頓巴斯的前世今生，為什么現在成為俄烏沖突的核心？

頓巴斯地區主要包括主要包括頓涅茨克州和盧甘斯克州。

你可能在新聞里聽過“頓巴斯”這個詞：炮火、坦克、難民、談判……但如果你只把它當成俄烏沖突的一個地理標簽，那就錯過了真正的故事。這片位于烏克蘭東部的土地，其實更像一面鏡子，照出的是帝國興衰、工人命運、語言認同，以及一個根本問題：當國家變了，人該怎么辦？

一百多年前的頓巴斯，還是一片草原。沙俄看中了地下的煤，于是鐵軌鋪進來，煙囪豎起來，大批說俄語的礦工拖家帶口遷入。他們不是來旅游的，是來挖命的。地下三百米，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空氣里全是煤塵，但工資能養活全家。久而久之，頓巴斯成了蘇聯的鍋爐房。燒的是煤，煉的是鋼，養的是整個聯盟的工業命脈。

可問題也埋下了。行政上，它歸烏克蘭管；經濟上，它靠俄羅斯活；文化上，人們看電視看莫斯科臺，罵人用俄語，連教堂鐘聲都帶著圣彼得堡的味道。這種三頭六臂的狀態，在蘇聯時代不是問題，反正大家都是“蘇維埃人”。可1991年蘇聯一散伙，頓巴斯突然被推到了懸崖邊：你是烏克蘭人，還是俄羅斯人？

沒人能立刻回答。

身份不是選擇題，而是生存題

2014年之前，這個問題還能糊弄過去。很多人一邊拿著烏克蘭護照，一邊在廚房里跟孩子說俄語；一邊抱怨基輔腐敗，一邊覺得莫斯科太遠。但那年春天，基輔廣場上的革命徹底撕開了這層薄紙。新政府上臺后，開始推動“去俄化”：學校改用烏克蘭語教學，電視節目減少俄語內容，甚至有人提議把俄語踢出官方語言行列。

對頓巴斯人來說，這不是政策調整，是文化驅逐。一位頓涅茨克的老教師曾對我說：“我教了一輩子書，用俄語講普希金、講物理、講人生道理。現在告訴我，我錯了？我的語言是‘敵人的’？” 這種被否定的感覺，比失業更傷人。

很快，抗議變成了武裝沖突。不是所有人都想打仗，但當你的語言、記憶、生活方式被貼上“不愛國”的標簽時，反抗就成了本能。而莫斯科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它送武器、派顧問、后來干脆直接出兵。基輔則咬定這是“外國侵略”，必須武力收復。兩邊都說自己代表“正義”，可夾在中間的普通人，只知道自己失去了家園、親人，還有未來。

工業輝煌之后，只剩廢墟與困惑

頓巴斯的悲劇，不只是政治站隊那么簡單。它背后是一個更大的故事：工業時代造就的共同體，在后工業時代如何自處？

想想看，一座城市因煤礦而生，幾代人圍繞著礦井生活。父親下井，兒子進鋼廠，女兒在醫院上班。他們的身份不是“烏克蘭人”或“俄羅斯人”，而是“頓巴斯人”。他們的驕傲來自高爐的火焰，來自集體宿舍里的鄰里情，來自節日里工廠發的香腸和伏特加。這種認同，比護照上的國名更真實。

可當煤礦枯竭、工廠倒閉，國家又急著“向西看齊”，這些曾經的“建設者”突然成了“落后分子”。沒人問他們想要什么，只告訴他們該說什么語言、該信什么價值觀。于是，有人拿起槍，不是為了普京，也不是為了澤連斯基，而是為了證明：“我還存在。”

這解釋了為什么頓巴斯的戰斗特別慘烈。這不是邊境沖突，而是家門口的內戰。鄰居打鄰居，親戚打親戚。有頓涅茨克的老人告訴我，他兩個孫子，一個加入烏軍，一個加入親俄民兵。他們小時候還在同一個院子里踢球。

國家畫線容易，人心劃界難

現代國家喜歡整齊劃一：一條國界，一種語言，一個民族敘事。但現實世界從來不是這樣。頓巴斯就像一塊地質斷層。上面是烏克蘭的國旗，下面是俄羅斯的廣播，中間是幾代人的混雜記憶。強行把它塞進非此即彼的框子里，只會引發地震。

其實，類似的困境在全球都有。比利時的弗拉芒與瓦隆，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甚至美國的紅藍州……但很少有地方像頓巴斯這樣，被大國博弈碾成粉末。西方說這是主權問題，俄羅斯說這是保護同胞，可沒人問頓巴斯人自己怎么想。

最近幾年，隨著戰爭持續，越來越多當地人開始沉默。不是他們沒立場，而是發現無論選哪邊，日子都不會變好。一位盧甘斯克的婦女在逃難時對我說：“我只想孩子能上學，不用躲炮彈。至于國家叫什么名字……真的那么重要嗎？”

這句話，或許才是頓巴斯最深的傷口。

別再把人當成棋子

頓巴斯的故事，不該只是地緣政治的注腳。它提醒我們：國家可以重劃邊界，但人心不能一鍵格式化。那些被工業文明召集而來的人們，他們的后代有權擁有復雜的身份，而不必在忠誠與背叛之間做生死抉擇。

今天，頓巴斯的礦井大多已廢棄，高爐銹跡斑斑。但歷史沒有沉睡，它只是在等待被真正理解。也許有一天，當炮聲停歇，人們會重新坐下來，不是談領土歸屬，而是談如何讓說俄語的老師繼續教書，讓烏克蘭籍的工人安心養老，讓孩子們不必在“你是誰”這個問題上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