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真正觸動我的人和事寫出來

（來源：天津日報）

轉自：天津日報

　　“偶像讀完了我的作品”文學對談活動于11月2日在北京舉辦。馬來西亞華文作家黎紫書與中國作家遼京、孔孔、阿依努爾·吐馬爾別克四位女性，圍繞寫作歷程、生活體驗等話題展開深入交流。

　　遼京曾出版長篇小說《白露春分》《在蘋果樹上》。對她而言，寫作的動機不在于外界的肯定，而在于自己內心的表達與探索：“寫作的快樂本身已足夠，如果能傳達給別人，這就是一個完滿的結果。”孔孔出版了長篇小說《我見夕陽與朝陽無異》，她回憶童年讀《格林童話》等故事集的感受，認為人類天生喜歡故事，會從故事中認識世界。寫作雖困難，卻能讓她感到安寧。黎紫書則希望通過寫作尋找更多的知音，“有些讀者的評論甚至可以看穿我的用心，讓我感到世上有同行者。”

　　阿依努爾·吐馬爾別克是一位來自新疆的哈薩克族寫作者，也是“北漂”的單親媽媽。她的非虛構作品《單身母親日記》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是一部以她的個人經歷為基礎的作品。她回顧了自己最初的寫作：在外求學時，由于思念家鄉和親人而感到孤單，萌生了寫作的想法，“于是，那些文章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

　　寫我與女兒的故事

　　意外受到網友歡迎

　　我出生在新疆的石油城克拉瑪依。幼年，我在牧場生活過一段時間，還不認識字，但是我跟堂哥說：“有一天我一定要把這里的故事寫下來，講給別人聽。”等我離開牧場，要成為作家的夢想就漸漸淡忘了。考入中央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后，我非常想念親人，想念新疆的那種風情，于是開始寫作。

　　我寫了祖父的葬禮，如有神助，甚至覺得，是祖父的靈魂帶著我去寫的，思念家鄉的那種孤單也得到很大的疏解。這篇文章發表在《民族文學》雜志上。畢業時，本來定好要去銀行工作，但我最終還是選擇了北京的一家出版社。

　　工作五年以后，我考入北京師范大學與魯迅文學院聯辦的研究生班。老師要求每位同學說出三位自己喜愛的作家，我的答案是：海明威、蘇珊·桑塔格和金庸。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一直被海明威的硬漢風格激勵著；我也是蘇珊·桑塔格的忠實擁躉，讀她的作品，留著和她一樣的發型，效仿她的生活方式；而在我的少年時代，遠離父母寄宿生活，金庸的小說塑造了我基本的是非觀，教給我做人之道，我曾希望成為一個仗劍走天涯的人，去很遠的地方，經歷很多故事。

　　2018年5月，我女兒柯慕孜出生。半年后，我結束了婚姻生活，成為單身母親。2021年7月，我把柯慕孜接到北京。我參加過線上親子管教課程，還買了《正面管教》《兒童心理學》等書。對于柯慕孜任何一點小小的成就，我都不吝夸獎，而她對世界的每一次探索，我也都予以支持。我帶著她幾乎逛遍了北京的博物館、書店、游樂場和公園。

　　我開始寫《單身母親日記》，在微博上記錄自己和女兒的故事，意外地受到網友歡迎。在一位編輯朋友的鼓勵下，我把這些文字擴充成一篇非虛構作品，在《天涯》雜志刊發。后來，又有一部分內容在《北京文學》雜志發表，通過公眾號推送，閱讀量挺大，我的很多朋友都讀到了。我回新疆，也會在各種場合遇到這些文章的讀者。比如曾有一位哈薩克族作家，他已經六十多歲了，跟我說：“我讀過你的《單身母親日記》。”我非常吃驚，也很感動，因為我一直覺得，我這個作品會引發“狂風暴雨”，叔叔阿姨們會覺得我“大逆不道”，但反而我收獲了很多溫情。

　　我想寫宏大的山川河流

　　但家庭給了我更多感動

　　我在北京師范大學讀書時，班主任的年紀跟我一樣大，但是比我的寫作經驗更豐富，他叫我“老阿”。他說：“老阿，這一篇寫得非常差，所有的比喻句都很平庸。”很多時候，讀完一個人的作品能給出中肯的評價是很難的，所以我特別珍惜他。我發給他看的作品，其實在寫的時候都用盡了“洪荒之力”，覺得自己已經窮盡，但他還是會說：“故事情節的交錯很不合理。”

　　后來我把這篇稿子投給出版社，編輯也提了很多意見。我回家躺了兩天，崩潰了。我并不是不能接受批評，而是感覺自己改不出來。我當時想：天啊，我改不了。但躺了兩天之后，我又想：這樣不行，還是得改，又掙扎著改。其實我特別希望得到這樣的批評，對于寫作者來說，尖銳的批評是最好的幫助。雖然修改起來很痛苦，而且我覺得最后改得也不好，但那種狀態還是很開心的。

　　我喜歡遼闊、宏大的東西，我想寫山川河流，覺得家庭沒有什么值得寫的。但是，我在寫作的過程中不斷回望，我的父母，我去世的祖父祖母，還有我家族里的人，他們對我的愛護和托舉，幫我克服了很多困難。我對父母當然也有很多不滿，兒女都是這樣，覺得父母這不好、那不好，但是慢慢地我發現，我父母對我女兒的愛，跟我祖父祖母對我的愛如出一轍，這讓我非常感動。現在我偶爾還會跟媽媽吵架，我就想：有一天我老了，沒勁兒了，也會被女兒批評，被孫女批評。這讓我和媽媽達成了某種和解。

　　寫出無愧于心的作品

　　才稱得上真正的作家

　　來北京這些年，我的心態也在發生變化。二十多歲剛剛到出版社工作時，同事多是中年以上的人，他們的生活特別規律，每天很早來辦公室，按時下班，似乎永遠精力充沛。我想：他們一定是因為已經在北京扎下了根兒，才會這樣。而我卻像一只螞蚱，每天都不安分，內心很是焦慮。

　　把女兒接到北京，尤其是在她上小學之后，我們搬到離我的工作地點一公里多的地方，我每天早上騎電動車送她去學校，然后再去上班。迎著朝陽，我在二環路上奔波，身旁有很多打工的人，也騎著電動車——我看到一個大姐，背包后面放了拖把，她應該是一個清潔女工，還有一個大叔，車后面綁著個梯子，他可能是一個建筑工，而我把我的稿子放在電動車前面的筐里，我也是一個勞動者。那一刻我覺得自己的內心很昂揚，我覺得我建立起了一種非常平淡也非常安穩的生活秩序。

　　我希望能成為真正的寫作者。每當生活動蕩、忙碌，或者別的事情可能顯得更緊急、更重要，寫作按下暫停鍵的時候，我就特別焦慮和自責。但辦法總比困難多，對我來說，活在這個世界上，不能舍棄的東西是什么？就是寫作，如果每天都能寫，我會很開心。

　　一開始我用黑色的小本子寫，陸續寫了十幾個小本子。后來我發現，把它們敲進電腦依然需要時間，就改為用平板電腦和折疊鍵盤，隨時隨地都寫，有時半夜醒來，還用手機寫一會兒。我寫得斷斷續續，也總有斷斷續續的雄心——我一定會成為真正的作家，寫出真正讓我驕傲的作品，但是我也知道，在這條路上我要跋涉很長很長時間。

　　所謂真正的作家，應該是什么樣？就是全職寫作嗎？不是。我覺得要寫出真正無愧于自己的作品，才稱得上作家。我到今天也沒有放棄我的職業，我經常在辦公室跟同事半開玩笑地說：“我們這個年齡段的很多寫作者，不管生活多么潦倒，也愿意全職寫作，但我還是更愿意在生活里摔打。”

　　有人說：新疆、西藏的寫作者都端著“金飯碗”，有很多可以寫的資源。以前我不認同這句話，因為我覺得那些并不是我想寫的。這一兩年寫得多了，我成長的地方在我內心不斷地激蕩出波紋，才逐漸意識到，我確實出生在一個“富礦”，我身邊的人，包括我家族里的七大姑八大姨，每個人都是一部史詩。生活給了我足夠的“酵母”，可以生發出很好的作品，當然這需要一個過程。我希望有足夠的時間、平靜的心態，把那些真正觸動我的人和事寫出來，寫出真正無愧于自己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