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楓，16，“老鄭”留字條要朱楓火速撤離，越快越好

“ 老 鄭 ” 被 捕

1950年1月下旬，也是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朱楓像往常一樣在 10點鐘之前來到“建昌行”。出乎意料，“老鄭”沒有露面，店里人說 他托人帶來一張字條，是給“陳太太”的。

朱楓接過那字條，上面寫著：

陳太太：老吳的生意虧本了。眼下市價低落無法推銷， 我擬外出，您不用等我了，請早日成行，切盼!鄭字。(劉小姐事，請告訴大舅不用辦了，謝謝)

朱楓知道“老吳”系“臺工委”武工部長張志忠的代稱，“虧本” 即被捕的意思。蔡孝乾是在告訴她：繼“臺工委”副書記陳澤民被捕后， 又一位地下黨負責人出事了。情勢危急可想而知，蔡孝乾自己已隱蔽 起來，不能來接頭了。他要朱楓火速撤離，越快越好。

括號里的“劉小姐事”是指蔡孝乾曾交辦的申請“出境證”一事， 朱楓正想告訴蔡孝乾那件事已辦妥，過兩天就可以去“大舅”(吳石)處拿證件，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

其實，早在一個星期以前，朱楓已開始做離臺返回的準備。由于 臺灣和大陸之間的航線和郵路均已切斷，別說人直接回上海已不可能， 寫一封信寄給曉光和曉楓都非常困難。

她經過仔細考慮，給遠在上海 的同鄉好友朱慰庭及其夫君呂逸民寫了一封短簡，信是豎行書寫在一 張從筆記本上撕下來的橫格紙上的：

逸兄、慰姊：

別久頗以為念，遙維 闔府康泰為頌!鳳將于月內返里 一行，約有一周至旬日可留，便望轉告小女及曉妹等，多年 不見想念彌殷，得此可增快慰也!

專此即頌 冬安

祖湘嫂兄及諸親友均候

威鳳手上 一月十四日

這是朱楓從臺灣發出的唯一一封“家書”,也是至今我們所能看 到的烈士留在人間的最后手跡。

“鳳將于月內返里一行”,朱楓以此見 告闊別已久又常在念中的逸民、慰庭夫婦，請他們將這個“可增快慰” 的消息轉告愛人曉光和女兒曉楓。

想當年朱楓從日本憲兵隊監獄出來 時就是在朱慰庭家養傷的，1940年為新知書店購買印刷紙張她變賣了 存放在上海銀行保險柜的三克拉鉆戒，也是托呂逸民先生經辦的。呂 氏夫婦經營的泰康食品公司后來還成了新知人的朋友和合作伙伴，為 上海地下黨做過不少事。他們是朱楓可以將性命托付的生死之交，又 是社會關系多、帶有中間色彩、有固定地址可尋的商家，因此將這封 向親人和組織報告平安與歸期的重要書信相托， 一定是最適合也是最 可靠的。

朱楓原來計劃在臺北還要有“一周”至十天的停留，就能踏上回 家的路，同隔海的親人團聚了。顯然，她沒有想到“歸程”會走得那 樣艱難與險惡，也沒有想到即便是這個“簡單的便條，要從蔣幫最后 巢穴的臺灣帶出來也不容易，寫于1950年1月14日，托人帶到上海 投郵已經是3月4日了”——愛人曉光在許多年后整理《朱楓烈士書 信集》時，特地在這頁信紙的原件旁加注了幾行字，因為信封上的郵 戳留下了那個讓他揪心的日期；曉光還接著寫道：“誰會想到那時候 她已落入敵人的魔掌!”

令人感慨的，還有這份“絕筆”的走勢與章法。盡管寥寥數 語，又在匆促中寫就，朱楓對摯友的深情與信賴、對親人的思念 與關愛……無不充溢其間，仿佛是她對曉光說過“個人的事情暫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應先去做”那句話所做的補充與印證——在“更重 要的”已經完成之后，她的拳拳之心和眷眷之情也頓生“彩鳳雙飛翼”, 迫不及待地升空展翅，飛向茫茫海天，排成了這一行行歸鴻似的漢字!

同早年沙孟海先生稱贊朱楓“一位幽靜的姑娘寫出一手端秀的小 楷”相比，此刻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個戰士心跡的揮灑自如、 一種意志 和精神境界的超凡脫俗，是磨煉了二十多個寒暑的質樸與俊朗、砥礪 過萬水千山的堅強與成熟……

這封信的署名“威鳳”恐怕也是曾經給 女弟子改名取字的孟海師所想不到的，在朱楓所留下的其他書信和墨 跡中也從未出現過。

朱楓沒有能夠趕在“月內返里”,向她通風報信、要她火速撤離 的“老鄭”卻在1950年1月29日這天晚上從南部返回臺北市內的居 處時，被埋伏在那里的國民黨保密局人員抓獲了。

因為這個緣故， 一個四十歲出頭的中年男子與一個妙齡 少女“形影不離”,竟成了“老鄭”在別人眼中的一個“特征” 。在保密局為搜捕中共地下黨人所進行的秘密大清查中，國民黨特務們 就是以此為線索從全臺北市每一區的戶籍登記冊中仔細地尋覓、對照，終于在古亭區××街××巷的一家戶口登記中發現了“可疑之點”: 那家戶主鄧昌華年約四十歲，同住的妹妹鄧莉只有十七八歲，這個情 況與他們已掌握的“老鄭”的“特征”十分相似。

特務們獲悉后，立即趕到“鄧昌華”家，看到的卻是人去樓空，但從屋內物件被翻檢得 很零亂來看，主人走得非常匆忙，問鄰居說是才走了兩天。

搜捕者便在“鄧昌華”家十幾個榻榻米的住房內潛伏下來，耐心 守候了四個晝夜，第五天晚上樓梯上響起腳步聲，有人開門而入，躲 在黑暗里的特務們撲了過去……

“鄧昌華”正是蔡孝乾所用的另一個假名。

蔡孝乾1月22日那天 給朱楓留下那張字條后就離開了臺北。他原想從臺南逃出臺灣的，到 那里以后才發現無路可走，只好重回臺北再想辦法，就在他想去古亭區的住處取錢和衣物的時候，中了敵人的埋伏。

保密局的特務們欣喜若狂，他們知道這回“落網”了一條“大魚”。

以毛人鳳為局長的“國防部保密局”,這個專事鎮壓共產黨人和 異己力量、策劃恐怖陰謀破壞活動的國民黨情治機構，它的前身就是 臭名昭著的特務頭子戴笠所把持的“軍統”;1946年3月戴笠飛機失 事摔死后，“軍統”改頭換面并歸屬了“國防部”。

在國民黨軍隊潰敗 大陸的兩三年里，“保密局”這條維護蔣家王朝法西斯獨裁統治的忠 實鷹犬，倚仗其總后臺蔣介石本人的撐腰和美國盟友的“合作”,運 轉其龐大的組織系統和遍布全國的“殺人機器”,在平津、在西安、 在南京、在上海、在昆明、在重慶……在國民黨政府丟失任何一個內 地的重要城市之前，都曾窮兇極惡、令人發指地上演過一幕幕可以名 之為《末日瘋狂》的人間慘劇，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愛國民主人士， 其罪惡的黑手不知沾滿了多少革命志士和人民群眾的鮮血!

而在國民黨政權退守臺灣后，為了汲取大陸失敗的教訓，鞏固腳下最后的“反共復國基地”,驚魂甫定、痛定思痛的蔣家父子所做的 第一件事，便是整肅和強化其情治部門的組織與職能。

早在1949年 七八月間，老蔣就親自出馬，召集各特務機關負責人及其嫡系，秘密 成立了由蔣經國、唐縱、鄭介民、毛人鳳、毛森等人為委員的核心組 織“政治行動委員會”,統一情報工作。

不久，蔣經國又被任命為“國 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直接控制情治機構、負責監督機密事務。毛人 鳳為首領的這群保密局鷹犬，也開始在小蔣的指揮下更加賣力地為其 主子效命。

他們憑借臺灣島上的“戒嚴”體制和“保密防諜”的上方 寶劍，到處抓人、殺人，制造了無數起冤案。著名作家柏楊在《柏楊 回憶錄》中談到那個“恐怖時期”的捕風之盛，說“一個人因身上插 著紅花在新公園被捕，一個士官因不小心掉了帽徽被捕，但很多人都 是因為‘偷聽共匪廣播’”。

柏楊自己被捕是因為說了幾句不該講的“共 軍紀律嚴明，不拿人民一針一線”之類的“反動話”。與他同監并被 判了十五年、后來連生死都不明的中學教師楊啟仲，僅僅為了從他宿 舍里發現了一本艾思奇著的《唯物論辯證法》……

那是在美麗島的南部，當時還是中學 生的這位臺灣農家子弟親眼看見，國民黨軍警押著一隊從大山里抓來 的“政治犯”走過村道，使他吃驚的不是這些犯人的衣衫襤褸和遍體 鱗傷，而是抓人者防止他們逃跑的方式：繩索捆綁和鐐銬相加之外， 竟有一根長長的鐵絲刺穿這些犯人光赤的足踝，將他們一個一個像曬 魚干似的“串連”在一起……

與大陸時期的“最后猖狂”相比，退守孤島后的毛人鳳們顯然有 了長足的“進步”。不僅因為丟掉江山的惱恨和窮途末路的絕望讓這 群嗜血“鷹犬”更加無所顧忌，風詭云譎的非常年代和海島孤懸的特殊環境也為他們施虐和報復手段的“登峰造極”創造了更好的條件。 他們對跟隨國民黨渡海的無辜青年如柏楊、楊啟仲以及成千上萬的原 住“草民”尚且如此，對真正的“匪諜”和“通共者”當然絕不會心 慈手軟。

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五位領導成員中，第一個被捕的是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陳澤民，前面我們曾提到過。

1909年生于福建的陳澤民 同蔡孝乾一樣，也是個頗有資歷的知識分子，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 初的“左翼作家聯盟”時期，他就在上海參加了共產黨。

1947年3月 以后他和蔡孝乾、洪幼樵等作為華東局派遣人員分批來臺，建立“臺 工委”并發展地下組織。他被捕時，敵人已經知道他的真實身份。這 位有十幾年黨齡的老黨員開始堅不吐實，毛人鳳下令對其動用酷刑， 被踢斷三根肋骨、打折一條左臂，幾度昏死。特務們為了獲得口供， 將血肉模糊的要犯送進醫院療傷，又押來他的妻兒勸降——在敵人的 軟硬兼施下，蘇醒后的陳澤民供出了有關“臺工委”領導成員和各地 方支部的一些情況……

一個多月后，“臺工委”的武工部長張志忠被捕。

又過了一個月， 書記蔡孝乾和宣傳部長洪幼樵相繼落入敵手。

化名“老劉”的洪幼樵， 是在基隆準備開赴香港、澳門的輪船上被保密局偵查隊捉獲的。

張志 忠是特務們發現其住處和行蹤后，開著吉普車在臺北某公園外的馬路 上將騎在自行車上的追捕對象撞倒逮捕的。

張志忠，原名張梗，1906年出生于臺灣嘉義縣一個貧農家庭，學 生時期即投身抗日活動，加入臺灣無產青年會。1933年遭日警逮捕， 后越獄逃往大陸。抗戰爆發后，張志忠進延安抗大學習，畢業后分派 八路軍129師冀南軍區敵工部，經受了多年戰火鍛煉，積累了豐富的 對敵斗爭經驗。

據由他介紹入黨、曾任臺北學委書記的吳啟泰回憶， 早在“二二八”起義時，已先期赴臺的張志忠即領導過臺灣南部的民主聯軍，指揮過攻打嘉義縣政府和飛機場等戰斗。

以蔡孝乾為書記的 “臺工委”成立后，擔任武工部長的張志忠深入基層發動群眾，組織“武 裝工作隊”,為配合人民解放軍渡海作戰做各項準備工作。他作風踏 實，不辭辛勞，為開辟蘭陽地區黨的工作，吳啟泰曾陪同他到自己家 鄉羅東、蘇澳一帶考察，

吳啟泰于1949年3月受臺灣地下黨委派，回大陸解放區參加第 一屆全國青年代表大會，會后留在北京，再也沒有能夠返臺。

直到 1987年赴美參加“二二八”四十周年紀念會， 一位曾因“臺工委”案 被捕坐牢的楊克村老先生專程從臺灣趕來洛杉磯同他相會。這位楊姓 老人受兩位已故知情者的“臨終囑托”,將埋藏在心底幾十年的有關 張志忠被捕和犧牲的情況告訴了吳啟泰。

原來，1949年底，張志忠和他一起從事地下工作的妻子季云發現 危險后，立即搬到友人李振芳家居住。李是黨外同情者， 一直在掩護 張志忠夫婦，但國民黨特務還是查出了他們的行蹤，不僅逮捕了張志 忠夫婦，將李振芳也抓了起來。

張志忠被捕后，特務審問他，要他招供。 張堅貞不屈，連聲說“你們打死我好了”,連特務、獄吏都拿他沒辦 法。

楊克村老先生鄭重地對吳啟泰說，因為掩護張志忠夫婦而被判了 十五年刑的李振芳，在臨終前特地囑咐他：“張志忠和季云是堅持到 底、堅決不投降的。他們沒有出賣任何同志，是英勇犧牲的，此事一 定要向北京報告。”

李振芳夫人盧碧霞雖然沒有被捕，但也從丈夫那 里知道了實情，她臨終前也將楊克村叫去，作了同樣的囑咐。

這位死里逃生、最后傳話的楊克村老人，當年也只是一個地下黨 的外圍同情者，卻以“涉共罪”被捕，在牢里蹲了十五個春秋，白了少年頭。

半個世紀以后，他仍不忘難友遺愿，又漂洋過海，通風報信， 送忠魂“回家”,真可謂是一個“當代版”的“柳毅傳書”的動人故事了。

后來，我在北京遇到了叫蘇東蘭的小同鄉，他曾同張 志忠在臺北市南昌街的保密局監獄里坐過牢。

他說，張志 忠看見有人關進來就大聲叫喊：“早說早死，晚說晚死，不說不死!”(張志忠同志的這句話在臺灣左派中流傳至今) 他經常喊口號、唱革命歌曲來鼓舞大家。

獄吏對他又怕又 尊 敬 ，說他是共產黨里真正的硬骨頭，好樣的。

有一次， 蔣經國親自到監獄里來向張志忠勸降，很有禮貌地問：“張 先生，你有什么困難需要我幫助的嗎?

”張志忠很干脆地 回答：“你如果想幫助我，就讓我快死!”

不久以后，蔣經 國第二次來勸降，問的同樣是：“張先生，你有什么困難需 要我幫助的嗎?”

張志忠再次堅決表示：“讓我快死，就是對我最大的幫助!”

1954年3月16日，張志忠同志在臺 北市川端町刑場英勇就義。(一說張志忠犧牲日期為1951 年4月3日。 — — 引者注)

中共中央組織部經過長期的調查核實，于1998年1月 將張志忠同志和夫人季云同志追認為烈士，并通知了他們的 遺屬。張志忠夫婦在天之靈有知，也一定會感到欣慰吧。

歷史是一面明亮的鏡子，映照出志士忠心赤膽的同時，也記下了 叛徒卑劣的行跡。

同張志忠的表現恰恰相反，蔡孝乾這位“臺工委”最高負責人在 驚慌失措地潛逃后又麻痹大意，中了特務們的埋伏，當晚即進了保密局的刑審室。“老鄭”沒有能經受住敵人的高壓和利誘，在生死考驗 面前，不到一個星期就變節轉向了。

特務們在蔡孝乾身上進行嚴密的搜查，發現了不少有價值的線索， 其中最引起他們注意的是一張面值拾元的新臺幣，鈔票背面的邊角上 寫有一個電話號碼。

審訊人員要蔡孝乾交代電話號碼的來歷，在終于 被攻破了“心理防線”之后，他嚅囁著開了口：

“是我……負責聯系的一個大陸來的女干部的電話。”

“她叫什么名字?”審訊者立刻追問。

“……朱諶之，我們也叫她陳太太。”

為了證實他的口供，審訊者拿起電話筒，叫蔡孝乾給“陳太太” 家打電話。

蔡孝乾只好照辦，電話接通后，他問接電話的人：“陳太太在家嗎?”

那頭回答：“她兩天前乘空軍的飛機到定海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