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楓，9，朱楓與陳修良、沙文漢夫妻的友情

景華新村22號

和“同豐行”完全消失于今日繁華、熱鬧的上海外灘不同，上個 世紀三四十年代曾經隱蔽在法租界巨籟脫路地段的中共江蘇省委和上 海局地下機關舊址，至今還靜悄悄地矗立在巨鹿路附近的花園住宅區 內——景華新村22號， 一座灰色調的西式洋房、單門獨戶的三層小 樓。

它建成于1939年，至今也不算落伍的典雅與精致，處處透露出 當年“東方巴黎”的氣派和情調，就像一個飽經世事滄桑還保持著綽 約風姿的老婦人，沐浴在早春的陽光下向來訪者敞開心扉，講述著白 色恐怖年月里她曾有過的不平常的履歷。

這個新家便是景華新村22號，剛剛落成在法租界里的獨立門戶。 還是“孤島”時期，日本兵不能隨便進入；又在富人區，有巡捕看大門， 周圍環境相對安全，黨的機關設在這里不容易引起注意。

上海黨組織遭破壞，他倆逃往日本，在那里參加了共產國際遠東 情報組織的工作，后回國尋找組織關系并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新 的中共江蘇省委建立，上海地下黨的工作吸取過去的教訓，堅持秘密 工作和公開活動嚴格區分的原則。為遮人耳目，保護省委機關，他們 夫婦倆對外改稱是陳馥鄉下的侄兒與侄媳，為“跑反”來姑媽處避難。

陳馥早年就患有嚴重的青光眼，長期的焦慮和期待中雙目幾近失 明。因為看不見，老人起身趔趄著，摸摸來客伸出的手。

望著她慈祥 又衰頹的樣子，朱楓的淚水奪眶而出：

“陳伯母，我是朱貽蔭，陳逸仙的女師同學朱貽蔭!”

“啊，朱家四小姐——”陳馥還記得朱楓在家中的排行，“多少年 不見你啦?快坐快坐……阿翠，給客人奉茶!”老太太高興得什么似 的，轉過身來又招呼已經五歲的外孫女：“阿貝，快喊你四媽媽!”

朱楓把帶來的糖果遞給阿貝，阿貝雙手接過，大方地說：“謝謝 四媽媽!”

望著老同學的女兒，朱楓想起遠在天邊的湘虎，情不自禁地摟著 阿貝親了親，還問了一句：“阿貝，想爸爸、媽媽嗎?”

阿貝到底是孩子，肚子里放不住話，馬上就說：“想啊，我還會 背我爸爸給我寫的詩呢。”

來客和陳馥拉起了“家常”。史永告訴“眾家姆媽”,三哥和三嫂在“那邊”都有信來，他們一切都好，要她放心。史永還說了上海這邊“家 里”的一些事情，并告訴老人：“四阿姐”(指朱楓)如今也是“自家人” 了，“她會常來看你的，有什么事情也可交給她去辦”。

“好啊，好啊，四小姐本來就跟逸仙情同手足嘛!”老太太的臉 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史永所說的上海“家里”,自然是指留在滬上堅持斗爭的黨組織。

劉曉、潘漢年這些領導同志撤離后，上海地下黨的活動更為隱秘。身 為中共資深情報員、江蘇省委保衛工作委員會委員的史永，當時對外 身份是上海建承中學的教員。他和徐雪寒介紹朱楓入黨后，將朱楓的 組織關系交給了上海黨情報部門的負責人張唯一，由張唯一直接領導。

由于朱楓仍在從事新知書店的副業工作，在上海工商界有不少熟人， 她的一個同父異母的妹妹和妹夫又都是國民黨中統的人，黨組織要求 她利用這些社會關系，搜集有用的情報，同時也委托她保管黨的一部 分經費，有利可圖時也用這部分錢來做生意，以求在當時物價上漲、 貨幣貶值的敵區環境中保全幣值。

“客廳是一個家的門面，來人坐在條凳上，跟 周圍的環境也不協調呀，要是警察來檢查……”

朱楓嘴上沒說，心里 卻這樣想著，因此第二次來的時候，她特地聯系了家具公司的人，送 來紅木做的一張麻將桌和四張靠背椅。

阿貝看到新家具進門，像多了一群小伙伴似的高興，好奇地搬這 弄那。陳馥顫巍巍地迎上前，摸著桌椅光滑的漆面，問朱楓：“四阿姐， 這套家什要不少銅鈿吧?”

“沒事，陳伯母，您權當晚輩的一份孝心收下。”朱楓懇切地說，“您 是‘眾家姆媽’,我還能不是您的女兒嗎?”

一句話說得在場的保姆黃阿翠和似懂非懂的阿貝，都跟著老人笑 起 來 。

朱楓贈送的紅木家具，被沙家保 存了幾十年

敵人越臨近最后的失敗，越加瘋狂。

1945年5月中旬，日本憲兵 隊兩次搜查上海建承中學，抓走了以校長戴介民為首的八名師生，罪 名是“通共鬧事，危害治安”。

史永是這所學校的教員，因為地下工 作的關系，他從不在師生們的愛國抗日活動中露面，尚未被敵人覺察。

第二天早晨，他照常去上課，還未進校門，老遠看見教學樓的陽臺上 有學生在向他打“危險”的手勢，他機警地拐進一個弄堂躲避開了。

回家想想，不能待在原地，當即偕妻攜子轉移到朱楓在長樂路的單身 住處。住了兩天，他讓妻兒回鄉，自己又住到景華新村22號陳馥的家中， 一面觀察動靜， 一面組織營救。

幾天后，朱楓來報告情況。她通過去年在日本憲兵隊坐牢時認識 的一位翻譯，了解到戴介民和幾個被捕師生在敵人的嚴刑拷打面前， 表現得很有氣節。他們眾口一詞，都說愛國人人有責，學校里的反日情緒是師生的自發行動，并無“共黨煽動”,尤其是戴校長主動承擔“一 校之長”的責任，沒有涉及任何人。

由于那位翻譯知道朱楓是個“生意人”,也想托朱楓做點買賣， 所以很爽快地提供了以上情況。

朱楓一口答應他的要求，也啟發對方 說：“大家都是中國人，互相幫忙是應該的嘛!”

她看這位翻譯還不 屬于死心塌地的那一類漢奸，便暗示他該給自己留條后路，在日本人 面前多為自己的同胞說說話。史永肯定了朱楓的做法，三四個星期以 后，我們的同志都陸續被釋放出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當朱楓把這個天大的 喜訊帶進景華新村22號時，陳馥的眼前也好像出現了希望的亮光：“我 們勝利了，中國勝利了!”

老人興奮地摟著在身邊玩耍的外孫女兒說： “阿貝，終于盼到這一天了! ‘哪得長弓堪射日，來年共唱太平詩’, 儂爹媽就要回來跟乖囡團聚啦!”

接踵而來的卻是國民黨窮兇極惡的“劫收”大員，是蔣 管區的政治腐敗與民不聊生，是反動派重新點燃的內戰烽火，就是 不見親人的影子。

直到第二年的春天， 一個熟悉的笑臉出現在小樓 的門外，來人親切地喊：“阿貝，還認識伯伯嗎?”

未等阿貝開口， 站在她身后的保姆黃阿翠，驚喜地叫起來：“大肚皮老劉?阿太，大 肚皮回來啦…… ”

“大肚皮”是陳馥一家人給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起的綽號，此 時的劉曉已是中央城工部副部長，他再次奉命出征，從延安跋山涉水 而來，帶來了中央對上海及周邊地區的地下黨在抗戰勝利以后開展城 市工作的新部署。

劉曉說：“眾家姆媽，八年抗戰，您老人家擔驚受怕了八年。現在的天下還 是不太平啊，看來您還得為這個‘家’再操勞它個三年、五年——- “”

“大肚皮，你說是還得打仗?”老人疑問的表情里，夾著深深的 憂慮。

“反動派要打，我們有什么法子呢!”劉曉把話岔了開去，給陳 馥留下了陳修良在南京的聯絡地址，要“眾家姆媽”寫信給女兒，要 她回來“商量和料理家務”。

幾個月前，他和陳 修良在淮安城里見過一面，當時修良已被組織上任命為南京地下市委 書記，正準備去南京江北的六合赴任。

“南京的地下黨組織曾八次遭破壞，幾任市委書記被敵人殺害： 孫津川、黃瑞生、惲雨棠……雨花臺上不知犧牲了我們多少好同志。 阿福(陳修良的小名),你此行非比尋常，猶入虎穴，千萬千萬要提 高警惕!”

“你放心好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們奮斗到今天不就是 為了擒那條'龍'、縛這只‘虎’嗎?”

快到不惑之年的陳修良，比之少女時代的陳逸仙成熟、冷靜了許 多，但眼鏡后面的大眼睛，還是那樣炯炯有神，仿佛有不熄的火焰在 里面燃燒。

男兒一世當橫行，巾幗豈無翻海鯨?

欲得虎子須入穴，今日虎穴是金陵!

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書記的陳修良

合家團圓時，最高興 的莫過于母親陳馥和女兒阿貝了。 一別四年，上小學二年級的阿貝已 認不出朝思暮想的親媽，竟問“儂是啥人”。灰白了鬢發、雙目已完 全失明的慈母，撫摸著女兒消瘦的臉龐，默默地流淚。陳修良這個江 浙紅色革命史上叱咤風云的女共產黨人、在莫斯科“勞大”學習時連 米夫校長及“二十八個半”的頭兒王明也敢頂撞的寧波姑娘，此刻再 也控制不住她內心的情感，抱著親人喜極而泣。

讓陳修良欣喜和激動的，還有與朱楓的重逢。早在兩年前蘇北華中 建大整風審干時，擔任財經系黨支書和副主任的陳修良，在本系學員湯 季宏的送審報告上讀到他在上海新知書店被日寇逮捕的一段經歷，與他同時被捕的同志中有“朱諶之”這個名字。陳修良眼前一亮，腦海中閃 過她在竹洲女師讀書時最要好的同窗的面影，想起了在朱家大院憩園“瀟 湘館”里那個瘦瘦長長、多愁善感卻又寬厚、仁愛的“四阿姐”!

自1926年南下廣州前，同朱貽蔭在沙孟海老師的“若榴書屋” 作別，陳修良就再也沒有跟朱楓見過面，后來雖曾聽沙先生說過她遠 嫁東北、“九一八”南歸后又死了丈夫，再后來的情況就不清楚了。 現在偶然地從來自上海的地下黨同志的履歷表上與故人“邂逅”,怎 能不叫老同學高興呢?

陳修良心里默默地念叨著：

“朱貽蔭啊朱貽蔭，還記得我們在憩園假山石旁的那次討論嗎?我 說娜拉要從‘玩偶之家’出走，除了參加革命沒有第二條生路，想不到 你這個‘大觀園’里的‘四小姐’也被抗日洪流卷到革命的隊伍里來啰!”

很快，陳修良又從回解放區匯報工作的三弟史永那里，得到朱諶 之的更多消息，知道她參加革命后用了“朱楓”這個簡單易行的名字， 也知道她在上海入黨后還經常去景華新村22號照看自己的母親和孩 子，真正成了“一家人”!

法租界巨籟脫路附近的西式小樓，見證了兩位竹洲女師高才生闊 別二十年后的再度相逢，她倆坐在樓下客廳里那張朱楓買來的紅木桌 前，親熱地手牽著手，有說不完的話。可惜時間是那樣短暫，陳修良 只在家住了兩三天，黨所托付的重任和嚴峻的地下斗爭，還在六百華 里外那座已成為“龍潭虎穴”的古城里等待著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