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楓接受赴臺任務：艱巨危險，可能付出巨大生命代價

接受任務

就在朱楓盼望著早點結束在香港的工作，回到內地去與家人團聚、 全身心投入新中國懷抱的時候，一個新的工作任務正悄悄地向她走來。

這是那個非常年代里一項光榮而又有特殊意義的重要使命，也是一次 艱巨、危險、有可能會付出巨大代價的生死闖關。

“1948年底，我部上海電臺被敵人偵測破壞，我和幾個同志于 1949年初奉命先后從上海撤至香港。

朱楓聞訊后，請我和她相識的小 黃看了一場戲。

5月上海解放，潘漢年同志來電報，要董慧(潘漢年夫人) 和我返滬，我因有未了事宜，耽誤了幾天，不料，蔣美對上海進行封鎖， 航運中斷。張唯一同志決定我乘貿易部門與解放區做生意的船經青島 回上海。

那天，是朱楓送我和侯德華上船，并介紹我與帶隊的屬上海 市委的萬景光同志相識，一同返滬。此后即未與她見面?！?/p>

他和妻子馮修蕙都是廣東人，在粵港的社 會關系很多。畢業于上海復旦大學的這對年輕伉儷，因為抗日救亡 而走向革命，早在學生時期就加入中共。

朱楓是何時認識萬景光的，又是怎樣通過他接受了那項重大又秘密的使命?

從現存資料中尋找有關朱楓和萬景光的聯系，有確切線索可尋的便 是以上劉人壽的這段談話。

“小萬”,這位在國民黨保密局人員眼中“妖魔化”了的人物，被 他的對手們稱為“中共對臺灣秘密工作的魔手”、“中共對臺灣工作的 主角”,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他如何出現在朱楓人生歷程的轉折關口并施以了怎樣的影響?

馮修蕙女士出身富商名門，其父馮少山長期擔任廣東商會會長， 是一位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創會人之一。

早在抗 戰之初，“千金小姐”馮修蕙就和她的復旦同學萬景光，作為“兩廣 同學抗敵后援會”的骨干，在中共上海黨的領導下，為上海人民支援 新四軍、向抗日武裝輸送募捐款和各類物資奔走呼喚，跟國民黨、三 青團中的頑固派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他們夫婦 倆奉命轉移蘇(州)常(熟)太(倉)游擊根據地，繼續為黨工作。

抗戰勝利后，萬景光積極投身上海的愛國民主運動，1945年12月30 日在上海科學社召開中國民主促進會成立大會，創會代表有馬敘倫、 周建人、許廣平、雷潔瓊、劉大杰、柯靈、趙樸初等二十六位知名人 士，馮少山和萬景光都名列其間，恐怕他倆是“民進”創會者中唯一 的一對翁婿了，可見當時還是“小青年”的萬景光的活躍程度和在這 些社會賢達與各界名流中的影響。

正是因為他的工作能力和社會背景， 萬景光被中共上海局書記劉曉派往香港建立上海局聯絡點(辦事處), 時在1946年底。

馮修蕙老人介紹說：

萬景光到香港后，利用其父執吳疊卿在香港 開設的永春堂藥店作為通訊聯絡點，并在摩利臣山道26號租房作為 宿舍和辦事處；職業掩護方面，萬景光通過岳父馮少山的友人、曾任 “國大代表”的陳大勛律師的關系，同陳在香港德輔道合開了一家榮 記行(后改為國新公司),自任副總經理以便公開活動。

馮修蕙本人是1947年三四月間抵港的，擔任辦事處的機要工作。 這位當年中共上海局駐港辦事處的女機要員，談起那段為迎接全國解 放而加緊工作的日子，聲調平和而饒有興味。

她說，1948年3月錢瑛 同志來香港籌辦白區干部學習班，到辦事處的那天早晨，她正在廚房 的煤爐旁點火，因為從未干過這樣的家務活，弄得兩手漆黑、 一屋子 煤煙，人也被嗆得披頭散發、淚涕交流。

不速之客的錢大姐站在門外， 笑著對她說：“萬太太，早知道你這樣狼狽，我把上海的煤油爐子帶來就好了。”

滿頭銀絲、南國口音很濃的馮修蕙老人告訴我：

“當時秘密工作 的要求很嚴，同志間多是單線聯系，萬景光和誰來往，我從不過問， 景光也從來不說。

辦事處工作人 員很少，有一處秘密電臺，設在另外一個隱蔽點上。報務員是一位從 八路軍中調來的北方漢子，姓田。這位老田同志一句廣東話也不會說， 因此從不出門。他也自做飯菜，‘廚藝’比我還差，曾鬧過土豆不削 皮就切成絲下鍋炒的笑話 …… ”

當我問及上海局駐港辦事處的對臺聯絡工作時，修蕙老人回憶說：

1948年3月，張執一同志曾去臺南市跟臺灣地下黨 的何世平會面并布置工作。

同年5月，臺灣地下黨領導機構——臺灣省 工委(‘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簡稱)專程來香港石塘嘴參加華東 局主持的臺灣工作會議，會議作出了《關于形勢估計和臺灣解放的幾種 可能方式和相應的任務》的決議。

會后，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到摩利臣山 道向劉曉、張執一等同志匯報。蔡孝乾回臺后，向臺灣地下黨進行了傳 達并派交通來港聯系工作。

這以后，配合解放戰爭勢如破竹的發展形勢， 對臺的情報和策反工作，成了辦事處工作的重心。”

修蕙老人接著回憶：

1949年初春，上海局通過何世平的父親、老 同盟會員、國民黨“立法委員”何遂，同時任福建綏靖公署副主任的 吳石中將建立了聯系。

同年6月，吳石調任國防部參謀次長，在隨國民黨政府遷臺前曾來香港，萬景光代表黨組織同他會晤。

不久，吳石 又派副官聶曦來香港送情報。由于吳石在國民黨軍政界的特殊地位， 這樣的聯系方式所冒風險太大，必須從香港派可靠人選去承擔起秘密交通的任務，因此上海局駐港辦事處才開始實施這項重要的工作。

鑒 于這項工作的特殊機密性，除了萬景光和他必須請示的上級領導以及當事人外，誰也不知情。

“朱楓的名字，我是在烈士犧牲以后才聽說的。在我的記憶中，沒 有見過她。

她去臺灣聯系的兩個人，吳石與蔡孝乾，我只見過蔡孝乾， 就是在那次臺灣工作會議以后，蔡孝乾來辦事處匯報工作時見到的。蔡 孝乾此人個子高高的、白白的臉龐，四十來歲，聽說在黨內的資格很老， 是臺灣共產黨的創建者之一，參加過長征?！瘪T修蕙老人如是說。

萬景光、馮修蕙夫婦(1950年代 在北京)

但從以上的介紹和其他相關的線索、資料中， 我們還能夠大致地“鏈接”起朱楓接受赴臺任務時的一些情況：

一、朱楓和萬景光的工作聯系，應在1949年上海解放后劉人壽 自香港返滬之前，因為朱楓送劉人壽上船時曾介紹萬景光與之相識， 她本人當同萬已有所接觸。

另據有關資料，萬景光在1949年初春也 回過一次上海，他同吳石的第一次見面，就是這次返滬時通過已跟共 產黨合作的何遂安排進行的，馮修蕙所說同年9月吳石來香港，應是 吳與萬的第二次會晤。

當時福州已經解放，吳石到了廣州，接到了被 委以“國防部參謀次長”的新任命。他在去臺赴任之前還來香港同中 共聯系，可見其傾向革命的態度是非常堅決的。

當時萬景光即向吳石 表示：臺灣是國民黨退守的最后據點，希望他為“解放戰爭的最后一 仗”作出自己的貢獻；同時也許諾，中共方面會派出聯絡人員去臺灣 跟他接應，時間不會很遲。

二、朱楓家書中最早提及與臺灣有關情況的，是1949年2月18 日給陳宜的信，信中朱楓向陳宜詢問其妹阿菊和妹夫王樸在臺灣的消 息，對這兩位隨國民黨機關遷臺的親屬表示了關切。

朱楓此舉是出于 單純的人之常情，還是兼有為日后接受任務而埋下的“伏筆”,我們 不得而知。

確切的是當時已任臺灣省警務處電訊管理所主任的女婿王 樸(又名王昌誠),不久就有了回音，說阿菊于年初生了男孩，歡迎 婆婆去臺小住，并為朱楓辦好了入臺的手續。

朱楓在同年9月24日 致朱曉光的信中有這樣的話：“阿菊夫婦很想我去，入口證也寄來了， 真是幻想。”

如按字面理解的話，這時的她似乎還沒有去臺的意思。但 到了10月7日致曉光的信中，她的口氣就有了變化：“兄尚須去菊處小住，須兩個月方與妹聚首，請勿為兄操慮，保健為要!”

這里的“兄” 是朱楓自稱，“妹”代表曉光，“去菊處小住”指她已接受了去臺灣的 任務——顯然，有繼女阿菊和女婿王樸這樣一個合法的掩護身份，為 她赴臺履行秘密使命創造了最理想的客觀條件。

那么,任務是不是在 9月24日至10月7日這十來天內下達的呢?

三、要回答這個問題，先來看徐雪寒同志的一段回憶。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參與接管工作，才知道朱 楓已調香港工作。

六七月間，接到她的來信，說華東局有關 部門要調她到臺灣去，問我的意見。

我知道多年以來，為了 革命工作，她與愛人和女兒天各一方，渴望回來團聚。

我答 復她說：可以將個人愿望如實向組織說明，但最后還應服從 黨的決定。以后就沒有再得到她的信息。

9月，我的愛人帶領一家老小回到上海，告訴我朱楓已 奉命將去臺灣，臨行前將兩個男孩托她帶來大陸。朱楓終于 像人民解放軍那樣慷慨從命。我們敬佩她并默默祝禱她工作 順利，平安歸來。

按徐雪寒的說法，早在1949年六七月之前，朱楓已經知曉有這 樣一個任務。

如果雪寒的說法成立，朱楓9月24日致曉光信中說的“阿菊夫婦很想我去……真是幻想”這句話中的“真是幻想”四字，應是 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或者是“虛晃一槍”的掩飾之詞，因為在這 次行動中，組織上為了保密已作了對外宣稱“調朱楓回上海”的安排， 她自己也于9月初將身邊的兩個男孩子托徐雪寒夫人朱光熙帶回大陸。

因此可以作這樣推測：朱楓對于接受這樣一個重大而又危險的任務， 是有一個思想斗爭的過程的，也做了比較充分的準備，并非是倉促和 匆忙間的決定。

四、1949年4月下旬，中國人民解放軍跨過長江天險以后，以 排山倒海之勢橫掃盤踞中國南部的國民黨殘余勢力。

雖然當時人民海軍與空軍尚未建立，對國民黨控制的沿海諸島一時還鞭長莫及， 而且蔣介石把自己的大本營已移到臺灣，憑借著?？諆瀯菁訌娏耸?備力量，但一心“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毛澤東還 是抓緊了解放沿海諸島和進攻臺灣的部署，同年10月下旬和11月 初先后發動了奪取福建沿海金門島和浙江沿海登步島的戰斗。

兩場 仗打下來，部隊損失慘重，跨海作戰的難度使中共的決策者們進一 步認識到了技術條件和其他準備工作必須充分的極端重要性。在這 樣的情勢下，擔負著配合軍事行動的情報和策反工作，也就更加緊張、 急迫地提上了議事日程。

總之，在1949這個同每個中國人的未來都休戚相關的“兩種 命運的決戰”之年，在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取得 全國性勝利，祖國的統一大業有可能隨著“解放臺灣”這個目標的 實現得以完成的時候，

朱楓這個經歷了十多年革命斗爭鍛煉和考驗 的共產黨員，因為所處環境和自身條件的切合，成為當時中共華東 局對臺工作委員會派遣赴臺情報聯絡員的理想人選——正是這個帶 有歷史必然性的行動，因其“隱蔽戰線”的特殊工作性質，讓主人公在一路坎坷與艱辛中追求光明和進步的平凡人生，揭開了最 富有傳奇色彩的章節。

她也用巾幗不讓須眉的過人膽識、 滿腔熱血和忠誠，在這場極不尋常的生死搏斗中譜寫了一曲巾幗英 雄的慷慨悲歌。

從人生遭逢的意義上來看，這既是一種時代的“差 遣”、命運的“抉擇”;也是她見義勇為、果敢無畏的個性，在“使 命”和“崇高”這兩塊萬古不朽的試金石上，撞擊出了生命中最耀 眼的火花。

因此，10月7日那封寫給曉光的信中，朱楓報告了自己“尚須去 菊處小住”的行蹤后，隨即以勸勉和安慰的語氣，對翹首盼望她回滬 團聚的愛人說：

兩月后，我將以更愉快的心情與妹相見，并以此告沈女 (沈女，即女兒曉楓?！咦?。……妹如須去別處，請 勿為我滯行。

這時候，個人的事情暫勿放在心上，(即使我 來了你已北行我絕不怪你)更重要的應先去做。

與數月前去信征詢老領導徐雪寒的意見已有所不同，此刻朱楓明 確表示了“個人的事情暫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應先去做”——顯然， 她“像人民解放軍那樣慷慨從命”的主意已經拿定，我們的主人公義 無反顧地接受了由萬景光傳達的上級黨組織的秘密使命：

赴臺與擔任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將軍聯系，密取由吳將 軍提供的情報；她的另外一個聯系人，則是臺灣地下黨的負責人、省 工委書記蔡孝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