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的事情，不能全怪前院長，因為他也怕——我來證明

01 徐某平絕對沒故意搞走《江南春》

南京博物院已故“前院長”總共有4位，其中2位是在絕望中自殺，分別是姚遷和曾昭燏。

而最近被拍賣的仇英《江南春》圖，“兩次被鑒定為假畫”的時間，都在曾昭燏擔任院長期間：第一次是1961年，第二次是1964年6月。

南博歷任院長

最近有一個謠言，說有人為了獲得南京博物院的文物--包括仇英的作品《江南春》，故意安排人把真畫鑒定成假畫，然后安排文物商店賣掉，自己再悄悄地買走。

還有人懷疑：簽字同意把這件文物劃撥到文物商店去賣掉的前院長徐某平，是參與者。

我堅定地認為這是謠言，而且我可以證明。理由如下：

1.《江南春》被第一次鑒定為假畫是1961年，直到十二年后的1973年，徐某平才被調到南京博物院工作，負責庫房管理，他根本沒有“故意搞假鑒定”的時間。

2. 徐某某簽字同意把包括《江南春》在內的1259件贗品劃轉給江蘇省文物商店的時間是1995年5月，而直到2年后的1997年6月，這批贗品才獲得上級審批通過，并被“省文物商店正式全部運走”：

南博提供的內部資料

有人說，那是因為審批效率低，等了2年很正常（其實也不正常，但不是本文重點）。

那么，省文物商店運走《江南春》以后、掛出來賣掉，這事總不需要再次審批2年了吧？但這件《江南春》被“顧客”買走的時間，是距離徐某平簽字同意劃撥給省文物商店整整6年、距離文物商店運走贗品整整4年后的2001年：

南博提供的發票

換成你來操作這個事情，你會在文物商店馬上買走，還是再等4年才去買？

所以，關于徐某平的謠言證偽完畢。

02 龐家也不能怪曾昭燏

包括馬未都在內的一些網友，支持“博物院鑒定出贗品后，無必須通知甚至應該退還給捐贈人后代”。

院當時并沒有通知捐贈人，所以時任院長曾昭燏“有錯”。

這個觀點沒有考慮到時代背景：

1964年6月，正處于“四清運動”期間，中國社會到處在“整人，還曾有過《整人順口溜》：

“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

整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當時的院長曾昭燏，距離徹底崩潰、徹底絕望只有半年。

而她從中山陵景區原名“陣亡將士紀念塔”的靈谷塔上跳下來以后，才過了2年，就有南京博物院的斗爭積極分子帶隊跑到她的墓地，要“掘墓揚骨”。

幸虧突降大雨，風吹墓地，這群人難忍風雨，只能草草砸爛墓碑而去。

在這樣的年代，我們還能追究南京博物院的前院長，為什么沒有把鑒定為贗品的文物退還給捐贈人？

03 龐家也不能全怪徐老先生

南京博物院前院長姚遷為了追討老干部借走的文物，得罪了人，遭人陷害攻擊。

在前任曾昭燏自盡二十年后的1984年，《光明日報》連發3篇文章，指責姚遷“個人主義惡性膨脹，憑借權勢不擇手段，把單位科研人員作為名利的搖錢樹......”，姚遷一氣之下，以死明志，也選擇了在家中自縊。

事后工作組平反：所謂“姚遷侵占同事科研成果”，事實是南博某位工作人員為了提高論文通過率，未經姚遷同意，擅自加上姚的名字。

而在姚遷自縊那天的白天，后來擔任院長的徐某某，親手轉交了文史專家馮其庸的一封信給他，還親眼看到姚遷“讀后淚如雨下，連連說“來不及了，來不及了！湖平同志沒有聽明白他的意思，以為他說的是整他的人們......”

馮其庸寫姚遷

徐某某以為姚遷死之前哭著說的“整他的人們”，就是姚遷得罪的利益群體。

有權力讓《光明日報》連續兩天發布誣陷姚遷的文章的人，是什么人？

肯定還有人知道，80多歲的老人徐先生也知道，就算他當時不知道，后來他也肯定知道，因為：

姚遷走了以后，第二年他就升任副院長了，在十六年的副院長生涯中，后6年是主持工作的常務副院長，最后又升任院長干了5年。

他當一把手的11年間，那些找姚遷借文物老干部們歸還了給南博了嗎？

老干部們會因為姚遷的死而收手嗎？

不清楚。

但有些新干部，卻冒出來了。

據新華網報道，原南京市的落馬干部、曾任蘇州領導的楊某澤，曾直接拿走博物館的藏品：

新華網報道截圖

而他在蘇州當市長的2001-2004年，有一位副市長姜某杰，讓兒子開拍賣行，通過文物拍賣，來“洗”貪污來的錢：

央視報道截屏

坦白講，換成我來當南京博物院的院長，如果碰到楊某澤這樣的新干部，或者姚遷得罪的老干部，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辦。

所以，文物不見了，我們不能全怪前院長。

04 也不能全怪干部

干部也是人，是人就有欲望，有權力的人犯法當然有錯，但某個崗位上的不同干部都犯法，那就不單單是犯法者個人的問題了。

就拿“用贗品掉包換走文物”的案件來說，這種事情屢屢發生。

前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館長蕭元，利用職務之便，在十年時間里，掉包、貪污館內包括著名畫家張大千、齊白石等名家的畫作143件，價值上億元。

起初，他偶然發現館藏的作品有贗品，然后發現學院的老師們“更熟悉嶺南畫派的作品，不那么熟悉張大千、齊白石等大寫意派的作品，而他自己恰恰很擅長臨摹寫意派的作品”。

于是，他就花幾萬塊錢在網上買了明朝時期的宣紙，臨摹后把真跡掉包。

最最關鍵的是：他有圖書館里書畫庫房三道門的鑰匙。

其他人來借這些文物，需要三位分別持有一道門鑰匙的工作人員同時到場，而他作為館長，一個人就有三道門的鑰匙。

像這樣的“文物掉包”案件還有很多，有興趣的讀者刻意搜一下。

這不完全是個人品行的問題，也有管理制度的問題。

公家的東西，需要強有力的公權力來監管，否則就可能陷入“公地悲劇”。

比如現在深圳的治安水平，比起20年前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當年我來深圳工作前，在天涯論壇搜了一下來深圳注意事項，就發現了許多“來深圳如何防范搶奪偷” 的幾十個攻略。

當時的深圳治安狀況很差，小偷在公交車上偷錢包、搶手機、搶項鏈，甚至飛車黨搶包、爬墻入室搶劫和殺人的事情都屢見不鮮。

但是，后來的天網工程，布下了密密麻麻的監控攝像頭，警察破案容易了很多，從此治安就好了起來。

所以，這次《江南春》文物流失的事情，只是追責南京博物院的責任，并不夠。

完善管理制度，增加權力的約束、限制，提高違法犯罪的代價，才是避免再犯同樣事情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