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林：“軸心時代”的文化變革

20世紀上半葉，德國的著名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文化學概念，叫“軸心時代”。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里，雅斯貝爾斯具體解釋了“軸心時代”的含義。他認為在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2世紀的這幾百年間，在中國、印度和西方這三大文明地區，不約而同地發生了一次根本性的文化變革，這場文化變革的結果引發了世界三大宗教——儒教、佛教（及印度教）和基督教——的產生。雅斯貝爾斯強調，“軸心時代”所發生的重大精神變革及其所開創的精神資源，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們生活世界的重要精神根基。在“軸心時代”以前，中西文化都具有濃郁的迷信色彩，鬼神崇拜是它們的共同特點，而它們之間的差別與它們的共性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經歷了“軸心時代”以后，中西文化開始向著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

我們首先來看看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在“軸心時代”經歷了一個很重要的變革，我可以把它分為兩步來分析。第一步是從殷商時代的“尊神事鬼”的巫覡精神向周代的“尊禮敬德”的宗法精神的轉化。“巫”是指女巫師，“覡”則是指男巫師，巫覡精神是整個殷商時代非常濃郁的一種主流精神，其特點就是鬼神崇拜。從殷商時代“尊神事鬼”的巫覡精神向周代“尊禮敬德”的宗法精神的轉換，這是中國文化精神的第一次大變革，它使人們開始將眼光從天上轉向了人間，從祭祀占卜轉向了宗法禮儀。第二步則是從周代“尊禮敬德”的宗法精神向春秋戰國時期的內在自覺的倫理精神的轉換，這個轉化過程從孔子的“仁”和子思的“至誠”，再到孟子的“四端之心”，可以說基本上達至完成。下面我簡單地談談這兩個過程，做一點具體的分析。

在殷商時代，人們崇拜的對象非常多，從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到先祖先妣、先王先公，人們求神問卜，尊神事鬼，迷信精神非常濃郁。孔子后來也明確指出，殷商文化的特點就是“尊神事鬼”，把神鬼的意志看得非常重要，諸事均須先卜而后行。到了周人那里，就開始表現出所謂的“敬鬼神而遠之”的人文精神，“以德配天”的思想被大力宣揚，這種態度的轉變是非常重要的。周人取代了殷商的政權以后，他們不僅進行了一次政治權力的轉換，而且更重要的是進行了一場宗教革命，這場宗教革命的實質就是把殷商時代的“帝”和作為帝廷臣正的先祖先妣這樣一些帶有血緣崇拜和自然崇拜色彩的鬼神，轉變為與人德直接相關的外在禮法規范。比如說周初期的時候，取代“帝”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天”，周代人非常崇拜“天”，崇拜“天命”。如果說殷商人崇拜的最高神是“帝”，那么周人崇拜的最高神就是“天”。但是與殷人崇拜的“帝”不同，周人的“天”或“天命”不再具有血緣崇拜的特點和民族祖神的形象，而是一種“無親無常”的抽象道德主宰。抽象的“天”或“天命”取決于人德，即“以德配天”，所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而人德又表現為具體而嚴苛的禮法制度，因此“尊禮敬德”就可以“膺受大命”，而“不敬厥德”則會“早墜厥命”。到了春秋時代，面對著周王朝“禮崩樂壞”的混亂局面，孔子又用內在的“仁”來充實和改造外在的“禮”，并將“仁”解釋為內在于人性之中的愛人之心和忠恕之道。孟子則進一步將與生俱來的人性善端作為安身立命之本，將向內發掘“仁、義、禮、智”等善端作為實現人生價值和社會理想的基本根據，從而將周代尊禮敬德的宗法精神改造成儒家內在自覺的倫理精神。對于儒家來說，人與天命的關系，或者天人合一的理想，只是一個從內向外的道德修養過程，人們只需要從內心和本性上去下功夫，就可以“成己成物”“內圣外王”。《孟子·離婁上》說得很清楚：“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因此一個人只需要修身養性，就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經過上述文化變革過程，先秦儒家開創了一條道德內斂的進路，從此以后，中國文化就專注于對人的內在道德良知的發掘，說到底，也就是專注于人的道德修養。幾千年來，中國儒家文化基本上就沿著這樣一條道路前進，并由此而形成了中國文化的主體精神或基本精神，即協調的現實精神。這種基本精神使得中國文化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表現為一種倫理文化，它側重于內在的道德修養和現實的經世致用，強調從內在心性的修養出發，通過“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最終實現“內圣外王”的大同理想，實現天人合一的人生鵠的。這樣一個從內向外的修養過程，就是中國儒家文化的基本路向。而由商、周外在的鬼神崇拜和宗法禮儀向儒家內在的道德心性的斂聚過程，則是中國文化在“軸心時代”所發生的重大變革。

西方文化在“軸心時代”也發生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變化，但這個變化恰恰是一個外在超越的過程，而不是一個內在斂聚的過程。這個外在的超越過程，簡單地說，就是從自然崇拜的希臘多神教以及律法主義的猶太教向唯靈主義的基督教的轉化。眾所周知，希臘多神教是一種自然崇拜的宗教，充滿了感性的、活潑的、歡快明朗的色彩。人們看到諸如宙斯、阿波羅、阿佛洛狄忒、雅典娜等這一類神明的時候，往往會由衷地感到高興，我們喜愛他們，因為他們與人同形同性，他們具有人的形體，而且往往比人更健壯、更美麗；同時他們也具有人的七情六欲，像人一樣有優點也有弱點。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覺得他們可親可愛，具有鮮明的美感。就此而言，希臘諸神是童年時代的神，具有兒童的一切優美與和諧的特點。在希臘文化之外，還有一個希伯來文化，當然它不能夠算西方文化，但是它卻構成了基督教文化的重要淵源之一。希伯來文化在古代主要表現為一種宗教，即猶太教。猶太教是一種律法主義的宗教，充滿了苦難意識和罪孽感。希伯來宗教與希臘宗教之間的差別，很可能是由于這兩個民族自身的命運而導致的。希臘民族是一個自由的民族，無憂無慮地生活在愛琴海畔，這個民族的自由天性也表現在他們的神話中間，因此希臘的神給人們一種歡快明朗、無憂無慮的感覺；但是猶太民族自從公元前15世紀來到迦南以后，先是被埃及人統治，后來則相繼被一個又一個的其他民族，如非利士人、亞述人、新巴比倫人、波斯人以及亞歷山大時代和塞琉古王朝的希臘人，以及羅馬人等等先后統治。由于猶太民族長期處在異族的統治之下，所以他們就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幸意識。這種不幸意識，是猶太人在反思自己民族的不幸命運時產生的。由于猶太民族長期受到外族統治，他們的反抗始終是徒勞的，所以他們就把這種不幸的根源歸結于自己的不潔凈和不虔誠，即對上帝的不虔誠，所以就導致了一種深重的罪孽感。那么猶太人如何才能克服自己對神的不虔誠呢？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嚴守各種外在的律法，所以猶太教充滿了律法主義色彩。這種律法主義，特別強調苛嚴的條文、規定，比如什么東西不能吃，什么東西不能用，什么東西必須要奉獻給神。猶太教的禁忌非常之多，除了“摩西十誡”之外，還有數百條律法禁忌。

在“軸心時代”，西方文化經歷了從明朗歡快的自然崇拜的希臘多神教和外在刻板的律法主義的猶太教，向鄙視現實生活、崇尚天國理想和靈魂超越的基督教的轉化。這個轉化過程就是西方文化在“軸心時代”完成的重大變革，它使得西方文化具有了一種形而上學的特點。從希臘的有血有肉的、神人同形的多神教，向貶抑肉體、超越現實的唯靈主義的基督教的轉化，其結果，使得人們不再關心現世，不再關心肉體，不再關心物質生活。人們把眼光投注到“天國”，這樣就形成了西方文化的一種基本精神，即超越的浪漫精神。在《新約》福音書中，耶穌明確地表示“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猶太民族的罪孽感泛化為一種普遍的“原罪”意識，苦難深重的罪孽只有依靠上帝的救贖才能解除，而上帝的救恩只是針對虔信的靈魂而言的，靈魂也只有在彼岸世界才能得到徹底的解脫。因此現世生活就成為一種罪惡的象征，它和充滿了人性欲望的肉體一樣構成了魔鬼的采邑，人們只有徹底唾棄它，才有希望進入光輝澄明的彼岸樂園。基督教的這種基本觀念導致了人與現實世界的分裂，造成了中世紀基督教文化的一種普遍的人性異化現象。

現在，讓我們來歸納一下。在“軸心時代”，中國文化經過了上述兩個階段的轉化，最終形成了一種關注于現世道德修養的人生態度，一種協調的現實精神，這是中國文化的主體精神。在與此大體相同的時間里，西方文化完成了從自然主義的希臘宗教和律法主義的猶太教向唯靈主義的基督教的轉化，使得人們都把眼光關注于天國理想和上帝的救恩，而對現實的物質生活采取一種鄙夷的態度，至少在表面上是鄙夷的態度，這樣就導致了一種超越的浪漫精神。這就是在“軸心時代”中西文化所發生的根本性變革，一個是向內斂聚的，一個是向外超越的，從而造成了中西文化的歷史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