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25日深夜,北京的冬天冷得鉆骨頭。
晚上十點多,陶斯亮家那臺紅色的保密電話突然響了。
那時候沒手機,這電話一響,準沒好事。
果然,電話那頭傳來市長協會秘書長壓得很低的聲音,聽著都帶著顫音:“斯亮,出大事了,武迪生沒了。”
這消息簡直像平地一聲雷。
要知道,沈陽市長武迪生前幾天才帶隊去了以色列,那是去貝爾·夏瓦搞考察,想給咱們沈陽拉點高科技項目回來。
誰能想到,就在幾個小時前,那架直升機在內蓋夫沙漠上空像是斷了線的風箏,一頭栽了下來。
一架飛機,五條人命,連句遺言都沒留。
這事兒吧,當時在國內引起的震動,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想象不到。
那可是咱們和以色列建交才一年多,省部級干部在國外遇難,這在那個年代簡直是破天荒的頭一遭。
但今天咱們不聊國際形勢,也不聊那場慘烈的空難。
我想跟大伙嘮嘮,這事出了之后,在沈陽發生的另一件讓人“破防”的事。
武迪生遇難的噩耗傳回沈陽,整個城市都蒙了。
老百姓不信啊,那么大個市長,說沒就沒了?
大批干部群眾自發涌向武迪生家里去吊唁。
按照咱們普通人的想法,堂堂一個副省級城市的市長,家里怎么著也得是個“小康”水平吧?
哪怕不是富麗堂皇,起碼也得寬敞明亮,有點那個年代的“幾大件”撐撐場面。
結果呢?
當第一批吊唁的人推開那扇門的時候,所有人都傻眼了。
甚至有幾個感情脆弱的女干部,當場就捂著嘴哭出了聲。
這哪像個市長的家啊?
這分明就是個貧困戶!
整個客廳,滿打滿算就14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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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年代的14平米雖然不算太小,但也絕對不算大。
最扎眼的是擺在中間的那個茶幾,漆皮掉得跟地圖似的,懂行的一眼就能看出來,這玩意兒起碼用了30年。
再看那個沙發,簡直絕了。
那是那種老式的布藝沙發,里面的彈簧估計早就要罷工了,坐上去肯定咯屁股。
怎么解決的呢?
武迪生在底下墊了幾塊木板。
后來大伙才知道,這位武市長下班回家還有個兼職——“木匠”。
家里這些破破爛爛的家具,都是他自己拿錘子釘子修修補補,縫縫連連接著用的。
他在外面修地球、修城市,回家還得修那個破沙發。
這種清貧,真不是演出來的。
咱們把時間往回倒幾年。
在當市長之前,武迪生一家四口人,竟然擠在一個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子里。
8平米是什么概念?
放張床,連轉身都得喊口號。
這事兒擱現在你敢信?
正因為自己吃過這種苦,武迪生太清處老百姓住房難是個啥滋味了。
1985年,他搬進了三八里那棟普通民宅的6樓,這一住就是8年,直到1993年人沒了,家里的格局愣是一點沒變。
他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怎么讓沈陽人住寬敞點,卻唯獨忘了給自己換個像樣的窩。
說到這,我就不得不提一嘴后來那個“大名鼎鼎”的慕綏新。
這人后來也當了沈陽市長,人送外號“慕大帥”。
這倆人啊,簡直就是硬幣的正反面。
人家慕市長出門,那叫一個氣派,一身名牌,手腕上那塊表幾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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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香港記者第一次見他都忍不住在報紙上嘀咕:這大陸市長的工資,能買得起這身行頭?
后來的事大伙都知道了,慕綏新因為巨額貪腐進去了,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摳都摳不下來。
而武迪生呢,就憑那個墊著木板的破沙發,在沈陽老百姓心里立了一塊碑。
有人把官當成了生意做,有人把官當成了苦力干。
其實吧,武迪生這個人,還真不是那種只會“窮過日子”的老古董。
在陶斯亮的印象里,這人腦子活得很,是個特別有遠見的“理想主義者”。
他當時有個特別超前的想法,想搞個“教育電臺”。
那時候沒有互聯網,沒有網課,要想給下崗工人和郊區農民普及技術,廣播是最快的路子。
可惜啊,理想很豐滿,錢包很骨感。
那時候搞一套調頻發射設備,動不動就要上百萬。
為了這事,武迪生沒少求爺爺告奶奶,市長協會也幫著四處化緣。
陶斯亮后來回憶說:“可惜具有奉獻精神的投資者太少。”
直到他登上那架致命的直升機,這個愿望也沒能實現,成了他永遠的遺憾。
私下里,武迪生曾經跟陶斯亮說過一句特別掏心窩子的話。
他說:“我這個人最大的缺點,就是好賴人不分,心眼兒太軟。”
這話說得讓人心疼。
在官場那個復雜的環境里,一個“心眼軟”的市長,往往要承受比常人多得多的壓力。
他不是不懂這里面的彎彎繞,他是不屑于去算計。
他把所有的算計都用在了怎么給沈陽搞建設上,卻忘了算計怎么給自己留條后路,怎么給老婆孩子存點錢。
1989年他回母校大連工學院,有個膽兒肥的學生當場就問:“學長市長,你有外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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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迪生回答得那叫一個干脆:“沒有。”
學生不信啊,接著問:“那你家里有幾大件?”
武迪生樂了,比劃了一下:“就一臺黑白電視機,還是舊的。”
清官不是裝出來的,是連家里的小偷看了都想留兩百塊錢的那種窮。
1993年12月6日,沈陽那個冷啊,哈氣成冰。
武迪生的骨灰回到了沈陽。
那天通往回龍崗革命公墓的路上,那場面,真的,幾十年沒見過了。
數萬名群眾自發趕來,沒人組織,沒人發錢,大伙就在寒風里站著。
有的老人手里拿著小白花,有的舉著自己寫的挽聯,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
他們圖啥?
不就是因為心里有桿秤嗎?
老百姓心里明鏡似的。
作為一個掌管幾百萬人口特大城市的市長,武迪生只要稍微動動歪心思,哪怕是遞個條子、打個招呼,他那個14平米的客廳早就能換成大別墅了。
但他沒干。
他選了一條最難走的路,也是最干凈的路。
老同志們都說,他腦子里裝著沈陽未來十年的藍圖,可惜,這一切都在那個冬天的沙漠里戛然而止。
武迪生走了,那個破沙發后來也不知道去了哪。
但在那個物欲橫流的時代路口,他用自己的命和那個寒酸的家,給“人民公仆”這四個字,留下了最滾燙的注腳。
他這一走,那個時代的一部分高貴,也跟著埋進了黃土。
參考資料:
陶斯亮,《我與中國市長協會》,中國城市出版社,2008年。
遼寧省檔案館,《武迪生同志生平事跡檔案》,1994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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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陽日報》1993年12月7日版,《送別好市長武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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