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英：“都到了八十年代，我們為什么還容不下一個遇羅錦？”

有些人的故事，聽著就讓人心里一緊。

前腳大伙兒還為她平反昭雪、走出苦海拍手叫好，后腳就因為她要離婚，唾沫星子差點把她淹死，罵她是“當代陳世美”。

這人就是遇羅錦，她的故事，得從頭說起，不然你鬧不明白，一個女人想過自己的日子，怎么就捅了那么大的馬蜂窩。

遇羅錦的出身挺好，北京的知識分子家庭，擱現在也是書香門第。

可那個年代，這種家庭最不結實。

她才十來歲，父母就成了“右派”，好日子一下子就到頭了。

這還不算完，她哥哥叫遇羅克，是個有思想的青年，因為寫了篇《出身論》，后來把命都搭進去了。

家里出了這么大的事，她能有好果子吃？

就因為日記里寫了點小想法，加上哥哥的牽連，二十歲的她，直接被送去勞動教養，在河北的農場里一待就是三年。

出來后，不是回北京，而是被一腳踢到更窮的農村插隊，后來又輾轉去了北大荒。

你想想，一個在北京長大的姑娘，突然扔到那冰天雪地的地方，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那時候，活下去是最大的事。

為了能有個依靠，能吃上一口飽飯，她跟當地一個農民結了婚，還生了個女兒。

這樁婚事里有多少感情，恐怕她自己都說不清，更多的是為了生存搭個伙。

這樣的日子過了三年，實在過不下去了，離了。

離了婚，她帶著孩子回到北京，可沒戶口、沒工作，跟個“黑人”似的。

為了糊口，她什么活都干，當保姆，給人打零工，甚至還去種地。

一個文化人，干著最苦最累的活，心里的那份憋屈和對安穩生活的渴望，就像火一樣燒著。

轉機出現在1978年，有人給她介紹了北京工人蔡鐘培。

蔡師傅人老實，是個本分人。

遇羅錦當時的想法很直接，嫁給他，就能把戶口從農村遷回北京。

這在當時，是頭等大事，關系到一個人的命運。

兩人就這么結婚了。

蔡鐘培確實幫了她大忙，又是跑戶口，又是找關系讓她回原來的玩具廠上班。

后來，遇羅錦的冤案平反了，她哥哥的也平反了。

她的生活眼看著就走上了正軌，還調到了雜志社當編輯，端上了文化人的飯碗。

按理說，這下該踏踏實實過日子了吧？

可問題就出在這。

日子好了，遇羅錦心里那點對精神生活的要求，開始冒頭了。

她覺得跟蔡鐘培過不到一塊去，倆人除了吃飯睡覺，幾乎沒話說。

一個喜歡談天說地，聊文學藝術；一個就是個普通工人，關心的是柴米油鹽。

這不是誰對誰錯，就是倆人根本不是一個世界的人。

1980年，她向法院提出了離婚。

這一下，炸了鍋了。

蔡鐘培想不通，他說：“我幫你辦戶口，幫你找工作，幫你為你哥平反的事跑腿，咱們一起吃了那么多苦，這還不叫感情？

你現在翅膀硬了，就想把我蹬了？”

這話傳出去，社會上的人也都站在蔡鐘培這邊。

大伙兒的邏輯很簡單：人家在你最難的時候幫了你，你現在條件好了就嫌棄人家，這不是忘恩負義是什么？

“過河拆橋”、“墮落的女人”，各種難聽的帽子全扣了上來。

可遇羅錦有自己的理：“我感激他，但我跟他沒法過一輩子，精神上太痛苦了。”

這場官司正好撞上了一個節骨眼。

1980年9月，新的《婚姻法》剛頒布，里頭有一條全新的規定：夫妻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的，應準予離婚。

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以前離婚得有“理由”，比如一方犯了大錯。

現在，“感情破裂”這四個字，成了法律條文。

遇羅錦的案子，成了檢驗這條新法規的頭一塊石頭。

法院也頭疼。

一審判了離，理由是婚姻不是建立在愛情之上。

蔡鐘培不服，上訴。

中級法院又給發回重審。

最后，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下，兩人調解離婚。

那份協議寫得很有意思，說是“婚后感情本來融洽，后因遇羅錦條件變化和第三者插足導致破裂”。

這說法，既給了男方面子，也算是讓遇羅錦達到了目的，但背后那盆臟水，還是潑在了她身上。

這事沒完。

遇羅錦不光是打官司，她還寫文章。

她把自己家的事，自己的兩段婚姻，甚至是一些感情上的糾葛，都寫進了報告文學《一個冬天的童話》里，在《當代》雜志上發表了。

這下更熱鬧了，全國上下都在討論。

有的說她勇敢，敢說真話；有的罵她不知廉恥，把家丑外揚。

北京和上海的幾家大雜志，干脆就“婚姻的基礎到底是什么”、“離婚標準該看理由還是看感情”這兩個問題，搞了一年多的大討論。

成千上萬封讀者來信，像雪片一樣飛到報社和法院，說什么的都有。

就在這風口浪尖上，有個叫黃宗英的著名演員、作家站了出來。

在一個文學獎的座談會上，她把自己得的獎品——一支鋼筆，當眾轉送給了沒獲獎但備受爭議的遇羅錦。

她對著滿屋子的文化人問了一句：“三十年代，大家都能同情和支持上官云珠那樣的人，怎么到了八十年代，就容不下一個遇羅錦了？”

這話問得擲地有聲，在場的人都沉默了。

黃宗英自己也是個感情經歷豐富的人，她這一舉動，是在替遇羅錦，也是在替所有渴望情感自由的女性說話。

遇羅錦的婚，最終是離了。

她后來又結了一次婚，也沒長久。

八十年代中期，她去了德國，嫁給了一個德國人，從此就留在了國外，過上了平靜的日子。

回頭看，蔡鐘培沒錯，他用他的方式對遇羅錦好，但他理解不了對方要的“精神世界”。

遇羅錦也沒錯，她只是不想再過那種搭伙過日子的生活，想要一份能聊到一起的感情。

他們倆的悲劇，是那個特殊時代造成的。

許許多多的知青，為了回城，為了生存，締結了太多沒有愛情的婚姻。

當時代緩過來一口氣，這些婚姻里的問題，就全都暴露了出來。

遇羅錦的官司，把“離婚”這件家務事，第一次擺在了全國人民的桌面上公開討論。

它讓所有人都開始思考，結婚到底是為了什么。

也正是從那以后，法院在判決離婚案時，“感情是否破裂”才真正成了一個重要的標準。

后來，遇羅錦在德國定居，很少再回國。

她就像一顆投入湖中的石子，激起的漣漪，改變了水流的方向，而她自己，則早已漂向了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