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2日,一份投資人協議的落地,讓珠海萬達商管的命運迎來拐點。此刻,距離太盟投資集團(PAG)掌門人單偉建首次接觸萬達項目,已過去近三年。這三年,是中國商業地產的凜冬,萬達的債務危機從暗流涌動演變為公開困局。而單偉建領導的PAG,則從最初的財務投資者,演變為這場復雜危機中最關鍵的破局者。
這并非一次簡單的“抄底”,而是一場基于現金流精算、治理重構與政策研判的精密工程。從2021年以約28億美元試水Pre-IPO,到2024年以約600億元拿下大連新達盟商業管理有限公司的控制權,再到2025年牽頭對48座萬達廣場的收購,單偉建完成了一次教科書級的“危機價值投資”。這筆交易不僅關乎企業存亡,更揭示了中國不動產投資從“追逐資產升值”到“深挖現金流價值”的根本性轉變。正如他在《金錢博弈》中所言:“最好的交易不是零和游戲,而是讓所有參與方都能獲益的價值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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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的裂縫
2023年的萬達,表面凈資產依然龐大,但流動性危機已如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公開信息顯示,萬達商管的凈負債率雖從2021年的180%降至120%,但仍遠高于房企平均的85%。更緊迫的是短期償債壓力——2024年需償還債務400億,2025年到期債務350億。賬面貨幣資金與短期債務之間存在巨大缺口,現金短債比處于緊張狀態。
這組數據的背后,是傳統商業地產開發銷售模式的失效。萬達自持的重資產廣場,雖能產生年均約5-6%的租金回報,但其歷史融資成本更高,利差倒掛持續侵蝕利潤。最致命的是資本退出路徑的堵塞。2021年,珠海萬達商管Pre-IPO輪融資引入了包括PAG在內的投資者,總規模達380億元,其中PAG注資約28億美元。這筆投資附帶對賭協議:若2023年底前未能上市,需觸發回購。這筆潛在的380億回購款,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2023年7月,萬達一筆美元債在最后時刻完成展期,市場信心受挫。此后,境內債券到期兌付、保險股權糾紛等事件接連曝出,萬達的信用體系備受考驗。王健林曾嘗試自救,出售部分資產回籠資金,但相對于數千億的債務規模,這些努力杯水車薪。彼時,市場上僅有少數具備復雜交易能力和長期耐心的資本,能看到危機中隱藏的結構性機會。正如單偉建在年初受訪時所說:“一年以前別人都覺得我們很笨,還要看企業收入,還要看盈利,還要看現金流,必須在現金流的倍數上去投資。”這句話在危機時刻顯得格外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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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戈壁的“生存經濟學”
理解單偉建的出手,需回溯其獨特的經歷與哲學。1953年出生于北京的他,15歲就到內蒙古“屯墾戍邊”,在戈壁灘的務農經歷塑造了他最初的價值觀。在自傳《走出戈壁》中,他寫道,那段時間領悟的是“生存經濟學”——在資源極度稀缺時,價值由需求、結構和時間決定。
這種哲學在其后的華爾街生涯與投資實踐中得以深化。他先后就職于世行、摩根大通,在沃頓商學院任教,2010年創立太盟投資集團,將“結構力”方法論轉化為實戰工具。他常說:“投資不是賭博,是算概率、建結構、等時間。”這套邏輯在1999年重組韓國第一銀行時已現雛形——他在亞洲金融危機后逆勢收購,通過更換管理層、重組團隊、調整資產組合,最終讓銀行扭虧為盈,被哈佛商學院列為經典案例。
PAG內部對于重大項目的決策流程以嚴謹著稱。據業內透露,其投資委員會對大型交易通常進行多輪深入辯論,核心圍繞價值邏輯、執行路徑和風險對沖。這套機制在萬達案中得以充分應用。2021年,當PAG以28億美元參與萬達商管Pre-IPO融資時,市場看法不一。但單偉建視其為關鍵的“落子”,旨在建立關系、驗證數據、等待時機。他曾公開表示:“危機是最佳入場時機,因為恐慌會壓低價格,但資產的內在價值不會消失。”
這種審慎風格在珠海萬達商管的投資中尤為明顯:交易架構設計中嵌入固定回報條款,而標的公司以年復合12%的分紅增長驗證了其判斷,2023年度現金分紅達85億元量級。當對賭危機爆發時,這些條款反而成為PAG談判桌上極具分量的籌碼,構成一種“危機期權”。
穿透恐慌的迷霧
當市場普遍因債務問題看衰萬達時,PAG的盡調團隊開始了逆向挖掘。基于公開財報及行業分析,PAG的核心判斷在于三點:
第一,資產價值存在流動性折價。萬達持有的核心商業廣場,其區位和基本面并未因公司流動性問題而根本受損。隨著商業地產空置率從2019年的5.8%升至2024年的9.2%,市場估值已顯著低于重置成本。一線城市核心商圈的廣場,其長期內在價值遠非恐慌性價格所能反映。
第二,運營現金流具備提升潛力。通過分析租約結構、租金水平與運營效率,PAG認為通過專業的資產管理和效率提升,這些物業的凈運營收入(NOI)有可觀的優化空間。萬達商管的利潤逐年增長,從2021年的53億元增至2023年的95億元,顯示出輕資產模式的生命力。其“三七開”租金分成模式(萬達收取30%管理費)能做到“一分錢不投,躺著收錢”,這種運營模式本身就具備修復空間。
第三,政策提供了明確的退出路徑。2023年,消費基礎設施公募REITs試點正式推出。這意味著,持有并運營好這些能產生穩定現金流的商業資產,未來可以通過REITs實現資產證券化退出,而不必依賴傳統的出售或IPO。2024年9月,首批消費基礎設施REITs獲批上市并受到市場追捧,驗證了退出路徑的可行性。
基于此,PAG構建了內部估值模型。在悲觀、基準和樂觀等不同情景假設下,測算出這些資產股權價值的區間。目標資產年租金回報率估測在6%-8%,以500億對價獲取年租金約30-40億的資產組合,符合現金流貼現估值下的投資紀律。這與當時市場因恐慌而給出的極低估值形成了巨大的“認知差”,而這正是潛在超額收益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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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設計的交易藝術
這筆交易的藝術性在于,它不是一個簡單的買賣,而是分三步實現控制權的漸進式獲取。
第一步:Pre-IPO的“入場券”與期權(2021年)
2021年的Pre-IPO投資,是PAG布局的第一步。這筆28億美元的投資,不僅使PAG成為重要股東,更重要的是,其中包含的對賭條款在后續危機爆發時,轉化為PAG談判桌上極具分量的籌碼。當2023年底上市對賭失敗,其他投資者可能要求現金回購時,PAG選擇了“以退為進”——放棄短期回購權利,換取更大控制權。這種操作既規避了企業短期流動性危機,又為長期價值釋放奠定基礎。
第二步:獲取控制權(2024年)
2024年1月,對賭失敗后的珠海萬達商管重組,設立大連新達盟作為新的控股平臺。3月,PAG領銜包括中信資本、阿聯酋穆巴達拉等在內的財團,以約600億元對價,獲得了大連新達盟60%股權,萬達集團持股降至40%。這筆交易的核心是控制權的轉移。
據業內人士分析,此類危機投資交易的支付安排通常會與關鍵里程碑掛鉤,例如債務償還進度、運營業績達成或未來REITs發行準備情況。控制權體現在董事會改組和關鍵管理職位的任命上——交易完成后,原萬達系CEO辭職,由太盟合伙人及合作方代表接任聯席董事長及CEO,確保戰略執行與己方利益一致。
第三步:收購核心資產(2025年)
2025年5月,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批準了由PAG牽頭,聯合騰訊、京東、陽光人壽等戰略投資者,對48座萬達廣場的收購。這些廣場位于北京、上海等39個核心城市,總估值約500億元。
此次收購的戰略意義在于,一是將最優質的核心資產從原體系中剝離并鎖定;二是引入具有產業協同效應的戰略投資者,為資產未來的數字化運營和流量賦能打開空間;三是為后續將這些資產打包注入REITs市場奠定了清晰的資產包基礎。在500億交易結構中,PAG通過認購基金次級份額(可能出資約50億元)并優先向銀行融資,以次級資本驅動大規模優先資本,最大化資本回報率。
REITs閉環與資本化退出
單偉建的終局設計,并非長期持有收租,而是通過資本化運作實現退出。PAG規劃的路徑逐漸清晰,首先,通過私募基金收購并集中管理資產,提升其運營效率和現金流;其次,待資產運營成熟、現金流穩定后,將其打包成公募REITs上市,實現資金的回收和回報;最后,形成“投資-運營-證券化-再投資”的閉環,持續盤活存量商業地產。
這標志著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商業地產的價值評估核心,從“地段和未來售價預期”轉向了“當期凈運營收入(NOI)和資本化率(Cap Rate)”。資產質量由現金流生產能力定義,這為整個行業存量時代的資產定價提供了新錨點。萬達商管的輕資產管理平臺,運營著全國513座萬達廣場,其管理費收入和運營價值是更具潛力的價值增長點。
對于整個中國商業地產行業,這筆交易提供了一個“PE收購+運營提升+REITs退出”的可行范本。它啟示行業,在“開發銷售”模式難以為繼的存量時代,資產管理的核心能力在于運營增效和資本運作。2025年以來,更多國內外資本開始關注物流、產業園區、長租公寓等能產生穩定現金流的另類不動產資產,標志著行業投資邏輯的范式轉移。
風險管控的多維架構
面對如此復雜的交易,PAG構建了多層次的風險緩釋體系:
政策與監管風險:通過引入國內頂級戰略投資者,將交易結構呈現為“內資主導的市場化重組”,積極契合監管導向。騰訊、京東等互聯網巨頭的加入,不僅為資產注入科技基因,也傳遞了政策合規的信號。
市場與運營風險:計劃對收購的廣場進行租戶結構優化,增加體驗式、生活服務類業態占比以提升抗周期性。同時,利用戰略股東的數字化能力提升運營效率,將“空間即服務”作為核心競爭力。通過“云阿云智慧商業大腦”等工具,實現數據驅動決策,預計3年后坪效提升25%。
信用與治理風險:通過改組董事會、掌控關鍵職位、建立直達資產層的數字化監控系統,實現對資產運營的透明化、精細化管控,防止代理人風險。單偉建擅長“買下一家公司后換掉一把手,徹底改造它”,這種強勢治理風格在萬達案中同樣明顯。
財務與流動性風險:在交易結構設計上,通過次級資本撬動優先資本的設計,將風險與收益分層。同時,資產本身的6%-8%租金回報提供了安全邊際。正如他在《金錢博弈》中記錄的韓國第一銀行重組經驗,尋找新任行長、制定戰略、重組團隊、調整資產組合是標準化動作。
單偉建的投資哲學強調為風險定價。在這筆交易中,其團隊對所有可識別的風險進行了情景分析和量化評估,確信潛在的回報足以覆蓋所承擔的風險。他形容自己的風格是Buy-out(控制權收購),本質上都是優質資產在短時間受到經濟、局勢變化而呈現出低價。
交易公告后,萬達系債券價格一度反彈,顯示市場認為其短期流動性危機得到緩解。更重要的是,這筆交易向市場發出了一個強烈信號——擁有穩定現金流的中國核心商業地產,其價值正在被專業資本用新的方法論重估。
對于整個中國商業地產行業,萬達-太盟交易提供了一個“PE收購+運營提升+REITs退出”的可行范本。中國商業地產已進入“存量主導”階段,2024年全國存量規模突破40億㎡,同比增速降至3.2%,“增量擴張”轉為“存量提質”。萬達的“代運營”模式能否持續曾受質疑,但單偉建的介入證明,專業的資產管理能力可以穿越周期。
這筆交易使得行業資產估值體系從“預期驅動”轉向“現金流驅動”;其二,結構化交易、輕資產轉型為高負債企業提供了參考;其三,500億交易背后是險資、私募、互聯網資本的深度聯動,反映出中國資本市場正在形成“困境資產-重組-退出”的新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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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偉建的三重投資境界
回顧全程,單偉建展現了其投資智慧的三重境界:
第一重是估值的精確性。在市場恐慌性拋售中,憑借深度盡調和財務模型,發現被隱藏的現金流價值和巨大的流動性折價。當商業地產空置率上升、租金增長放緩時,他能獨立判斷資產內在價值,建立堅實的價值基礎。
第二重是結構的安全性。運用復雜的金融與法律工具,通過分步交易、引入財團、設計支付條件與治理框架,將巨大交易的風險進行切割、對沖與分散。以次級資本驅動優先資本的結構,既保護了下行風險,又放大了上行收益。
第三重是認知的前瞻性。超越了單一資產買賣,洞察到中國房地產從“開發時代”向“運營與金融化時代”轉型的歷史性機遇。他投資的不僅是萬達的資產,更是中國商業地產資本化進程的“看漲期權”。管理的超500億美元資產規模,私市股權板塊持續創造26%的毛內部收益率,這些數據背后是系統性認知的變現。
截至2025年末,交易仍在整合與推進中。王健林讓出了控股權,但保留了部分股權和管理角色,使萬達的商業運營體系得以延續。PAG獲得了打造一個中國最大商業地產平臺并實踐其金融化藍圖的機會。戰略投資者獲得了優質的線下場景與資產配置。債權人則避免了最壞情況的發生。
這場重構的核心,是用現金流重新定義資產價值。當潮水退去,真正的價值才會顯現。單偉建和PAG所做的,是在眾人逃離時,基于嚴謹的計算和結構的藝術,留下來幫助行業重構價值基礎,并共同駛向那片名為“現金流與資本化”的新大陸。這不僅是一次企業拯救,更是中國商業地產從“規模擴張”到“質量提升”的轉型樣本。
在濟南高新萬達廣場的改造計劃中,PAG團隊設定了清晰的里程碑:通過“分階段改造+主題化場景”,3年后顧客停留時間達2.8小時;構建“金字塔型”品牌生態,首店占比達18%;依托智慧商業大腦,坪效提升25%。這些具體數字,正是單偉建“生存經濟學”的現代化演繹——在資源約束下,用結構、時間和專業力,將困境資產轉化為價值創造的載體。
這場重構,才剛剛開始。
腳注說明:本文數據與事實均基于公開披露信息及行業公開報道,交易細節中未公開部分已標注為行業分析推測。主要信息來源包括新浪財經、21經濟網、南方周末等權威財經媒體的公開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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