，前往交易發生地公安機關，以“貨物被騙”為由推動立案偵查，“如果遇到阻力，可通過12389申訴、檢察機關立案監督等法定途徑尋求救濟。”

“證據的完整性至關重要，”劉東晨特別強調，不僅要證明交易真實發生，還要盡可能證明自己履行了合理的審慎義務，比如嘗試核實過對方身份、對交易模式有過合規性考量等。

對于廣大經營者而言，更為關鍵的是強化事前防范。劉東晨提出了幾點建議：第一是堅持平臺交易。尤其在二手交易中，務必使用平臺擔保支付，避免脫離監管；第二是注意區分賬戶用途。企業經營者應嚴格使用對公賬戶收款，杜絕公私混同；第三，核實大額交易。對聲稱“公司采購”的買家，主動索要并核實營業執照等資質。同時，對于“高額急單”“要求線下或個人賬戶收款”“委托第三方取貨卻不露面的買家”等情形保持高度警惕。

“這些防范措施，不僅是降低經營風險的必要之舉，也是卷入糾紛時，證明自身屬于‘善意取得’最有力的證據。”劉東晨說。

12月24日，炊俊告訴記者，被凍結的銀行卡已于前一日陸續解凍，糧食廠的運營已經重回軌道。李華與電詐受害人之間的協商，依然僵持不下。至于原曉，他仍在等待一個來自法律的明確答案。

（文中炊俊、李華、原曉均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熊麗欣 秦冰

編輯 楊海 校對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