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多前,陳力(化名)遭遇“假冒公檢法”詐騙,背上了20萬元網貸。然而,當他意識到自己被騙時,心境變得復雜:回避事實,不愿報警,“怕被責怪”。
在電信網絡詐騙的黑色產業鏈中,不少被害人跟他一樣選擇沉默。他們既承受著財產損失的傷痛,還擔心被打上“貪婪”“好色”“缺乏防范意識”等標簽,在自我懷疑與外界偏見的壓力下失語。
被害人的沉默,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反詐工作中隱蔽的“絆腳石”。
如何破解困局,打破沉默?
沉默的“不完美”被害人
今年春天的一個深夜,外企職員肖雄(化名)在社交平臺邂逅一位“長相清純”的異性網友。一番交談后,對方主動提出要添加肖雄QQ。
作為互聯網社交原住民,肖雄捕捉到這是對方邀請他進一步交往的訊號。果然,添加QQ后,兩人交流進展迅速,開啟了私密話題。
今年25歲的肖雄畢業于國內某知名高校,在國外讀了兩年研究生,回國后在一家咨詢公司工作。他自認為“缺乏感情經驗”,只在大學時談過一個女朋友,此后單身近4年。
深夜,他獨自在租住的公寓,受陌生女性的誘惑,掉入一個精心設布的局中,“當時完全被欲望操縱著,理智出走了”。
沒聊幾句,對方就發來幾張裸露照片,肖雄覺得意猶未盡。隨后,對方主動提出可以視頻聊天,并稱想看肖雄的“表演”,肖雄爽快答應了對方要求。對方還告訴肖雄,需要下載一個第三方直播App,并發過來一個邀請碼和鏈接,他都照做了。
鏡頭那邊不斷挑逗,然而激情還未褪去,視頻畫面戛然而止,對方中止了視頻聊天。
網線那端的人露出了真面目。幾分鐘后,肖雄收到好幾段自己赤身裸體的視頻,還有十數個通訊錄聯系人的信息。
“要不要解決你跟小妹的裸聊視頻?不解決,立馬把這段視頻發給你的通訊錄聯系人,相信你的家人和朋友馬上就能認得出是你。”對方發來一長段威脅信息,更直言“我要錢,你要臉”。害怕“社會性死亡”的肖雄,無奈給對方轉了2000元。
幾番掙扎,肖雄還是沒有報警。他覺得“這事很不光彩”,相當于遭遇了一場網絡版的“仙人跳”,隱隱擔心自己是否涉嫌違法。另一方面,他也擔心警方的調查工作可能會泄露他的“秘密”。
在一條討論被騙經歷的帖子下,肖雄回復分享了自己的經歷,有網友評論他“自作自受”,稱“只有目的不純的人才會落入圈套”。他刪掉了自己的回復,還改了用戶名,擔心遭到更多指責。“道德上,我確實也有過自我譴責,但我也是受害者啊。”
一名資深反詐民警告訴記者,許多“裸聊騙局”的被害人都會背負強烈的道德污點感,“甚至有的被害人,在我們通過線索反向聯系后,還是連連否認,拒絕報案和提供證據”。
肖雄覺得自己“不夠好、有過錯”,最終成為了“沉默的被害人”。
被害人的沉默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從事“裸聊敲詐”人員的氣焰。此前,公安部刑偵局在針對電信網絡詐騙的風險提示中曾指出:陷入裸聊騙局的受害者,因擔心名譽受損、隱私暴露、道德責備等往往不會主動報警,選擇默默承擔財產損失,甚至長期遭受騙子要挾。
被忽視的“二次傷害”
騙局帶來的財產損失,是電信網絡詐騙被害人遭遇的直接傷害。容易被忽視的是,被騙子操控洗腦后的精神傷害,將一些被害人牢牢困住,不敢求助和發聲。
還完20萬元本金和5萬多元利息,走出財務困境一年多后,陳力還沒有完全走出心理層面的困境。
2023年7月的一個下午,陳力接到一通自稱是“某地海關警察”的來電。電話那頭,“民警”語氣嚴厲、語速極快,一連串“洗錢”“移送處理”的指控,讓從未與違法犯罪沾邊的陳力瞬間陷入驚恐。
他還沒反應過來,就收到了一條附帶“通緝令”的短信——上面有他的照片,還蓋著鮮紅的公章。“當時腦子好像突然空白了,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去思考。”在“民警”要求下,他從公司回到住處,期間“民警”的電話始終在線。
之后的4個多小時,為配合證明清白的調查,陳力把手機調整為飛行模式,連上WiFi,通過視頻通話被多名“警察”輪番訊問,還下載了一款遠程監控軟件。“他們說這是為了案件保密,我當時完全被操控了,只想證明自己的清白。”
最后,當“警察”以“涉案資金核查”為由,要求他下載網貸軟件、借貸20萬元轉入銀行卡時,他也全然照做。
被置于封閉式情境中,通過持續心理施壓和操控,騙子讓陳力逐漸懷疑自身判斷,最終失去反抗能力。
“電話掛掉的時候,就感覺精力和體力全透支了。”窗外的天色已然黑透,備受煎熬的調查與自證終于結束,陳力癱坐在沙發上,感覺像經歷了一次“突擊式的高考”,緊張,驚慌,還有些興奮。
過了好一會兒,他才回過神,隱約感到不對勁。陳力發現銀行賬戶的余額僅剩幾百元,手機也被設置了呼叫轉移,“被騙了”的念頭開始出現。
“怎么會是我呢?”陳力陷入自我懷疑,并極力回避自己被騙的事實。那天晚上,他開始搜索有關詐騙的資訊,復盤被騙的經過,猶豫是否要報警。“我是被假警察騙的,不知道真警察會怎么想,而且也有些不敢信任他們。”
對于陳力的反應,一名資深反詐民警表示理解。他指出,在假冒公檢法騙局中,騙子利用的正是公檢法機關的公信力,虛構莫須有罪名,再通過出示偽造的“逮捕令”“通緝令”,制造極度的心理恐慌。而被控制和洗腦的被害人,甚至會把騙子當作唯一能“救命”的人,對騙子言聽計從。“等意識到被騙后,心理上可能對真警察產生應激性不信任,對警方調查取證工作抱有懷疑,也是正常的。”
“我有時會想,是不是自己太笨了?”陳力還沒完全走出“自我歸責”的心理泥潭,這也是許多電信網絡詐騙被害人共同面臨的“二次傷害”。
長期從事電信網絡詐騙研究的法律學者表示,不少電信網絡詐騙的被害人是高學歷、高收入群體,當他們被騙后,會產生類似“我好愚蠢”的自我否定念頭。“這種智力上的羞辱感,有時比金錢損失更折磨人。尤其是在心理層面,可能產生比財產損失更痛苦的傷害。”
如何讓沉默者發聲
需要引起關注的是,當被害人選擇沉默,一定程度上也給反詐工作帶來了阻礙。
電信網絡詐騙具有跨地域、隱蔽性、專業化的特點,被害人的報案,是警方獲取犯罪線索的重要來源。一旦被害人選擇沉默,犯罪線索和辦案證據就可能斷裂、缺失,導致犯罪分子逍遙法外,給社會造成更多危害。
“沉默的被害人越多,騙子的生存空間就越大。”法律學者表示,電信網絡詐騙是“低成本、高回報”的犯罪,騙子利用虛擬身份、境外服務器等手段逃避打擊,“如果被害人不報案,警方就無法掌握騙子的作案手法、資金流向、人員結構等關鍵信息,難以從源頭上遏制犯罪蔓延。”
更令人擔憂的是,越來越多的電信網絡被害人形成“沉默的螺旋”。當一個被害人因發聲而受到嘲笑指責,其他潛在被害人就會更加猶豫:報案會不會被笑話?家人會不會責備我?這種恐懼,讓越來越多的人選擇沉默,一定程度上影響反詐宣傳的效果。
打破被害人的沉默,首先需要消除社會的偏見。“很多人都覺得,被騙是因為被害人自己‘笨’‘貪’‘色’,但他們根本不知道現在的電信網絡詐騙有多‘專業’。”上述法學界人士,談到電信網絡詐騙被害人的處境。
在近期發生的一起案例中:一位從事金融行業的高材生,平時對反詐知識了如指掌,卻還是被“虛假投資理財”騙局騙走50萬元。根據警方調查,騙子搭建的平臺跟正規理財平臺一模一樣,還有“分析師”一對一指導,每天推送“盈利截圖”,甚至能提供“監管資質”查詢鏈接。“實際上都是偽造的。”
如今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活動,早已形成了一套專業化、產業化的運作模式。詐騙團伙利用大數據分析被害人的身份特征、消費習慣、心理弱點,精準畫像后,再通過偽造官方文件、搭建虛假平臺、編制縝密話術等手段,層層誘導被害人落入圈套。
“他們研究人性的弱點,比我們想象的還要深。”反詐民警指出,在精心設計的騙局面前,即便是具備一定法律知識和防范意識的人也可能中招。“將被騙的責任完全歸咎于被害人,本質上是對犯罪行為的縱容,也是對被害人權利的漠視。”
如何破解“沉默的被害人”困局?法律學者認為,首先要消除社會對電信網絡詐騙被害人的偏見與苛責。“我們需要形成共識,被騙不是被害人的錯,而是騙子的錯。被害人需要的是幫助和關心,而不是指責和嘲諷。”
他建議,進一步優化反詐宣傳方式,增加關懷和共情內容,多關注被害人的處境,傳遞社會的包容與理解。同時,進一步完善《反電信網絡詐騙法》的配套措施,明確公安機關在受理詐騙案件時的責任與義務,提升民警的職業素養,引導被害人放下顧慮。
來源 | 解放日報
作者 | 鄔林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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