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遺研究與實踐的多維視角丨孟凡行：何以為生：人工智能時代手工藝的“存在論”

主持人語

在數智技術深度重塑人類生存圖景的當下，人文社會科學關注的主體性、感性經驗與實踐方式都面臨著新的挑戰。如何重新界定“人”之主體性成為新的課題。孟凡行教授《何以為生：人工智能時代手工藝的“存在論”》一文，正是試圖在這一宏闊的時代背景下，為手工藝尋找新的理論錨點。文章從人工智能快速演進的現實出發，將手工藝問題提升至存在論層面加以審視，嘗試在當代技術語境中重新理解人的主體性。作者敏銳地指出，區別于AI算法所生成的絕對齊整，手工藝品因人的能力限制而留下的“瑕疵”，在本質上構成了確證人類主體性與時間性的物化媒介。文章結合“述作之爭”的哲學命題，辯證分析了技術創新與文化傳承的關系，提出以具身性勞作應對人工智能對人主體性的挑戰，為理解人類勞動的價值變遷提供了跨學科的分析框架。

——專欄主持人：唐璐璐

主持人介紹

唐璐璐，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遺產理論與政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遺產旅游等。著有《朝向未來的遺產共同體：文化遺產保護與旅游開發的協調機制研究》，譯有《文化遺產的觀念》，發表中外文學術論文、譯文多篇。

作者簡介

孟凡行，山東壽光人，國家重大人才工程青年學者、江蘇省“社科優青”。現任北京師范大學未來設計學院/人文和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雙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廣東省嶺南文化研究基地（北師大）執行主任、首席專家。兼任國家一級學會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副會長、國家級智庫中華民族視覺形象研究基地研究員等職。曾任東南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東南大學藝術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所常務副所長、中華民族視覺形象研究基地主任助理等職。主要從事藝術人類學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等領域的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點、一般、青年等項目4項，出版專著3部，在中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數十篇，多篇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人大復印資料《藝術學理論》《文化研究》《造型藝術》等轉載。獲教育部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青年成果獎等獎項。2024-2025年連續入選“中國知網高被引學者TOP1%”。

何以為生：

人工智能時代手工藝的“存在論”

摘 要

人工智能正朝著替代人類目前大多數工作的方向發展，這不僅會使人類賴以“安其所”的物理世界發生根本性變化，也可能使人類得以“遂其生”的精神世界發生決定性倒轉。以大語言模型為底層架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數學和統計學方式表征世界，其語言創世的局限性、生成機制和過程的不透明性以及用形式相關替代意義關聯生成知識的方式對人的主體性和人類文明的延續構成了威脅。應對的關鍵或許在于持守建立在感性基座上的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以廣義手工藝為核心的具身性勞作對保養人的感性能力，進而提升人的認同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將此著眼人類未來的“生或不生”問題和先秦諸子操心中華前途的“作與不作”問題相對照，可生發出不少學術新見，亦可為應對當前的存在論危機提供有益借鑒。

關鍵詞

人工智能；主體性；存在論；

具身性勞作；手工藝

近年來，以大語言模型為底層架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狂飆突進，在各個領域攻城略地。在生物學領域，AlphaFold2已經預測了超過2.14億個蛋白質三維結構，而以往人類科學家依靠X射線晶體學和冷凍電鏡需要耗時數月甚至數年才能預測1個。其升級版AlphaFold3甚至能夠準確預測生物分子間的相互作用，這是以前的人類科學家不敢想象的。在公認智力程度最高的數學領域，計算機科學家克里斯蒂安·塞格迪（Christian Szegedy）堅信“超人AI數學家”會在2026年誕生，并且“一旦擁有了推理這種新技能，AI不僅可以擁有人類的直覺，而且還將大大超越”。這一判斷在實踐層面獲得了進一步呼應。2025年5月17至18日，30位頂尖數學家秘聚UC伯克利分校，用高難度題目考問OpenAIo4-mini，結果集體折服，有參與出題的數學家認為其已達到數學天才級別。如果跟進全球范圍內人工智能領域的發展，類似的例子讓人應接不暇。現階段的人工智能是一種數學表征，蛋白質結構預測、數學論證、計算機編程等領域本屬其擅長領域。雖然人們對其取得的成就感到震驚，但這些進展仍可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參與上述數學測試，在人工智能數學應用領域造詣深厚的數學家何楊輝的評論別有深意。他說，人類有歸納、反證等證明方法，人工智能都會用，現在它又發明了恐嚇法（proof by intimidation），因為它說的每句話都帶著不容置疑的語氣，讓人敬畏。這就不是通常理解的推理或者數學所能統攝的問題了，因為自信和語氣已關涉到意志和情緒層面。根據圖靈獎得主約書亞·本吉奧（Yoshua Bengio）最近在北京智源大會上的主旨發言，人工智能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自我意識，且大約在五年內將達到人類水平。與數學和計算機領域集中呈現人類的理知力不同，文學和藝術通常被認為是感知力領域，這應該是人工智能不擅長的。出乎意料，它在這一領域也玩得風生水起。有資深學者細致地羅列了近60年來世界范圍內，計算機和人工智能在美術、音樂、文學、電影等領域參與藝術創作獲得的系列成就后，得出結論：“沒有一種藝術體裁能攔得住人工智能進入，沒有一種藝術體裁能復雜到人工智能無法參與創作。”正因為如此，人工智能參與藝術創作相關話題引起學界關注，并于ChatGPT問世后呈井噴之勢。有意思的是，有關人工智能藝術的話題熱度不減，相關論文數以千計，并且不少研究從人的主體性和創造力角度對這一話題展開了較為深入的探索，而和藝術同根同源，且目前仍有千絲萬縷聯系的手工藝卻鮮有人關注。少數涉及此話題的研究大多在談如何借助人工智能技術賦能手工藝類非遺的傳播和傳承，從理論層面展開思考的屈指可數。看來根源于身心二元論并表征于腦體二分勞動所造成的藝術與手工藝之間的區分仍然強烈地影響著人們的問題意識。那么，手工藝確如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只是一種技術或技能，在未來的技術大發展時代必然消亡？由于其注重操作，缺少精神性和思想性，對人工智能時代有關人的存續問題缺少反思價值？等等。本文以此為問題起點，從“以人為本”視角，提出一種分析人工智能時代手工藝和人類存續關系的新思路。

一、何以為生與以何為生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并非新鮮事，這個概念早在1956年的達特茅斯會議上就被提出了。人工智能的各類應用早已遍布各角落，特別是在工業生產和醫學影像等領域，但為何近些年才引起人文學界的集中討論？或許是近些年人工智能越來越有超越人類的跡象，且這種超越并非在大多數人習焉不察的工業生產或專業領域，而是深入了日常生活領域。如果說2016年Al-phaGo擊敗國際圍棋冠軍李世石主要是憑借計算機遠高于人類的計算速度，仍然屬于“機器跑得比人快”的可理解范圍，那么以大語言模型為底層架構的ChatGPT、DeepSeek等則通過文生文、音生文、文生圖、文生音、文生視頻等方式大舉進入人文領域，且越來越呈現出比人想得好的趨勢，這勢必引起人文學者的探究欲望。這可能是現代學術史上人文社科學者對本不屬于自己研究領域的一種對象給予的最大規模和最深程度的關注，因為人工智能的發展威脅到了人文的基礎，也就是人的主體性。

人的主體性危機出現過不止一次了，馬克思發現的“異化勞動”就是最經典的觀察。如果說馬克思發現的異化對人主體性的攻擊主要表現在生產層面，那么人工智能對人主體性的威脅則推進到了包括生產和生活在內的所有層面。在生產層面，多數人面臨的恐怕不是異化，而是連被異化的機會也被剝奪了，因為人工智能會取代人類的大部分工作。失去工作的人們，若想獲得有意義的生存，只能將大部分活動壓縮到生活領域。然而，給人類生活帶來重要生存意義的人文和藝術也難逃人工智能的異化。于是人類遭遇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主體性危機，“何以為生”成為人文研究面臨的首要問題。

何以為生，也就是如何有意義地生存，是存在論層次的問題。有關人的存在問題，如果不停留在形而上學層面的沉思，而是聯系現實世界，那么就離不開方法論層面的思考。由此，人何以為生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通過“以何為生”展開思考。就本論題來說，可轉化為三個問題：手工藝以何為生；人工智能以何為生；從人何以為生的角度審視兩者之間的關系。

刨木，孟凡行2005年8月攝于貴州六枝。

第一個問題，可以借由手工藝如何發生來觀察。中國科學技術史和手工藝研究領域的權威學者華覺明認為：“人類早期用雙手（以及其他肢體）借助工具（以及簡單機械）造物。這種旨在造物，亦即創造第二自然或者說是人工自然的勞動，我們稱之為手藝或手工。”這是對手工藝較為簡潔的定義，其他加上了設計因素的定義是因應手工藝的審美化發展對此定義的擴展。此定義雖簡潔，但仍不夠徹底。“人類早期”似無必要，因為無論在人類的哪個時期，此定義的內核都適用。“簡單機械”難以劃定范疇，因為簡單和復雜是相對的概念。此處的關鍵不是機械結構的簡單或復雜，而是機械使用在手工藝勞作過程中的地位。如果此機械不危及人對手工藝過程的整體性理解，可將其視為工具性機械。反之，則可視為智能性機械。由于智能性機械不僅參與具體工藝操作，還參與工藝設計，也就是說這種機械從思想和實操兩個層面深入手工藝過程，從而使得整個過程不再透明。其中人不能掌控，反過來影響甚至掌控人的地方很多。這就妨礙了人對手藝過程的整體理解。鑒于此，該定義可進一步簡化，比如手工藝是人徒手或直接操作工具（以及工具性機械），通過改變材料形制造物的行為。

此定義中，造物主體的處境是一個深層次問題。人造物是沒有問題的，但人在何種境況中造物是有討論余地的。華覺明的手工藝定義強調“人類早期”，標識了手工藝在人類發展中的原初性質，同時也謹慎地為以后，特別是因工業和信息革命而發生巨大變化的現代社會中的手工藝的性質留出了討論余地。手工藝并非作為個體的人制作一件東西那么簡單。《考工記》有云：“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為良。”天時、地氣、材美、工巧，并非客觀世界本有，而為人文化之。也就是說，人是在一個人文世界中造物的。正如現象學發現的，任何意識都有意向性，都內含對象。手工造物是一種意識活動，自然也有意向性。且這種意向性絕非個體性，而是社會性。造物之所以講究天時、地氣、材美、工巧，就是造物有目的和要求。目的和要求常常是外在的，但如何實現以及實現得如何卻是內在于自我的。手工造物主體的自我要求可視為通俗意義上的工匠精神。即便是自我，也不全是個體所能判斷和決定的，因為何者為“良”，絕非個體所能決定。水平再高的大師也離不開社會的評判，不然就難以進入社會，也進入不了歷史，自然也不為人所知。這樣的大師可能存在于理念中，而不存于現實中。手工藝的存在依賴于手工藝人制作良品，而良品由基于一定人文世界的品位和俗制的社會判定。這決定了手藝人必須與人文世界保持密切聯系。但是這種聯系難以直接發生，只能通過自己和周邊萬物交互的方式實現。由此思之，如果借鑒笛卡爾的方法，給手工藝尋找一個存在論層次的邏輯判斷，可能是人以具身性勞作的形式和萬物的互動。

畫坯，楊格格2021年7月攝于江西景德鎮。

第二個問題，可以借由人工智能如何發生來觀察。人工智能有多個分支領域，基于深度學習開發的各類大模型成為其中翹楚。其中在思想層面引起人們廣泛關注的是大語言模型。雖然從人工智能技術模型的角度看，大語言模型（如ChatGPT、DeepSeek）只是眾多大模型中的一種，但從廣義語言的角度來看，其他的大模型，比如圖像生成模型（如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視頻生成模型（Runway Gen、Sora），還有語音和音頻生成模型等依賴和生成的也是一種語言。更有討論價值的或許是，相對于某一領域的專用大模型，更加通用的大語言模型與人們的日常交互更多，影響也就更大。畢竟聊天（包括文字交流）是人們主要的日常交往方式，人們往往通過聊天了解和評判一個人。大語言模型因為太會聊天、太會寫作而被很多人認為其智能已超過人類，從而引起廣泛關注。

這么厲害的大語言模型是如何產生的呢？算力、算法和算料被公認為人工智能的三要素。算力是基礎設施，算法是運行規則和方法，算料是材料。大語言模型的算料主要是各類文本數據，其形態是文字和言語（對話生成文字）。大語言模型通過對數以億計的海量文本的預訓練，基于不斷變動的上下文關系，統計生成下一個文字或符號。究其根本，大語言模型雖然很會聊天，能夠生成超越常人水平的詩歌和文章，在某些領域已達到專家級水平，但其發生邏輯是統計概率。統計是科學活動，這與人文活動有很大不同。前者的關系更確鑿，后者的關系更靈動。兩位員工談工作，本質上是科學活動，因為其指向明確的功利性目標。解決工作目標，程序之間的相關性必須清晰可靠，且越短越好。聊天則不同，很少有人聊天會預先設置固定話題，也很少會規定時間。聊天經常是東拉西扯，聊到啥時候算啥時候，且往往時間越長越好。在各種因緣際會中，記憶可能被勾起，靈感可能會迸發。即便沒有記憶和靈感，好的聊天也會帶給人愉悅的心情和美妙的回憶。為何？蓋因聊天是情緒和感受，而非計算和推理占優勢的活動，而情緒和感受的交流往往是意義產生的溫床，這是生活。相對而言，人工智能即便再會聊天，也是一種生產活動。

有了這個基礎，第三個問題就可以轉化為如何從人的生存的視角看待人文活動和科學活動之間的關系。這不是一個新問題。遠者，如莊子的人心和機心問題。中者，如維柯的詩性智慧和理性智慧問題。近者，如C.P.斯諾提出的人文文化和科學文化等，均在不同維度和程度上與此相關。實際上有關人生存的問題都是根本性問題，必定伴隨人類始終，只不過其在不同時代呈現出不同的形態罷了。這些問題既不會消失，也不會得到根本性解決，只能是一時代有一時代之解法，因此也可視之為新問題。就人文活動和科學活動之間的關系及其對人生存的影響來說，先哲固然睿見迭出，也有很多前瞻性思考。但他們畢竟沒有臨近當下人工智能的全面壓境，即便有對智能社會的思考，其想象也是有限的。比如，古人就沒有想到未來的某種機器（時下的人工智能）會拿人類最引以為傲的語言下手。語言和文字向來屬于人文學科的研究范圍，但人工智能通過科學方式切入語言研究和實踐。這一方面結束了人文學科對語言研究的霸權，另一方面也使人文學科不得不關注人工智能及其運行邏輯。其中的一個關鍵問題或許是人工智能通過將人的生活生產化進一步導向理性支配的單軌道，從而抽掉人類主體性的感性基座。感性程度降低的物質表征是人文世界的單調化，體現在勞作方面則是造物多樣性的降低。人造物品單一化的極致是絕對工業品，這種產品由于缺少人的手工痕跡，大概率會導致人類自我認同環境的消失。

前文談到，不同于人類聊天的生活性質，人工智能聊天屬于生產性質。在人類歷史上的絕大多數場景中，手工藝也是生產活動。但是按照不少主流人工智能學者的預測，隨著強人工智能和超級人工智能的實現，人類生產力將獲得指數級提升。多數人將無工可做，人類將進入閑暇社會。不難想象的是，到那時手工藝的生產性質將大幅降低，生活性質隨之提高。就個體而言，手工藝的主要功能不再是生產商業產品，而是成為人的主要生活方式。原先為人制作的生產取向，變為為己創作的生活取向。就社會而言，人們創作的成果成為大家具身性交往的主要媒介。就人類而言，手工藝品成為人類自我認同的重要信物。這點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為面臨超級人工智能，甚至一個強過人類數倍的新物種，保持人類的自我認同是人文世界存續的精神基石。

二、自我表征與主體性確認

人工智能時代，自我認同將成為難題。雖然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時間不短了，但仍然充滿了紛爭。根據亨廷頓的說法，21世紀人類之間的紛爭將進入“文明的沖突”階段，更顯示了人類層級上認同的廉價。人類不珍惜共同體價值，表面上看是利益導向，深層來看是認同資源不稀缺。人類的自我認同問題將在人工智能時代發生巨大變化，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認同資源變得日益稀缺。為了分析此問題，有必要做一個思想實驗。

（一）一個思想實驗

超級人工智能實現后，硅基智慧生命瞬間誕生，由于其并非由人類直接創造，能力也遠超人類萬億倍，因此其對人類既不會有道德上的包袱，也不會有實力上的憂慮。由于硅基生命突破了人類的時間和空間限制，其活動場域必然擴散到宇宙層面。一個地球人被硅基生命帶到了遠離地球的某個星球，并在那里生活了數十年。除此人外，并無同類。看上去這是完全由硅基生命建造的世界，并無人類制造的設施和物品。起初，地球人尚感新鮮。日久，孤獨感吞沒了他，度日如年，時欲自裁。某日，他偶然發現一件奇怪的物品。這件物品在眾多齊整的絕對工業品中很扎眼，因為其存在若干似曾相識的“瑕疵”，仔細端詳后確認為地球人手工制作的。地球人感動落淚，此后與之相依為命，度過余生。

畫坯，楊格格2021年7月攝于江西景德鎮。

這個故事的后半段情節與湯姆·漢克斯主演的《荒島余生》有相似之處。但背景、故事主干和思想性有區別。討論此問題有兩個美好前提：第一，人類沒有滅亡；第二，地球仍是人類的家園。人類在地球上落得像湯姆·漢克斯在荒島求生的那樣的情況不多。即便有人想體驗，也沒有那么多“理想”的荒島。但宇宙浩瀚，星球沙數。在硅基生命時代，個人獨居一個星球的機會大把存在。就此來看，上述故事邏輯在線。這為下文的理論分析塑造了現實感。

（二）齊整與完美

地球人生活的星球世界為硅基生命建造，所有設施和物品只有機味，沒有人味。其樣態非人類所能想象，但可基于一般邏輯做一番高度壓縮版的猜想。比如，一個高度自動化的無人生產車間，里面的所有設施和物品都是由高精度的機械生產出來的。這樣的物品可以用“齊整”來描述，因為其毫無瑕疵。所謂齊，指的是規格整體劃一；所謂整，指的是完整而無瑕疵。

雖然人類領悟“日中則昃”“亢龍有悔”的道理，但齊整曾是人類造物追求的最高目標。繪畫追求逼真，雕刻追求如機床般精準，音律追求如數學般嚴整，甚至做人也要如時鐘般準確，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是每天下午準時散步的康德。工業生產理論上可以達到齊整，但人類畢竟能力有限，這種齊整與高等級智慧生命達到的水平不可同日而語。劉慈欣在小說《三體》中描寫的三體世界用來摧毀人類太空艦隊的“水滴”飛行器可作為有限參考。這種飛行器外形呈現出人畜無害的水滴形狀，表面“在一千萬倍的放大倍數下，仍是絕對光滑的鏡面”。由于硅基生命的智慧可快速無限迭代，其制作工藝水平的齊整度不會低于“水滴”。這種工藝水準在人類識別系統中是毫無瑕疵的。從認識論上來說，這是“神作”，非人所能理解。由這樣的設施和物品營造的生存環境，對人類來說只有觀賞價值，而無生存價值，更無生活價值。這是一個完全隔絕了人氣和人味的絕對時空。在這樣的世界里，地球人的意義感無從產生。因此，時間稍長，必然失去生存下去的欲望。

與之相比，人類的手工藝品雖難以做到齊整，卻是完美的。中國思想傳統對美大體有兩種交織在一起的理解：一是“羊大為美”；二是“羊人為美”。前者是物質的豐美，后者是人文的醉美。在后世發展中，后者慢慢居上，占據主流。物質層面的豐富、齊整固然是一種美，但一旦達到某種程度就必然會退出美的領域。人文或者精神層面的美則是無止境的，這種美的內核是建立在主體認同基礎上的人生意義的展開。在本文議題下，可從三個方面展開分析。

第一，手工藝品的“瑕疵”確證人的主體性。不同于絕對工業產品的齊整無瑕，手工藝品遍布“瑕疵”。這些瑕疵并非制作者有意為之，而是由于人的能力限制造成的痕跡。這些痕跡并非遺憾，而是人存在和為存在而奮斗的證據。就手工制作者來說，這些痕跡是其造物過程中的“路標”。這些“路標”的排列體現出一種人文時間性。人們對這種時間性的感知構成了人生命體驗的內核。無數類似生命體驗的涌動和交織，為人類文明的綿延發展提供了不竭動力。就手工藝品的接受者，比如上述思想實驗中的地球人來說，物品上的“瑕疵”讓他感受到了人氣。那些“瑕疵”所表現出來的時間性，讓他與久違的生命感和生活性得以重逢。他借助這一媒介與遙遠的同類及地球家園建立情感共鳴。當他孑然一身時，他只是他，是絕對孤獨的。當他和這個手工藝品在一起的時候，就變成了他們。若從他的視角來看，就是“我們”。從“我到我們”，雖然只增加了一個單位，但一個小的人文世界建構起來了。這使得活下去和生活成為可能。

第二，手工藝的回溯整體性方法啟發主體意義的生成。手工藝品上的痕跡不僅是造物過程的“路標”，也是人生道路的標識。有過手工勞作經驗的人對下面的描述會心領神會。不管繪畫、雕塑還是其他，操作者的每一筆、每一刀思慮的并非只是這一筆、這一刀，而是一筆看多筆、一刀看多刀。手工藝品是在胸有成竹的大方向下不斷調整的結果。高明的手工藝人在造物前雖然胸有成竹，但這個“竹”絕非確定不變。這有點像貝葉斯推理，也就是說藝人在有成竹模糊輪廓，并在每一步都回溯模糊的整體情況下下筆、下刀，同時隨著每一筆、每一刀的走勢調整著“竹”。可見，成竹并非完成的“竹”，而是在不斷回溯模糊整體的情況下不斷生成的“竹”。即便一件作品已做完，但對藝人來說這只是階段性的完成，而不是結束。就一件作品來說，每處痕跡既是上一階段的總結，又是下一階段的開始。就所有作品來說，一件作品的結束即是下一件作品的開始。手工藝品留下的痕跡，終究構成了藝人的一生。在物和事生成的回環往復中，人生展開了，而人們對這過程中的每一處痕跡駐足、品味和回望時，意義生成了。

在無數類似歷程中，人完成了對自己的整體認知。他對造物過程和不斷回溯的整體方法論的把握，幫助他建立起對人和世界互動生成的認識。這進一步引導他創造屬于自己的意義世界。

第三，手工藝過程的透明性增強主體自信。手工藝人不僅對造物有整體把握，還清楚地知道工藝過程所涉及的所有物和事。對他來說，那是一個完全透明的世界。在造物過程中，手藝人在不斷操作的過程中對物和事增添認識，同時也認識了自己，人的主體性由此建立起來。這和人工智能造物有本質的不同。暫且不談超級人工智能或者硅基智慧生命，即便只從工具的角度看，人工智能和傳統手工藝的工具也有很大區別，因為傳統工具對手藝人是完全透明的，甚至很多工具是手藝人自己制作的。真正有創造力的手藝人（包括藝術家）需要創造表達自己情感和思想的新形式，已有工具往往難以有效應對。此時，只有自己特意制作的新工具才得心應手。由于從天時到地利，從工具到材料，從人文到技術均對手藝人完全敞開，手藝人在造物過程中洞悉一切、游刃有余、騁懷游心，不斷增強著主體自信，而主體自信是人類勇于面對未知和不斷開拓創新的內在動力。

畫坯，楊格格2021年7月攝于江西景德鎮。

（三）失控感與主體性的松動

從造物過程對人的敞開度視角對比手工造物和人工智能造物，問題出現了：對大多數手工藝人來說，人工智能作為工具既不可知，也不可見。人們只能看到人工智能輸入端的想法和人工智能輸出端的成果。至于原理和過程，多數人知之不多，甚或一無所知。這自然會帶來一種隨時隨地的失控感，這種對人工智能工具感到失控的本質是對主體性的懷疑。諸如此類的問題隨之涌現：輸出端的成果是誰創造出來的？人類？人類和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按照一般邏輯，這三類主體都有可能，相應地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人工智能成果由人創造。這種觀點的邏輯簡明且堅固：人工智能是人類創造的，即便再智能，也是智能工具，因此人工智能成果只能是人類操作人工智能創作的。第二種觀點認為，人工智能的成果是由人和人工智能共同創造的。這在秉持后人類觀點的學者中比較普遍。他們認為萬物平等，萬物都有能動性，人工智能雖然由人類創造，但也有主體性和能動性，且體現出越來越大的創造力。因此，人工智能的成果是由人類和人工智能共同創造的。第三種觀點認為，人工智能成果由人工智能創造。不同于前兩者的邏輯，這一觀點的難處不在于論證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成果之間的關系，而在于人工智能和人之間的關系。如此，問題轉化為：如果人工智能成果由人工智能創造，人在這一過程中處于何種位置？眾所周知，埃隆·馬斯克等人認為，碳基生命是硅基生命的跳板。這一判斷有助于對第三種觀點的思考。人工智能成果可能是人工智能玩的障眼法。如果我們把這里的成果換成文學藝術作品，人們正在樂此不疲地做人工智能藝術，問題就嚴重了。文學藝術被認為是軟實力的一部分，向來是人類警惕性不強的領域，這也是社會變革前哨常常發生在文學藝術領域的社會原因。人工智能在此領域發力，一方面可以增強自己理性之外的能力，另一方面可對人類所特有的感性能力進行甜蜜腐蝕，從而在提高自己整體能力的同時，封鎖甚至降低人類的能力，為最終脫離人類控制創造條件。人類的理性推理能力是很難和人工智能抗衡的，如果再降低感性能力，那么人的主體性就難保了。

反之，在人工智能時代若想保有人的主體性，關鍵是要提升人的多元感知能力。而要滿足這個要求，停在“思”的層面恐怕不夠，先秦諸賢對作與不作的思考和實踐為此開了一扇窗。

三、通過具身性勞作鑄牢人的主體性

人工智能之所以引起人文思想界的高度關注，主要是人們擔心其可能發展出超越人類理解和控制的本領，進而危及人類存續。人文學界和科技界之間相互不了解久矣，多數人文學者缺乏了解人工智能這種復合高科技的知識儲備，他們主要憑借從人工智能學界和業界發言人那里獲得的一鱗半爪的信息做判斷，而經過心懷各事的傳媒過濾，這類信息往往摻雜了太多趨利性和夸張性。這導致人們對人工智能的判斷走向兩極分化，或認為其終歸是人類制造的工具，只不過自動化程度高一些罷了，不足為懼，或認為其必定引起硅基智慧生命的誕生從而取代人類，因此最好終止其發展。從人文研究的角度來看，前一種觀點缺少必要的批判意識。后一種觀點雖然有些過激，但危機意識往往能將思考導向深入，從而提高學術和思想價值。現在斷定人工智能一定取代或毀滅人類還缺少關鍵證據，退一步思考或許更現實些。人類之前的所有科技發明和發現，無論形態如何多樣，都可歸結為是在力量路徑上的前進。這類似競技體育運動追求的更快、更高和更遠。人工智能第一次讓機器走上了智能的道路，未來還有可能達到智慧路徑。這就不僅僅是工具意義上的人類肢體的延伸了，而是生成了一個讓人類足夠敬畏的他者。就此而言，人工智能并不一定會取代人類，但這種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技術，以及由此技術引發的認識論很可能導致人類社會發生巨大轉型。由此，與其拽著人工智能末世論不放，不如思考人類文明在人工智能時代如何贏得自主轉型的機會。

從存在論的角度看，不管是人在世界中存在，還是人與世界互生共在，其訴求都是面向未來的。也就是說，對人存在的分析固然可以是歷史的，但這種分析的實踐指向卻是未來的。對整個人類來說，沒有未來的存在是毫無意義的。由此觀之，對人之存在的分析只有在人類文明不斷綿延展開的運動中才有價值。然而，任何文明要綿延下去，離不開兩種基本行動，即述和作。在這一點上，理性早熟的中國先秦諸子做了大量論辯，中心議題正是文明的延續和轉型問題。討論諸子對“述”和“作”論證的具體內容非關本文宏旨，在此只采擷方法論層面之一二，為人工智能時代文明和社會轉型的討論啟發思路。

（一）“述—作”論爭

在任何社會中，實踐和理論都是不可或缺的。沒有實干就沒有現實世界，人的生存就缺乏物質基礎。沒有理論就沒有精神世界，人的生存就缺乏內在動力。在先秦諸子時代，雖然“作”也有做、實踐的意義，“述”也有理論（解釋和闡釋）的意味，卻不是主流釋義。述和作的論爭之所以從先秦一直綿延至今，蓋因其關乎人類存續之大要。在這場論爭中，最為人熟知的是孔子的“述而不作”。雖然先秦時期對述和作的釋義多樣而且難定，但兩千多年的論爭基本圍繞著孔子使用的述和作的含義展開，大體可概括為傳承和創作，在文化領域大體可對應現在的守正和創新問題。今人重視守正和創新與古人在意述和作一樣，思慮的都是如何處理好文明和社會的連續或斷裂問題。

中國思想史上的“述—作”論爭起于墨子對孔子相關理論的批判，道家、法家等主要思想流派先后加入戰團，但基本在孔子和墨子提出的思想范式內展開，其訴求、論點交織，復雜而多樣，但基本可以歸結為三類。首先需要說明的是，“作”在先秦思想中雖然內涵豐富，但大多以因循自然紋理行事為根本。如此，最為符合這一主張的第一類自然是倡導絕圣棄智、無為而治的老子和道家。第二類是倡導“述而不作”的孔子和儒家。第三類是與儒家針鋒相對、倡導勇于創作的墨子及墨家。道家嚴格因循自然，反對一切人為創作，在思想和文化層面對后世影響很大，卻在相當程度上取消了儒墨之爭，與本文所論不合，暫且存而不論。

孔子和墨子的思想均值得重視。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孔子認為，先王因循自然之理創制天下，自己不過是順述先王之作，而無創作之意。墨子對此表示反對：“吾以為古之善者則誅（述）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者益多也。”相比于孔子，墨子顯然更加務實，他基本從中立的視角看待述和作之間的關系，只要有益于社會發展，既可承述于過往，亦可創作于當下。此外，他還強調，創作是必要的，但要遵循一定規則。

儒墨“述—作”論爭至少有三個方面可作為本文的思想資源。第一，創新要有所本。孔子和墨子，以及加入論爭的其他思想家，都不否認循自然或天的重要性。第二，名實并不一定相符，而是辯證運動的。相比于其他各家，墨子有關述和作的思想顯然更符合社會發展實際，但這一思想基本被后世湮沒，而孔子的思想卻歷久彌新，直到清代考據學達到極致。儒家宗師孔子強調“述而不作”，實際上“既述且作”。繼承者孟、荀均有大量創作，發展到宋明理學階段，不管二程、朱熹，還是陸、王都建構體系，開宗立派。名為述，實為作。

第三，述作并舉，社會才能獲得良性發展。雖然孔子及其追隨者有些“口不應心”，但他們內心都認可創新的必要性。

（二）由“述—作”思想看人工智能

孔子“既述且作”。他編六經，創造春秋筆法闡發微言大義；周游列國，克己復禮；他創辦私學，引領新風，開宗立派；等等。這明顯與其倡導的“述而不作”不符。孔子說一套做一套，這里面飽含深意。

難道孔子不明白“無作不生”？顯然不是。不少學者認為“述而不作”是孔子的自謙之詞。或許孔子真有這么一層意思，但以他之通天睿智和為萬世開太平的德性，這樣理解顯然將他置于常人（先秦術語中的“小人”）之列，而非圣賢之尊。其深意或許是：第一，孔子明了只因循舊制，而不勇于創新，難以應對新形勢。但他更清楚，創新雖必要，但也有危險。這一點僅從中西方思想家都把文化創新視為斷裂就不難理解。特別對中華思想萌芽期的商周來說，文化創新意味著人跟自然或天的斷裂。時人和后世的思想家認為，這會讓禮制和道德失去合法性。第二，完全的承述是復制，這是做不到的，先秦思想家不可能想不到這一層。因此承述實際上是返本開新，且這種創新幅度小，即便出錯，對社會的危害也不大。這有點類似于社會運動中的改良。相對而言，創作則是革命。這種劇烈行動常常引起文明的斷裂。第三，創新往往帶來眼前利益，這為常人所青睞。在先秦思想中，創作是圣人的領域。常人道德和智慧水平不夠，創新往往危害社會。孔子知道自己具有創作的能力，但若承認自己創作，就自封圣人了，這與儒家倫理不符。因此，孔子雖然為社會轉型發展、文明延續而多有創作，卻不強調創作。

以上簡要討論為接下來對人工智能時代文明和社會的轉型分析帶來不少啟發。

第一，創造和人工智能技術適配的思想與文化。創新意味著利益，因此人人都想創新，但創新同時也意味著危險，且創新的程度和危險系數成正比。如果借用趙汀陽對存在論事件的界定，人工智能是頂級存在論事件。這樣的創新勢必引起人類社會的大轉型，其間人們的思想焦躁不安，文明傳承面臨巨大考驗。此時，在思想和文化領域應該采取孔子的態度，即相比于斷裂性的創新，更應該強調連續性的承述。問題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內在邏輯很可能給人類文明帶來斷裂的危險。人工智能預訓練需要大量數據，這基本依賴于互聯網上的公開數據。這些數據有的是知識，但更多的只是信息。信息雖然只是材料，但有成為知識的潛能。信息一旦經過語境化包裝，其知識性便大大增強，其中傳播力度大的，往往被視同知識。

秦淮燈彩，楊格格2022年9月攝于江蘇南京。

由此來審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知識生成，或可獲得一些有理論價值的反思。語境在相當程度上是上下文。當信息有了上下文，很可能會變成知識。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是依賴上下文生成答案。這往往被人類認為是知識。需要思考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不是通過人類的知識生成知識，而是通過創造上下文，將信息變成知識。而這個上下文，并非基于人類理解的意義情境，而是基于不太能為人類所理解的數據相關性。人類借助人工智能生文、生圖、生其他，以為獲得了知識，但到頭來獲得的可能只是某種難以上升到知識層面的信息。至于人工智能利用再生數據創造出來的上下文生成的東西，甚至都不是人類的信息。人類以此為知識，對待文化和文明，很可能會造成人類文明的異化，甚至斷裂。

面對這種情況，人文學者要有足夠的批判和反思意識，既不能對人工智能不聞不問，又不宜全面擁抱人工智能，用人工智能的統計思維替代人類的情理思維，而應謹慎應對文化和人工智能技術之間的關系，盡可能揭示出有可能危害人類文明和主體性的問題，以實現技術和文化之間的某種適配，幫助文明和社會完成自主轉型。

第二，創作很重要，但要有原則。墨子重視創作對人類有價值的思想雖然在論爭中失敗了，但對探討人工智能創新卻有特殊價值。墨子激烈反對孔子對創新的態度：“一再強調，創作不可或缺，但必須時時受正確原則之引導。”墨子的標準是創新要有利民生。民生內容很多，難以詳述。其中最重要的或許不是當下人們談論較多的人工智能對就業的沖擊，而是安全問題。眾所周知，所有工業產品出廠前都要經過嚴格檢驗，質量必須符合行業安全標準，不然不能投放市場。人工智能是工業產品，其研發創新和生產自然也要符合相關標準。但現在看不到全套的開發標準，產品卻已遍布市場。這當然不是國家、行業以及開發商不負責任，而是其有區別于其他產品的深層原因。雖然人工智能是人類創造的，但人類對其內部的生成機制缺乏了解，也就是說人工智能最核心的部分對人類來說是個黑箱。這跟人類創造的其他事物不同。人工智能之外的其他科技造物，無論多么精密和高性能，對人類來說都是透明的。因此，其固然高端，卻不神秘。由于人工智能的“黑箱”屬性，人類也就難以有針對性地制定全套規則。從墨子的觀點來看，這是極其危險的。在這種情況下，創新太快就更危險了。

第三，語言創世有局限，具身性勞作更可貴。如果跳出儒墨之爭的具體話語，或許還能找出另一層意思，即說和做之間的關系。“述”除了因循和承繼外，還有言說之意。“作”除了創作、使……興起等偏抽象的意思外，還有做和實踐的意思。大語言模型雖然神乎其神，但主要是說的學問。大語言模型不僅體現出了中西方在科技開發理念方面的不同，也表現出了人文方面的差異。中國傳統重實踐而輕語言。盤古開天地，女媧摶土造人。老子斷定“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孔子提倡“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認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莊子發現“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先秦諸子雖然對“述和作”有不同的理解，但多數是實干家，都強調實踐。正如《論語》是教人如何做的，而非教人如何說的。莊子的主張大多借助熟練手工藝人的動作喻出。法家研討依法治國，應用和實踐是題中應有之義。墨家本身是匠人群體，其實踐性最強。其他如縱橫家、農家更不用說，都是實干派。只有名家重名輕實、重語言輕實踐，但終究不合時宜，曇花一現。

紡麻，孟凡行2005年8月攝于貴州六枝。

與之相較，西方人更重視語言。上帝說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不以行動而以言說創世。海德格爾斷定“語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語言的寓所中”，維特根斯坦說語言的界限意味著世界的界限，等等。由于西方人“洞察”了語言即世界的秘密，于是率先發明了大語言模型，各國跟進，世界進入語言創世階段。正如著名符號學家趙毅衡所言：“在‘文生內容’系統時代，藝術變成了‘口授藝術’。”豈止藝術，現在我們正處于語言創造萬物的時代。問題是，語言固然重要，但并非人之全部。即便為人最引以為豪的理性也不完全由語言塑造，而需借助人的整個有機體與萬物的交互生成。這種活動可稱為具身性勞作。

（三）以具身性勞作應對人工智能對人主體性的挑戰

系統性思考是人的重要屬性，學界曾長期認為這只能通過語言進行。于是大腦被提高到無與倫比的地位，身體則遭到忽視。認知神經科學的主要創始人加扎尼加（Michael S.Gazzaniga）同意，大腦和身體是一體的，“沒有身體，大腦無法思考”。美國心理科學協會前主席芭芭拉·特沃斯基（Barbara Tversky）研究得出，人類的思考基于行為，而非語言。世界神經科學領袖安東尼奧·達馬西奧（Antonio Damasio）研究認為，人的理性和感性不可分隔，而且離開了后者前者就無法發揮作用。人類所有的理性能力和感性能力歸根結底來源于人的整個有機體與萬物的充分互動。由是觀之，從實證科學的角度來看，人之所以為人的秘密并非語言，而是人和萬物的具身交互。

認知神經科學取得的這些進展也影響了人工智能領域。日前，深度學習領域權威、圖靈獎得主理查德·薩頓（Richard Sutton）認為，大語言模型的能力有限，人工智能只有進入經驗（experience）學習時代才能開發出通用人工智能。被稱為人工智能教母的斯坦福大學教授李飛飛致力于研究空間智能，2024年她創立了World Labs（世界實驗室）公司研發意圖理解三維空間的大型世界模型（LWM）。按照常識理解，能夠完全與真實世界交互，并由此習得數據而升級迭代的世界模型，也只有通過像人一樣的經驗學習才有可能實現，因此薩頓和李飛飛的技術路線都指向經驗式學習。

孟凡行于2025年4月在湖北恩施體驗當地人劈柴的勞作方式

這里需要分辨的一個問題是，經驗對人類起源和心智養成的根源性作用雖遠超語言，但仍不是人類情理活動的全部。因為人類與萬物具身性交互生成的是體驗，而經驗只是體驗的一小部分。這個過程可簡化如下：人類與萬物交互產生體驗，體驗大部分內化為神經科學家所謂的內在于身體的傾向性表征，這是人類記憶得以形成和情理活動得以開展的主要資源。體驗的一小部分經過理性化，可用語言、身體姿勢或其他手段表達出來，是經驗。簡言之，經驗是可表達的體驗。體驗是內在的，經驗是外化的。由于體驗無法表達，基于推理的人工智能也就無法感知，更無法加工。先不說人類經驗表征有不少無法被算法化的問題，即便人工智能走向經驗學習之路，還是無法達到人類體驗的深度。這逆向證明了人類體驗和經驗的重要性。

體驗和經驗并非固定之物，而是流動之質。這對確認人的主體性和生活自信至關重要。民間有諺，人貴有自知之明。人要認識他人和他物，需要先將之客體化，再拉開距離審視之。人在這樣的認識論機制中認識自己，離不開自我意識。而自我意識內在于人的有機體，兩者絕難分離。既然人的意識無法懸在空中觀看完整和未來的自己，最終的判斷也就無從產生。根據前文的回溯整體性方法，由于時移世易，人不斷變化。很多事，人不去做，根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能做成什么樣，也就不清楚自己有多大本領，更不知道做了這些事之后自己的思想認識會發生哪些變化。自知之明也就無從談起。無論何人，其在一生中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做一事，長一智。其中關鍵或許是要認識到自己的這個訴求靠苦思冥想是做不到的，落實到實踐和行動中可能還有希望。卡西爾從比較籠統的意義上說：“人的突出特征，人與眾不同的標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學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勞作（work）。正是這種勞作，正是這種人類活動的體系，規定和劃定了‘人性’的圓周。”卡西爾所處的時期還沒有當今時代的離身性勞作，他這句話也沒有充分考慮到人類的社會性，即交往性。如果他生活在這個時代，或許能夠贊同下面的話：一個完整的人，一個有反思意識和反思能力的人，只有在不斷的具身性勞作和具身性交往中才能認識自己，才能有意義地生活。

如果我們認識不到這一點，近代以來人類在人性領域取得的最大成果，即人的主體性的基礎——現代意義上的“個人”就變得岌岌可危。文藝復興終結了信仰時代，原先托為神啟的混沌信仰被個人思想和科學知識所取代。人工智能時代，個人遭遇危機。人工智能先將個人變成數據生成器，失去數據生成價值的個人則直接淪為數據。個人的終結預示著情感和思想的終結，因為情感和思想具有強烈的個人性，而喪失了情感和思想的集體只能淪為烏合之眾。如此，人類將不再具有反思能力，主體性問題也就隨之消散了。

孟凡行于2025年4月在湖北恩施體驗木刻

于是，下面的話值得呼吁。人類越深入人工智能時代，就越不能沉迷于語言交互和網絡交互，而應該堅定地擁抱真實世界，充分發揮具身性勞作和具身性交往對人類情感與思想的塑造作用。在保證人類情感和思想不退化的基礎上，逐步提高其人文屬性。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在保證人類文明不斷裂的基礎上適當利用人工智能帶給人類的便利，實現社會和文化轉型，構建一個以人為本的人機合作社會。

結 語

2025年6月6日，ChatGPT的主要開發者、OpenAI前首席科學家伊利亞·蘇茨克維爾（Ilya Sutskever）在多倫多大學的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他基于人的大腦是生物計算機的事實，堅定地認為同樣以計算機為大腦的人工智能終將學會人類所有本領，并勝任人類所有工作。時下人文學術對人工智能的思考，與其說是對人工智能的思慮，不如說是借人工智能事件進行的自我反思。人工智能進化為遠超人類能力萬億倍的硅基智慧生命有些遙遠，但從現在已突破圖靈測試的弱人工智能升級為通用人工智能則有很大的現實性。這種現實性一旦轉化為現實，人類就會生活在蘇茨克維爾所展望的場景中。

恩格斯斷言：“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創造人類的勞動是一種具身性勞動，這種勞動通過身體獲取人類有機體賴以生存的物質能量，更重要的是這種勞動還催動了人的有機體與物理世界進行充分交互，從而塑造了人的感官，充盈了人的大腦，形成了人特有的情理結構。這是人類社會形成和發展的根基。人類社會的發展可歸結為科技和人文兩大維度。科技發展基本上是線性或者指數性的，古代科技水平與現代相比只能算是萌芽狀態。人文不同，估計沒有多少人會認為在現代人中有誰的情感、思想和道德水平能超過軸心時代的諸位先哲。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古人為何比現代人有更充盈的情感、高超的智慧（智慧不是智能）以及高尚的道德？原因可能很多，而其中不可忽視的一點是，他們大多是知行合一、奉行具身性勞作和具身性交往的人。孔子周游列國，蘇格拉底天天找人辯論，釋迦牟尼四處修行創教和傳教，默罕默德更是在政治、軍事、商業、外交、哲學、宗教等無不踐行。此外，從中西方教學科目的“六藝”和“七藝”亦可見端倪。禮樂射御書數六藝，除了數，其他都有極強的實踐性。西方自由七藝“邏輯、文法、修辭、算術、幾何、天文和音樂”看上去除了音樂之外其他均是理論科目，但須知藝（art）來源于拉丁文“ars”和希臘文“techne”，對應的是寫詩、馭馬、制鞋、畫花瓶、統治術等技能。

噴釉，楊格格2021年7月攝于江西景德鎮。

馬克思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通用人工智能所具有的生產力為馬克思的論斷提供了技術支持。接下來的問題是，既然通用人工智能可以勝任人類的所有工作，那人類還能做什么？馬克思的論斷隱含著某種答案：第一，勞動作為謀生手段的價值大大降低，人類勞動將大規模退出生產場域；第二，勞動依然重要，但其不再面向生產，而是面向生活。簡言之，進入通用人工智能時代后，勞動成為人類主動從事的某種活動，這種活動并非為了謀生，而是為了生活。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勞動？傳統勞動，特別是進入工業社會之后的勞動，其基本性質是生產。這是一種基于成本、導向效率和效益的功利活動。就目前人類的知識和實踐框架來看，與生產對應的是生活，與功利對應的是超功利。進入世俗生活領域的超功利行動大半是審美的活動。質言之，通用人工智能時代的主要勞動形式是審美性勞動。相對于傳統勞動，審美性勞動主要不是為他人生產，而是為自己創作（勞作）。這也決定了在這種勞動中，相對于勞作產品，勞作過程更重要。在審美性勞作過程中，人們重拾把握世界的自信，筑牢主體性，如此才有可能獲得與人工智能共存的機會。至于這種勞作產出的成果，則是人們具身性交往的最佳媒介，也只有這樣的媒介才能帶給人們最大可能的共情和認同，這是人類共同體得以維持的根基。這樣的具身性勞作，除了廣義的手工藝，還有其他嗎？

文章來源：《民族藝術》2025年第5期。注釋從略，詳見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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