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全民考公的30年：從狂熱到寂滅 新世代不考公務員

通過對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泡沫經濟時代中，教育、衛生、醫療等各個產業的詳盡分析，梳理日本多種社會問題形成的根源所在。

每一個問題都在結合中國讀者最關心的話題：

“醫生未來的待遇會更好還是更差？”

“生育率下降會影響教師就業嗎？”

“研究生擴招，報考人數下降，研究生還值得讀嗎？”

作為文化相近、軌跡相似的鄰國，日本的社會發展史，是最能給國人帶來思考和借鑒意義的發展史。

第七章 日本的全民考公熱
——回顧日本全民考公的30年：從狂熱到寂滅
經濟下行期，公務員報考人數大幅增加并非新鮮事。因為日本、韓國都在20世紀90年代經濟下行期，迎來了全民考公浪潮。90年代日本青年失業率一度超過10%，把公務員當作經濟不景氣的職業避風港，成為當時很多日本人的選擇。
但回頭來看，日本的考公熱潮只維持了10年左右，就逐步消退。
2023年日本公務員報考錄取比例已經降為1:3，錄取難度創下30年來新低。現階段日本公務員的錄取難度已經降低到與中小企業相等。
日本的考公熱是如何升起又落下的呢？
在日本雅虎網站上有一個熱帖“在泡沫時代，選擇公務員是不是很不尋常”。對于那些泡沫時期參加工作的60后來說，他們通常在帖子里表達的是自己因為不夠優秀，所以才成為公務員的慶幸。80年代，只有不夠優秀的學生才會從事公務員工作幾乎成為共識，因為枯燥且穩定的工作完全不符合泡沫時期的暴富狂熱，由于錄取門檻極低，當時的市政廳被稱為高中學歷的樂園。
但當泡沫破裂失業潮來襲后，公務員因為穩定的特性被捧上神壇，大學生們將其稱為神的職業。1995年日本公務員報考人數總計達到65萬，是泡沫時期的兩倍還多，幾乎與當年高中學歷以上畢業的人數持平。無論是本科生、研究生還是博士生，他們畢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備考公務員，就連日本第一學府東京大學的畢業生，也以成為一名公務員為榮。
而2024年，日本公務員報考率甚至低于泡沫經濟時期。讓我們從泡沫年代開始，逐一回顧這場考公浪潮。
一、泡沫年代，成為公務員=人生失敗組
泡沫經濟時期，成為公務員，尤其是地方公務員的名校大學生通常被稱為“負け組”，也就是“人生失敗組”的意思。1988年NHK輿論調查所進行了一次大學生就業調查，充分表達了這種公務員遇冷的現狀。結果顯示80%大學生表示希望去民間企業工作，只有16%的學生表示想去政府機關工作。也就是說四分之三的大學生都不想成為一名吃財政飯的人。
而另一項更有趣的數據是，超過7成的大學生都想去大都市工作，希望回到家鄉就業的只有30%，而其中絕大多數還是女性。彼時大都市的銀行證券公司或者大型商社工作才是就業最好的選擇。1989年日本最受歡迎的職業與公司選擇中，有3家銀行與2家地產公司，公務員已經連續10年未能進入前十之列（最后一次出現已經要追溯到1980年）。
造成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是當時巨大的“公私薪酬差異問題”，簡單來說就是民間企業無論是在薪資待遇還是福利上，都要比待在政府做一名領著微薄固定薪水的公務員好得太多了。
自1960年代，日本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以后，民間企業紛紛提高薪酬，再加上70年代后，日本在出口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功，這些大商社每年都會為職員發放豐厚的年終獎。
經濟騰飛時期，公務員與民間職員的待遇被迅速拉開，雖然從基本工資上看，80年代公務員工資與民間企業職員相差不大，但在那個年代誰會在乎自己的基本工資？年終獎才是收入的最大部分。
當時日本企業通常實行的是雙份年終獎制度，也就是夏季獎金與冬季獎金。通常企業會根據當年的經營情況發放獎金，這也被視為日本企業“家文化”的重要表現：艱難的時候，大家一起扛；成功的時候，自然大家一起分享成果。
而80年代日企的成功有目共睹，獎金的數字自然也水漲船高。當時獎金的發放標準被形象地稱為“246”，也就是績效最差或者剛入職的員工可以拿到一年200萬獎金，普通員工則是400萬，優秀員工則可以拿到600萬。
這還只是中等企業的標準！大手企業則更加慷慨，日本股市上漲最快的80年代后期，每年四大證券公司（野村、大和、日光和山一）的年終獎都會成為社會熱議的話題，盛傳野村證券的中層干部可以有超億元的獎金。而同樣作為當年大熱的房地產行業，發起獎金也毫不手軟，1989年西武集團普通職員的平均年終獎達到500萬日元，中層干部基本能達到千萬級，穩坐日本房地產企業第一。而豐厚的年終獎也讓從業者可以實現“一萬日元打出租車，十萬日元喝酒”的美好生活（注：按1989年日元匯率，10萬日元約合12 000元人民幣）。
除了雙份年終獎以外，正式社員還可以享受帶薪出國度假旅行等福利，只要是大一點的公司都會與旅游酒店簽署長期的包房協議，以方便社員在度假期間免費入駐。早年播出的《蠟筆小新》動畫片中，就有許多野原廣志享受到公司免費的度假酒店福利的劇情。但有趣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后來的《蠟筆小新》動畫就逐漸減少了這種設定，取而代之的則是美伢預定各種廉價酒店的故事，這也深刻反映了日本民間企業對于員工福利的變化。
那么當時日本公務員可以帶來什么？在工資方面雖然從1973年開始，日本人事院就提出增加公務員待遇，但到了1989年日本地方公務員的普遍薪酬還只有500萬日元（含獎金），與民間企業算上年終獎后的待遇，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而國家公務員雖然略高一些，能夠達到600萬日元，但要知道能成為國家公務員的可都是來自頂級名校的精英。而在泡沫經濟時期，頂尖名校學生就是被全社會企業熱捧的存在，又怎么會看上這一點點薪酬。
80年代，為了爭奪名校學生，社會逐漸衍生出了一種“買青田制度”，也就是通過付給名校大學生一筆巨額“青田費”，要求他們在畢業后一定要來其公司工作。80年代后期，頂尖大學生的青田費普遍在300萬日元左右，如果是東京與京都兩所大學的畢業生甚至會贈送高級轎車。除此之外，個別企業甚至還會向他們承諾在入職后給予特定的職位晉升，這在采用年功序列制的日本是難以想象的。而除了學生本人，學生的父母也是企業攻略的對象，如果大學生來自鄉下，企業往往會送給父母一頭牛以表心意。而如果大學生來自城市，企業則會送給其父母一套高檔的高爾夫球具與化妝品。如果是銀行，甚至還會向下屬公司提供更加優惠的貸款，以招聘到他們職員的孩子。可見“買青之風”的瘋狂。
舊帝國大學，即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期間的“大日本帝國”時代設立的大學。七所帝國大學為：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東北大學、大阪大學、名古屋大學、九州大學、北海道大學。
在這種狂熱的氛圍下，不要說東京與京都這兩所日本TOP2院校，就是舊帝國七大的另外5家，畢業三年內年薪達到千萬都并非難事。
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80年代日本公務員普遍還采取的是非雙休制度，也就是一周只能休息一天，而82%的民間企業已經實施雙休制度。
外面的薪酬如此之高，福利如此之好，試問有哪個大學生會看得上這個工資又低，休息時間又少的工作？此時名校大學生擇業第一優先志愿是銀行，第二志愿則是證券公司，第三志愿是大型商社，即使是霞關的中央機關公務員都排不進前三，更不要說那些不入流的地方公務員。
80年代后期，三大核心都市的公務員報名人數還能達到崗位的五六倍左右，但中小城市的地方公務員報名數通常在1:3以下，如果是偏遠地區則經常發生零報名的記錄。這導致部分鄉村不得不為了填補人手，將公務員入職門檻下調到高中。但你以為這已經是最差的情況了嗎？
泡沫時期，過于危險與勞累的公務員崗位被稱為“3K崗”，這些崗位根本就不會有年輕人愿意報考，其中典型的3K崗就是陸上自衛隊、警察與消防員，這些崗位只要報名就可以保證100%錄取。當時甚至有玩笑說，在報考陸上自衛隊時，筆試考官會指著試卷上的錯誤答案說：“要不重新看看？”
但令人唏噓的是，90年代3K崗因為招聘人數眾多，考中的成功率高，成為大學生追捧的對象，尤其是警察崗位因為有額外的執勤補貼，報考人數一路走高，當然這就是后話了。
在經濟最瘋狂的1989年，國家公務員考試人數只有2.7萬人，占當年大學生總數不到5%，而在12年前的1977年，當年國家公務員報名人數是5.2萬人。這意味著日本在這12年間大學畢業生人數增長了一半，但考國家公務員的人數卻下跌了一半，而這還只是國家公務員的情況，地方公務員報考意愿只能更低。
可以說優質人才幾乎全部流向了企業，只有去不了大公司的學生才會成為公務員。更糟糕的是當時還有大量在職公務人員蠢蠢欲動，由于外面的工資實在太高了，從1985年至1989年，日本國家公務員離職數量增長了近2倍。
由于報考人數實在太低，同時大量公職人員被大企業薪酬吸引，選擇辭職下海，1989年日本人事院不得不臨時增加公務員待遇，當年所有公務員臨時加薪3%，而對新入職的大學生則加到了4.3%，僅此一項每年就為財政增加了3300億支出。
但這樣的加薪幅度反而在當時引發了巨大的嘲笑，畢竟泡沫時期每年漲薪10%都被認為是工作出了問題的處罰，更何況這不到5%的漲幅。
當時如果你從名牌大學畢業，成為一名公務員，是會被同學們嘲笑為無法進入大手企業的失敗者。
但很快他們就笑不出來了。
二、全民考公時代到來—地方公務員的美夢
隨著20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大量的企業倒閉，日本年輕人失業率空前高漲。1991年世界市值第一的證券公司野村證券宣布凍結招聘，同時地產的暴跌導致房地產企業進入破產倒閉潮。這時候別說招聘大學生了，老員工不失業已經是萬幸了。
泡沫經濟時期，日本金融地產行業是全社會盈利最多、產生富豪最多、工資最高的超優質行業，海量社會精英涌向金融行業，當時這兩個行業的總從業人數接近1 000萬人，相當于全國總勞動人口的六分之一。而伴隨著這兩個行業的暴雷，失業潮也隨之而來。
以商科為例，在80年代的泡沫經濟時期，商科畢業生是日本社會當之無愧的精英象征。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與地產紅利疊加，使得商科專業成為無數年輕人夢寐以求的選擇，但到了1995年即使是頂尖大學的畢業生，其就業率也只有72%。

要知道商科可是日本80年代擴招最為迅猛的專業之一，可以說他們以最高的分數線被錄取，但在畢業時卻迎來了最差的行情。
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終于開始逐漸注意公務員這個已經被忽視了10年的選擇，無論是大學生還是在職人士終于意識到永不失業的崗位是有多彌足珍貴。
從1991年開始，日本公務員報考人數開始一路水漲船高。在日本社會就業最困難的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沖擊導致市場崗位銳減，當年64%的應屆大學生都參與了公務員考試，錄取難度一路飆升，個別優質崗位的錄取率不到3%。當時就連在婚戀市場上，一句“我在考公務員”，也會給異性留下積極向上的好印象。
但你以為穩定才是全民考公的原因嗎？
其實高工資才是當時公務員受追捧的原因。泡沫破裂后的前三年，日本政府采取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新增國債進行公共工程投資以刺激經濟，即所謂的大基建。1992年至1995年間，日本政府總計實施了6次大基建計劃，新增超過40萬億基建項目，基建支出一度占到財政總支出的23%。
通過超發債務的大基建的刺激，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被大大充實。部分地區政府收入甚至超過了泡沫破裂前的水平。在此背景下，各地政府紛紛提高當地公務員的工資。由于此前政府機關已經多次跟隨泡沫時期加薪，再加上日本公務員是年功序列制度，每年還有額外的固定加薪比例，這使得個別富裕地方的公務員工資爆炸式提升。以1995年橫濱市公共交通部門為例，其公車司機平均收入接近900萬日元，高出當時同年限社會平均工資的30%—50%。
更加諷刺的是，大基建的巨額收入導致各地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黨團，由此形成了90年代早期，日本中央公務員最窮，地方公務員最富的收入倒掛現象。而在龐大的基建投資刺激下，各地出現了類似“縣城婆羅門”的說法，他們稱之為“農林公建黨團”，大量依附在基建產業鏈上的地方公務員賺得盆滿缽滿，在利益刺激下，日本許多名校學生扎堆報考地方公務員。
短短十年，日本就從大手企業年薪千萬，變成了地方考公年薪千萬。
可以說日本在泡沫破裂后的前5年，公務員系統度過了一段相當平穩且美好的時光。雖然可能加班較多，但相比較其他工作絕對是一個好選擇。而在慣性思維的作用下，很多日本公務員都認為這種穩定還將保持一段很長的時間，甚至是一輩子。由于地方政府大幅度提高公務員收入，同時日本失業率逐年升高，公務員高薪穩定優勢開始體現。日本在1994年以后，公務員報考人數快速增長，每年的報考人數增長超過20%，競爭最激烈的時候，大學生需要從大一就開始準備公務員考試。
但你不要忘了，這一切的美好與穩定都是建立在什么之上！
三、日本第一次財政改革的沖擊—外包改革
雖然日本公務員的日子好過了，但財政的日子卻越來越難過了。由于長期的舉債，中央政府赤字自1992年后逐年擴大，大規模的基建支出使得本就艱難的財政更加惡化。
1996年日本未償國債為244萬億，占GDP的比例接近一半，基建刺激政策難以維系。自此，日本被迫進行了泡沫后的第一輪財政改革。時任內閣在1996年下半年提出了開源節流的財政改革，要求各地政府大幅降低政府支出。
但這一次開源節流的影響其實并沒有傳導到公務員體系。
當時日本降低政府支出的重點放在了清理派遣員工上，即所謂解雇非正式員工。日本政府采用了外包與清理兩條思路，一方面將城市基礎維護工作交由第三方私企處理，降低基礎設施維護人員數量，美其名曰將民間的事情重新交給民間企業來做。另一方面則是解雇大量的臨時員工。
根據日本經濟新聞1997年的抽樣統計，90個樣本單位，其臨時工平均解雇比例超過40%，有67家單位都進行了業務外包以降低政府支出。換句話說，日本公務員改革的第一刀砍向了臨時工體系。但由于第一次改革基本沒有觸及所謂編制內員工的利益，日本編制內公務員高薪依然得以保持。
90年代中期，日本公務員有了一個“1 000萬人生勝利組”的外號，即當時發達地方公務員普遍年收入均能超過1 000萬日元，超過了豐田等頭部企業的員工平均工資。
對臨時工體系的改革，反而進一步刺激民眾報考正式公務員的熱情。根據《日本經濟新聞》1997年報道，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大學，一天舉辦了超過30場的公務員培訓。從最高學府到普通大學，日本畢業生的第一選擇似乎都變成了考公務員。
當時所有人都相信公務員就是神的職業，所有大學生都把考公務員當成人生第一要義。
但這一切卻在1998年發生了改變。
四、日本第二次財政改革的沖擊—降薪縮編潮
我們已經說完了第一輪公務員改革的情況。那么到了1998年以后的日本公務員改革是怎么樣的？1998年是日本公務員體系改革的一個分水嶺，如果說此前的改革基本是修修補補，那么之后的改革則是真正意義上的大刀闊斧。
首先1998年日本遇上的最大問題就是亞洲金融危機。當年日本中小企業與銀行陷入倒閉潮，日本政府不得不再次啟動刺激政策。1998年橋本內閣決定暫緩財政改革，推出了16萬億元的刺激政策，但難以修復下行的經濟形勢。當年又再次出臺24萬億元的緊急刺激計劃。
1998年這一輪經濟刺激計劃無論是頻率還是金額都超過了泡沫破裂后第一次經濟刺激計劃。但這一次日本政府不再以基礎建設為刺激手段，而是更多圍繞中小企業紓困，刺激思路從保經濟增長轉為保企業生存。因為日本政府已經意識到通過基建已經很難拯救經濟了，政府急需將經濟刺激思路從投資拉動轉為企業增長。
在經濟刺激思路調整的大背景下，日本大基建投入開始大幅度萎縮，從1998年開始連續7年基建投入均為負增長，2004年基礎建設投入已經低于1981年水平。由于日本地方政府基本是靠大基建的大量資金維持地方政府運轉體系，而大基建資金的突然抽離，讓日本許多地方政府瞬間陷入財政危機。
90年代初還是人生勝利組的地方公務員，瞬間就陷入了工資發不出的困境。
而1998年也成了無數日本公務員人生的分水嶺。
屋漏偏逢連夜雨，日本政府在1999年后啟動了第二輪財政改革，直接指向日本現行公務員體系。由于公務員長期占用大量財政預算但產出明顯偏低，再加上當時社會對于公務員的尸位素餐多有怨言，90年代后期，人事廳開始加強了公務員的各項考核。1997年政府設立公務員制度調查會，提出能力與業績導向的晉升和薪酬制度。2001年，內閣官房行政改革推進室發布年輕公務員的調查結果，揭示現行制度的問題，提出需要加強對公務員尤其是年輕公務員的管理工作。
在此背景下公務員工作強度被不斷加大，根據人事院的數據，2000年后，日本每月加班時長超過100小時的公務員占比9.1%，每月加班時間超過80小時的占比30%。作為公務員核心的霞關則被稱為一座永不下班的“不夜城”，凌晨三四點鐘才回家的大有人在。日本公務員也就是從此時開始從“帝國精英”變成“霞關的抹布”。
但你以為這就結束了嗎？1998年中央公務員限額改革啟動，當年自民黨聯合政權成立，同意削減25%的國家公務員，并在1999年廢除政府委員制度，引入副大臣和政務官制度。2000年森喜朗內閣的行政改革大綱提出廣泛改革，繼任的小泉純一郎內閣以“無改革無增長”為口號推進改革。此后，安倍晉三成立內閣人事局，日本長期公務員限額制度持續推進。
如今日本已經成為全世界發達經濟體中“官民比例”最低的國家，據日經中文網在2021年的統計，每1 000人中，日本有公職人員37人，而法國有90人，美國差不多是64人。日本公職人員占比只有法國的四成，美國的六成。對于日本的老百姓來說，這意味著財政供養人員少，是件好事。但對于日本的公務員群體來說，這只意味著一件事，那就是人少活多，非常累！
但工作壓力增加并不是這場改革的終點。1999年開始，日本內閣連續五年削減國家公務員工資，以2003年為例，全日本公務員平均工資減少了16.3萬日元。根據歷年國家公務員工資建議書統計，公務員工資降幅總計超過40%。
可以說1999年開始的薪酬體系改革，完成了對日本公務員體系的最后一擊。2023年日本地方公務員平均年工資已回落到70萬日元，僅為90年代最高峰的50%。要知道中央公務員在日本一直是頂級名校的自留地，以往門檻相對較低的地方公務員才是普通人最主要的選擇方向。但由于1999年財政改革的持續影響，日本地方公務員此后20年保持了低薪且內卷的狀態，一方面大基建停止，地方財政困難人員編制不斷減少。另一方面此前日本大基建債務導致地方政府難以支付公務員工資。
就此日本公務員報考人數開始下降，全民考公現象開始退燒。
五、新世代，不考公務員
2024年日本地方公務員報名人數僅有4.7萬人，同比2023年又下降了7.2%，35個地區的報名比例已經不足1:3。而國家公務員考試一般崗位的報考人數更是下跌至2.42萬人，同比減少7.9%，創下12年以來的新低。根據日本總務省資料，日本國家公務員綜合職崗位錄取比例為1:7.5，相當于每8個人錄取一個人。在日本47個省級（都道府縣）政府中，有45個反映沒有完成招聘計劃。與其他競爭激烈的亞洲國家相比，想要在日本當上公務員可謂輕而易舉。
而對于社會精英來說，公務員更是成為性價比非常低的工作。2012年至2022年，入職日本中央政府（霞關）的東京大學畢業生減少了60%。同時隨著日本經濟的恢復，民間企業與公務員薪酬待遇再次被拉大。一個有趣的例子是，2022年日本金融廳開出1 000萬日元的年薪，和企業爭搶IT人才，而同類型的崗位在大手企業是2 000萬日元以上。
2020年后，日本連續3次上調公務員待遇，只是新世代已經無人報考公務員了。
本章我們回顧了日本考公熱的起與落，那么作為人們眼中最為穩定的“醫師公”群體的另外兩個，教師與醫生在泡沫破裂后的職業環境是如何的？我們將在未來兩章講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