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利華：在家鄉記憶家鄉

在異鄉的時候會想起家鄉，

在家鄉的時候，依然會想起家鄉。

一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出生于山東半島腹地的沂蒙山區，一個名叫上枝的山村。跟那一帶所有村子一樣，村口也有棵老槐樹。眾所周知，這樣一棵樹，就像胎記一樣指向村人的來處——山西省洪洞縣。我們家譜里便有記載，明朝初年，有位先人名叫宗爽，隨著那次著名的人口大遷徙，從山西一路走進山東。我猜測，他原本的去向，是膠東那一片兒。走到這里后感覺山清水秀，適宜定居，于是擱擔落腳。隨后，子嗣開枝散葉，居方圓一帶。

上枝村處于南北兩道山脈之間，有條自西向東流的河——彌河的一個源頭——將村子分成兩片。我的出生地，在村子西北角的一道山溝里，叫做老峪溝，三面環山。這道山溝，放在廣袤的沂蒙山區，實在太不起眼。以至于我發現在地圖上還能找到它的名字時，都有點兒驚訝。在這里散落著的二三十戶人家，是上枝村一個分支，多是宗姓人家。

從溝底向上看去，三面的山很陡峭，尤其東西兩側，沿半坡上行不遠，便是懸崖峭壁。尋一條山路攀上懸崖，眼前卻突然開闊起來。那是一座崮，叫驢皮崮。

崮是沂蒙山區獨有的地貌，多數是四周低，中間凸起一個平頂，從老遠處看就像個大帽子。當然也有像驢皮崮這樣子的，依賴一道山脊，突然衍生出一抹平原。東側崮頂上，曾有一間石板屋子，牧羊人砌的。屋子不遠，有汪泉水，幾乎常年不斷。

我的文字里多次出現過這座崮，《籠子里有草》里那個“丫頭”，就曾跟爺爺生活在這荒原上。近期的長篇小說《徒歌》里，我寫了一個家族故事。這座崮，是小說里幾位人物的重要生活場域。

老峪溝，驢皮崮，幾乎承載著我所有的童年和少年記憶。

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當時，大人們是顧不得孩子的。他們要去生產隊上工，掙工分。1982年分到土地后，恨不得常年住進地里，一門心思像繡花一般侍弄莊稼。山里的孩子是散養的，就像牧羊人將羊群趕到崮頂上便放任不管。老峪溝里，跟我同齡的有五六個。孩子們三五成群，在山里用鐵壺煮地瓜、花生吃，爬到驢皮崮上逮螞蚱、捉蝎子、套兔子，將小河流攔堵變道抓小魚小蝦，晚上順著小河，打著手電筒去照螃蟹。天地如此開闊，娛樂項目如此之多，我們樂此不疲。

許多年后我才發現，驢皮崮以及它所在的東西方向那道山脊，是歷史上一條著名廊道——齊長城，春秋戰國時齊、魯兩國的分界線。其南是魯國，其北為齊國。我們居山之陽，自然從小所接受的是魯文化。后來，我們所在的沂源縣由臨沂市劃歸淄博市，再后來，我到淄博市定居，便長期生活在齊文化領地里了。

地域文化對人的影響力，無疑非常巨大。魯文化中規中矩，相對內斂。即便在鄉下，它也無處不在。我剛剛蹣跚學步的時候，父母就安排我去給聚到一起的長輩敬酒。要在一圈兒人里頭分清先后次序，是我們從小就操練的一門學問。山東人酒文化四海聞名，與此不無關系。

我就是在如此背景下一路走來。不管我個人還是我的作品，毫無疑問，會有這樣的印記。

直到某一天，回望我的寫作，審視我的鄉村時，我發現自己其實從未遠離，一直還在鄉村。那是我真正的精神故鄉，當然也是我書之不盡的素材來源。

我走出大山的路徑是讀書。先是走出老峪溝，到山下村里讀到小學四年級，然后到隔壁兩縣村讀五年級。周邊幾個村里的小學，都沒有五年級。接下來去該村西北角的中學念初中。那所學校里多數是民辦老師，家里還種著地。農忙時節，就任我們一幫孩子漫山遍野撒歡兒。讀到初二，該學校解散。大部分同學就此回家，只有少數幾人轉去鎮上繼續讀初三。很幸運，我在后者行列。初中畢業后，繼續在鎮子西北角的縣五中讀完了高中。在眾所周知的那座高考獨木橋前，我被攔住。

復讀一年后，還是不中。有位同學騎著自行車，翻山越嶺到我家，約我去外地打工。那天晚上，父母開始忙碌，往一條大尼龍袋子里塞被褥、衣服、洗刷用品等。母親塞一件，便輕嘆一聲。就在袋子塞滿，父親拿出一根細繩去捆扎時，她突然緊抓袋口不松手：“不行，你不能去！”后來她跟我說：“就像要送你去出麩子。”出麩子，就是外出打工。只不過多是遠行，多是下苦力。比如干建筑、下煤窯之類。

于是又一次回校復讀。這一年，縣里出臺新政策，嚴格限制往屆生高考。沒等我第三次奔赴“戰場”，便慘遭淘汰。后來，父母托熟人在縣城為我找到一份好工作，在一家機關單位當保安，兼送報紙。近水樓臺，報紙一來我就先睹為快。等人家看完報紙，我就搜集起來做剪報。多數是喜歡的散文、詩歌、雜文。短短兩三個月，攢下厚厚一大本。跟我一起看大門的是位退休老大爺，見我喜愛文學，就鼓勵我也去寫。這時期，我開始寫一點簡短的散文和詩歌。

曾有人問我，當初為什么選擇寫作，這就是源頭。

縣城還有幾位同學，干建筑，當電焊工。我們常常小聚，偶爾也喝點兒酒。距高考大約還有半年，有人提議，要不再回去搏一把？有同學恐考已久，打死也不愿再復讀。我們幾個借著酒勁兒，一起約好，再試試運氣。

結果命運就此改變。這一次我竟考上淄博警校。老峪溝里有一片地，叫做梨樹地，是我家的自留地，也是家族的墓地。年底祭祀先人時，我甚至打量著那片地，想看看是否有青煙冒出來。

多年后收拾舊物，忽然翻出三本警校里發的作業本，是一部小說，看字數差不多算小長篇。其內容便是我的高考經歷。紙張早已泛黃，文字間有紅筆反復修改的痕跡，還有陌生的筆跡做過旁注。顯然，我曾請某位同學看過。由此可見，那時我已有當作家的夢想。警校畢業后我沒有被分回原籍，也沒到一線的派出所或刑警隊，而是進了市局主辦的淄博公安報社當編輯、記者。

文學改變命運這句話，在我身上有著具體的體現。

二

我早期寫過一個短篇，叫做《黃金葉》。里面的勞動場景很美，流淌的月光下系煙葉，清新的露水氣息里掰煙葉，還有滿地流金般的烤熟的煙葉等。我虛構了俏麗能干的姑娘葉兒、憨厚壯實的小伙兒小滿以及純凈的愛情故事。《小說選刊》責任編輯郭蓓女士給予的評價是，“作者對勞動的描寫和禮贊中，帶有醇香濃郁的泥土氣息，字里行間更是漾動著勞動的喜悅和詩意。”

喜悅和詩意，正是我那時回望鄉村時的心境。

2007年，一條老街納入我的視線。當時我正在一個縣城邊緣的派出所工作。門前那條老街，延續的是鄉村傳統，每隔五天便是大集。有一天，我站在二樓的走廊，隔著窗子望著滿街擁擠的人們，恍然間，似乎看見老家的那些鄉親們。

他們不就是沿著這樣的一條街，從鄉下走進城市的嗎？

進城之后，有人擺攤賣水果、賣烤地瓜、賣鮮魚咸魚；有人送外賣，送桶裝水；有人當護工、月嫂、保姆；有些青壯年勞力，幾乎常年駐扎在城郊接合部的勞務市場，住著多人擁擠的地鋪，早出晚歸，干遍世間各種雜活兒；有魄力的鄉下人，租下沿街的房子，開早點鋪子、開酒館、開汽修廠等。

他們中有人歷經打拼，在城里買下房子，將孩子送進城里的學校。更多的人輾轉二三十載，依然顛沛流離。我在城里有了女兒后，父母以另一種方式進城——看小孩兒。在城里，這樣的人為數眾多。一直將孫子孫女從小看到大，城里不再需要他們時，多數人選擇重回鄉下。

我的小說里開火鍋店的胖嫂、賣鮮魚的秋紅、當小保姆的翠云等一大批人，就是他們其中一員。

沿著那條線，農民進城大潮愈演愈烈。

這次人口大遷移，跟近現代史上著名的“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相比，人數自然更多，陣勢更為龐大。表面看并不喧囂，卻像山間小溪不斷匯進大河最后注入大海一樣，農村人緩慢流淌進城鎮。

這一潮流，是同時期的作家繞不開的創作主題。我也是如此。那條真實的老街，化作虛擬的一條路線，變成嫁接城鄉間的橋梁，變成我跟鄉村之間維系關系的重要紐帶。

我將那條街命名為“香樹街”。它好比觸摸屏上的一個引擎點，伸出手指輕輕一觸，會發現又一個界面被打開，而且新界面上還有無數引擎。在我親手栽培的這根藤蔓上結出一個又一個瓜。系列中篇《香樹街10號》《香樹街104號》《籠子里有草》《師生圖》《放爆仗》等隨之誕生。

我在一個創作談里說，“這條街，就是農村與城市的分界線，或更寬泛些的交融線。它的存在很卑微，地位很尷尬。它見證著城市對鄉村的不斷吞咽，也見證鄉村人竭力進入城市的步履維艱。”

我當時近乎偏執地認為，城鄉之間的二元對立是涇渭分明的。社會底層變遷的主調，正是鄉村與城市的摩擦與碰撞。最后城市貌似取得勝利。它帶著盛氣凌人的姿態，將越來越多的鄉村，換成整齊劃一的面孔。

這面孔，讓我一度感覺既熟悉，又陌生。

我曾在一首詩里如此寫道，“在異鄉的時候會想起家鄉，在家鄉的時候，依然會想起家鄉。在家鄉想起家鄉的時候，我渾身顫抖。”

城市里，出現越來越多的鄉下人聚集區——城中村、棚戶區、小商品街。一座城市里的流動人口，慢慢地遠超常住人口。與此喧囂相對應的是，鄉下開始安靜或者荒涼。老房子沒人住，日漸破敗。

我每年都回老家數次，幾乎眼看著老峪溝里的人在減少。最少的時候，只剩三戶六口人，我的三個叔伯哥哥和三個嫂子。其中兩家，仍保留著傳統養殖模式——放羊。另一家則建起大棚，在里面養豬，或種植換季蔬菜。

三

我們家分到的土地，一部分在老峪溝東邊半坡上。坡面很陡，肩挑著土肥上去，鼻尖幾乎要夠到地面。分田到戶后，父母每天都早出晚歸，把所有時間都用在地里。因為不斷墾荒，沒過幾年，土地面積擴張將近一倍。大片的地里種玉米、小麥、地瓜、花生等，溝溝坎坎、地堰邊兒上則種上蕓豆、辣椒、南瓜等蔬菜。

父母那代人，對饑餓感刻骨銘心，對土地真正心存敬畏，一毫一厘都不浪費。

老家那一帶，如今種地也得看老天爺的臉色。有年夏天，連續數日暴雨。半坡上薄薄的一層泥土，哪堪如此侵襲？許多道地堰被呼啦一下子沖斷。父母費盡氣力整出來的地，形成泥石流，裹挾著地瓜、花生、南瓜之類，直奔下面的河溝。大雨如注時，父親在屋里拍打著大腿轉圈兒。雨還沒徹底停下，他就披著塊塑料布，一臉凝重地上山去看莊稼。那一天，我親眼目睹一副難以忘卻的畫面。父親兩腿插進被沖刷得一片狼藉的地里，呆愣良久，突然仰頭一聲號叫，緊跟著弓下腰，從泥石流中抓起些花生秧，狠勁地抽打著地面，嘴里嗚哩哇啦大罵不止。

他們這一代，是真正視土地為黃金的一代。

即便我已是中年，對土地的情感，也說不上有多么親近，當然也永遠體驗不到父輩們的感覺。我們這一代尚如此，隨后在城鎮長大的一代又一代，漸漸的已不知種地是咋回事兒，不知什么季節該種什么莊稼。土地對他們來說，可有可無。

多年后，我陪父親有過一次行走。那時他腿腳利落，還能翻山越嶺。因此在我看來，那一行根本沒必要。可父親很堅持。他要我們跟著他，去記下他種下的那些樹的位置。“我怕以后記不起來了。”他想在頭腦清醒的時候，告訴我們他的財富所在。

沿著一條山脊，我們向老峪溝進發。那天上午，我們走遍溝溝坎坎。那些散落在溝溝坎坎上的地，以及地里成長著的樹，我真搞不清哪些是我家的。父親記得很牢，甚至哪棵樹啥時候栽下的，他都記得。

陪父親行走的時候，我慢慢地開始感覺內心無比沉重。我甚至想，那是父親對他的土地，唱出的最后一曲徒歌。徒歌，就是無伴奏的清唱，是人類最原始最古樸的情感表達方式。

或許也可以說，那是一代老農民對土地發出的最后一聲嘆息。

那是母親去世后的第二年。不久，父親的遺忘癥開始明顯。隨后的一次輕微腦出血，伴隨小腦萎縮，其記憶力驟然減退。他去世前好一段時間里，甚至連我都不認識。

住在鄉下的父母相繼去世，曾一度讓我感覺，我跟鄉村徹底失去關聯。

四

事實是，鄉村在我的精神世界里變得越來越清晰，越來越難以割舍。

我那位差不多放了一輩子羊的老哥，已經快七十歲，幾乎沒走出過大山。我猜測，平日里在山里面他連徒歌都不唱。多數時候他保持著沉默。我甚至都感覺，是他自己主動放棄話語。每次遇見他，我都會捕捉到他身上的獨特氣息，踏實，沉穩，似乎生與死在他看來都是小事兒。他生活的全部，說起來不過就是一群羊。

我心目中的鄉村底色，正是如此。它是寧靜、溫馨的，不是喧囂、冷漠的。它根本不需要悲憫關懷。它有自己獨特、堅定的存在和前行姿態。腳踩泥土，嗅著露珠的清新，目睹日頭東起西下。與自然，與天地，無縫隙融于一體。觸摸著鄉土氣味而生，融入到鄉土氣味里而死。如此簡單純粹，如此合乎秩序。

為創作一部小說，我開始搜集素材，開始在鄉間行走。那些古老的、即將消逝的，或帶有歲月滄桑的東西，帶給我的感覺總是那么迷人或神奇。比如從一位老人口中，我聽到一段原汁原味的“徒歌”，老家一帶的“大實話”，有著山東快書的節奏。

“太陽出來照西墻，西墻的西邊兒有陰涼。你要唱歌得先張開嘴，不想說話就把嘴閉上。爹的爹叫爺爺，娘的娘叫姥娘。爺兒倆走路他爹的年紀大，喊嫂子的肯定是個娘們家。”

這段“大實話”，被我寫進小說《徒歌》里面。

我嘗試從一個更開闊的場域，去回望、思索鄉村，去重構我心目中的鄉村，去勾勒幾十年來鄉村人的心路歷程。對城市與鄉村、中心與邊緣，我已不再持有二元對立觀，而變成互相交融，互為觀望。

此時的鄉村，已經遠不是費孝通《鄉土中國》里的鄉村。很多東西已經變化，乃至消失。甚至家族這一凝聚鄉村人的血緣紐帶，都已經變得不再明顯。

鄉村的節奏明顯加快。

老家門口有條馬路，傍晚時分女人們會在那里跳廣場舞，所用的音響、音樂，跟城市里的毫無區別。小賣部門口廣告上的明星，跟城里電子屏上的一致。會擺弄智能手機的老人，也都在刷短視頻。

哪怕當年多么荒僻的山頂小村落，現在也被水泥路纏繞。一些具有前瞻眼光的村子，早就不約而同地打起鄉村旅游牌。他們把西域的薰衣草、高原上的格桑花，成片成片挪到魯中腹地。不斷交叉擴展的高速路，將城鄉間的現實距離拉得更近。城市資本開始關注鄉土，并向其悄然滲透。

返鄉，這一人口流動的暗潮，也已出現。原本在城里扎下根的人們，與鄉下還有千絲萬縷關聯的，開始鞏固“后方根據地”，將鄉下老房子修葺一新。沒有扎下根的，發現城里生活成本太高，開始選擇回老家。越來越多的城里人，開始到鄉村去，到山野間去，到原生態的大自然中去，尋找慢生活，尋找詩意與遠方。他們以租住民宅、流轉土地或打造民宿等，進入鄉村。

后鄉土時代，這個帶有學術意味的詞語已然到來。

《徒歌》里，很多人物的經歷，與曾生活在老峪溝里的原住民是吻合的。極少的人依然生活在大山深處的褶皺里。更多的人，則走出山溝，進入更加開闊的天地。現實中，我有個大爺走得最遠。當兵轉業后，他定居于新疆的昌吉。當然，小說里也有很多人重返故土，他們完整地演繹著離鄉、進城、返鄉這一幕幕大戲。我認為，那是鄉村人的求索之旅、尋根之旅、精神回歸之旅。同樣也是對原始生命力，對鄉土傳統，對鄉村理性秩序的再度描畫或重構。

作者：宗利華

名家簡介

宗利華，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已出版長篇小說《佳城》《盛宴》，小說集《水瓶座》《香樹街》《天黑請閉眼》等，有作品被譯為英、法、德、西班牙等文字。獲第二屆小小說金麻雀獎、山東省泰山文學獎、山東省文藝精品工程獎、公安部金盾文學獎等獎項。

監制：朱一鳴 編輯：邵泉尉（見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