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武市長以色列遇難，生前向陶斯亮透露有個大缺點

1993年11月25日深夜，北京的冬天冷得鉆骨頭。

晚上十點多，陶斯亮家那臺紅色的保密電話突然響了。

那時候沒手機，這電話一響，準沒好事。

果然，電話那頭傳來市長協會秘書長壓得很低的聲音，聽著都帶著顫音：“斯亮，出大事了，武迪生沒了。”

這消息簡直像平地一聲雷。

要知道，沈陽市長武迪生前幾天才帶隊去了以色列，那是去貝爾·夏瓦搞考察，想給咱們沈陽拉點高科技項目回來。

誰能想到，就在幾個小時前，那架直升機在內蓋夫沙漠上空像是斷了線的風箏，一頭栽了下來。

一架飛機，五條人命，連句遺言都沒留。

這事兒吧，當時在國內引起的震動，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想象不到。

那可是咱們和以色列建交才一年多，省部級干部在國外遇難，這在那個年代簡直是破天荒的頭一遭。

但今天咱們不聊國際形勢，也不聊那場慘烈的空難。

我想跟大伙嘮嘮，這事出了之后，在沈陽發生的另一件讓人“破防”的事。

武迪生遇難的噩耗傳回沈陽，整個城市都蒙了。

老百姓不信啊，那么大個市長，說沒就沒了？

大批干部群眾自發涌向武迪生家里去吊唁。

按照咱們普通人的想法，堂堂一個副省級城市的市長，家里怎么著也得是個“小康”水平吧？

哪怕不是富麗堂皇，起碼也得寬敞明亮，有點那個年代的“幾大件”撐撐場面。

結果呢？

當第一批吊唁的人推開那扇門的時候，所有人都傻眼了。

甚至有幾個感情脆弱的女干部，當場就捂著嘴哭出了聲。

這哪像個市長的家啊？

這分明就是個貧困戶！

整個客廳，滿打滿算就14平方米。

那個年代的14平米雖然不算太小，但也絕對不算大。

最扎眼的是擺在中間的那個茶幾，漆皮掉得跟地圖似的，懂行的一眼就能看出來，這玩意兒起碼用了30年。

再看那個沙發，簡直絕了。

那是那種老式的布藝沙發，里面的彈簧估計早就要罷工了，坐上去肯定咯屁股。

怎么解決的呢？

武迪生在底下墊了幾塊木板。

后來大伙才知道，這位武市長下班回家還有個兼職——“木匠”。

家里這些破破爛爛的家具，都是他自己拿錘子釘子修修補補，縫縫連連接著用的。

他在外面修地球、修城市，回家還得修那個破沙發。

這種清貧，真不是演出來的。

咱們把時間往回倒幾年。

在當市長之前，武迪生一家四口人，竟然擠在一個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子里。

8平米是什么概念？

放張床，連轉身都得喊口號。

這事兒擱現在你敢信？

正因為自己吃過這種苦，武迪生太清處老百姓住房難是個啥滋味了。

1985年，他搬進了三八里那棟普通民宅的6樓，這一住就是8年，直到1993年人沒了，家里的格局愣是一點沒變。

他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怎么讓沈陽人住寬敞點，卻唯獨忘了給自己換個像樣的窩。

說到這，我就不得不提一嘴后來那個“大名鼎鼎”的慕綏新。

這人后來也當了沈陽市長，人送外號“慕大帥”。

這倆人啊，簡直就是硬幣的正反面。

人家慕市長出門，那叫一個氣派，一身名牌，手腕上那塊表幾十萬。

連香港記者第一次見他都忍不住在報紙上嘀咕：這大陸市長的工資，能買得起這身行頭？

后來的事大伙都知道了，慕綏新因為巨額貪腐進去了，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摳都摳不下來。

而武迪生呢，就憑那個墊著木板的破沙發，在沈陽老百姓心里立了一塊碑。

有人把官當成了生意做，有人把官當成了苦力干。

其實吧，武迪生這個人，還真不是那種只會“窮過日子”的老古董。

在陶斯亮的印象里，這人腦子活得很，是個特別有遠見的“理想主義者”。

他當時有個特別超前的想法，想搞個“教育電臺”。

那時候沒有互聯網，沒有網課，要想給下崗工人和郊區農民普及技術，廣播是最快的路子。

可惜啊，理想很豐滿，錢包很骨感。

那時候搞一套調頻發射設備，動不動就要上百萬。

為了這事，武迪生沒少求爺爺告奶奶，市長協會也幫著四處化緣。

陶斯亮后來回憶說：“可惜具有奉獻精神的投資者太少。”

直到他登上那架致命的直升機，這個愿望也沒能實現，成了他永遠的遺憾。

私下里，武迪生曾經跟陶斯亮說過一句特別掏心窩子的話。

他說：“我這個人最大的缺點，就是好賴人不分，心眼兒太軟。”

這話說得讓人心疼。

在官場那個復雜的環境里，一個“心眼軟”的市長，往往要承受比常人多得多的壓力。

他不是不懂這里面的彎彎繞，他是不屑于去算計。

他把所有的算計都用在了怎么給沈陽搞建設上，卻忘了算計怎么給自己留條后路，怎么給老婆孩子存點錢。

1989年他回母校大連工學院，有個膽兒肥的學生當場就問：“學長市長，你有外快嗎？”

武迪生回答得那叫一個干脆：“沒有。”

學生不信啊，接著問：“那你家里有幾大件？”

武迪生樂了，比劃了一下：“就一臺黑白電視機，還是舊的。”

清官不是裝出來的，是連家里的小偷看了都想留兩百塊錢的那種窮。

1993年12月6日，沈陽那個冷啊，哈氣成冰。

武迪生的骨灰回到了沈陽。

那天通往回龍崗革命公墓的路上，那場面，真的，幾十年沒見過了。

數萬名群眾自發趕來，沒人組織，沒人發錢，大伙就在寒風里站著。

有的老人手里拿著小白花，有的舉著自己寫的挽聯，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

他們圖啥？

不就是因為心里有桿秤嗎？

老百姓心里明鏡似的。

作為一個掌管幾百萬人口特大城市的市長，武迪生只要稍微動動歪心思，哪怕是遞個條子、打個招呼，他那個14平米的客廳早就能換成大別墅了。

但他沒干。

他選了一條最難走的路，也是最干凈的路。

老同志們都說，他腦子里裝著沈陽未來十年的藍圖，可惜，這一切都在那個冬天的沙漠里戛然而止。

武迪生走了，那個破沙發后來也不知道去了哪。

但在那個物欲橫流的時代路口，他用自己的命和那個寒酸的家，給“人民公仆”這四個字，留下了最滾燙的注腳。

他這一走，那個時代的一部分高貴，也跟著埋進了黃土。

參考資料：

陶斯亮，《我與中國市長協會》，中國城市出版社，2008年。

遼寧省檔案館，《武迪生同志生平事跡檔案》，1994年卷。

《沈陽日報》1993年12月7日版，《送別好市長武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