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歲的男人死在117號病房,這已是第三張空床。
蔣孝勇在榮總咽下最后一口氣前,把大兒子蔣友柏喊到耳邊,只說了一句——“奶奶苦命,別讓她再哭”。話很輕,像把鈍刀,切進蔣家最后一層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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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命兩個字,重了。
撫恤金?有的,但只夠買一束菊花。她想回俄羅斯看看白樺林,旅行社報價一出,老太把護照又塞回抽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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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孝勇其實最懂她。47年來,蔣家沒人敢踏上大陸一步,他偏拖家帶口去了奉化溪口。那天雪薄,他跪在曾祖父墳前燒紙,身后是狗仔的長焦,咔嚓咔嚓像給蔣家按下重啟鍵。回臺后,他交代律師:若我走了,骨灰一半撒溪口,一半留臺灣。政治?他不玩了,只想當回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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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到末期,醫生提議插管,他擺手,“讓我喘口氣,像個人”。那晚,長子蔣友柏守在走廊,背貼著墻,手里攥著退學通知單——紐約大學設計系,不念了。他后來回憶:“老爸走的那刻,我突然看懂‘沒有什么是應該的’這句話。”
三年后,蔣友柏揣著一百萬美金,在臺北東區租了間鐵皮屋,掛出“橙果設計”。合伙人名單里只有弟弟蔣友常,沒一個蔣字輩親戚。客戶問背景,他只回一句:“我姓蔣,作品不姓蔣。”
第一筆訂單是給民進黨青年部做海報,同事替他捏汗,蔣友柏聳肩:“死人恩怨,關活人什么事?”海報出街,綠營人物笑得像剛拿到糖果的小孩,他卻被深藍長輩罵到狗血淋頭。隔天,他把罵人的報紙裱進公司走廊,底下寫一行小字:Freedom is not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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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友柏沒去榮總,只在辦公室點了一支煙,煙灰落到設計圖上,燙出個洞。他沒補,留到今天。他說那是提醒:洞可以丑,但必須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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