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是如何煉成的”：什么樣的哲學有能力介入現實？

在當代公眾的認知圖景中，哲學工作者的形象常常搖擺于兩極之間。一端是如哈貝馬斯、菲利普·佩蒂特這般深度介入公共討論、實質影響政策制定的學者；另一端，則是被貼上“空虛玄遠”標簽，被認為與現實議題脫節的學院形象。由此，我們觸及一個有趣的問題：為何有些哲學家能對現實議題提出符合實際、同時還富有啟發的建議，而有些哲學家難以做到這一點，或者說，究竟怎樣的條件和前提之下，哲學家的工作可以有效地通達現實？

事實上，一批哲學家與哲學教育者已開始系統性地回應這一問題。許多哲學系設置了“哲學與公共政策”“文化與經濟”等專業，試圖將哲學思考嵌入具體的社會語境。另一方面，諸如喬納森·沃爾夫這樣的學者也寫作了《倫理學與公共政策》等著作，探索將倫理反思轉化為政策建議的路徑。

上述種種都指向了一種可能性：即人們可以摸索出一套可理解、可傳播的方法論，以此助哲學反思轉化為在公共討論與決策中富有建設性的一環。本文所做的，正是對這種方法論做一概覽。簡言之，本文試圖回答一個核心問題：“哈貝馬斯是如何煉成的？”或者說，“希望對現實問題提供切實建議的哲學家，該具備何種品質，秉持何種方法。”本文相信，這一探討對哲學界內外的讀者都頗具價值：哲學研習者能從中理解如何釋放哲學“介入現實”的潛能；而關心公共議題的廣大讀者，亦可學習如何更有效地借助哲學資源，提升自身對現實議題的思考質量。

理論內外：“哲學介入”的優勢與盲區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哲學的價值并不必然體現在直接服務于現實。事實上，許多哲學研究著眼于與現實保持著距離的基礎概念與命題，這種理論探索自有其獨立的價值。因此，我們所關注的焦點更為具體：當一個哲學家確實懷有影響現實的抱負，也耕耘著某個與現實有所關聯的領域時，他應該如何行動？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妨先從一個既展現哲學工作者之優勢、又暴露其局限的案例談起。

阿馬蒂亞·森對“發展”概念的重新思考，為我們提供了絕佳的觀察樣本。這位兼具倫理學家與經濟學家身份的學者，以其哲學視角重塑了有關“發展”的一系列討論。在森之前，關于“發展”的主流理解大多聚焦于客觀變化，尤其是特定的增長數據——如GDP與人均GDP的提升，或是產業結構的變化。然而，森指出，這些衡量何為“發展”的標準都忽略了一個極為關鍵的維度：人的繁榮與幸福。他提醒我們，完全可能存在這樣的情形：一個國家GDP高速增長，卻仍有大量人群被發展進程遺忘，無法享有有尊嚴的生活。簡言之，我們無法脫離人的幸福來看待“發展”。

《以自由看待發展》

作者：阿馬蒂亞·森

譯者：任賾 于真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2年

森的這一洞見直接源自哲學傳統的滋養。他坦言，自己從亞里士多德和馬克思的思想中獲得啟發——在這兩位思想家看來，共同體的根本目標在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實質自由。更進一步的，森對“幸福”這一概念本身進行了辨析。當時，大量從事福利經濟學的學者都將幸福等同于“偏好的滿足”，但森指出，這種理解存在缺陷。例如，有些窮人獲得的健康服務更差，身體也更差，卻反而對自己的健康狀況“更滿意”。這說明，僅以“偏好滿足”作為幸福標準是有問題的——人會形成“適應性偏好”，即在現實壓力下降低期待、被動接受現狀，但這顯然不等于真正的幸福和繁榮。對此，森再次回到亞里士多德和馬克思，提出衡量生活質量的更好標準應是“能力”，比如一個人是否有能力過上真正稱得上健康的生活。

直到這里，這個案例所展現的，還是“哲學介入現實”的獨特優勢。一方面，哲學訓練賦予學者對基本概念的敏銳嗅覺和批判意識。在日常生活中，多數人受限于既定的思維框架和概念體系。哪怕是學者，也很容易將本學科的某些理論和命題默認為前提，而缺少對它們的反思。哲學則把任何理論都當作反思對象，善于挑戰根本性的命題和概念，追問：“為什么我們這樣理解？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另一方面，哲學工作者的哲學史積淀，也讓他們有能力在反思中重構基礎概念和命題。就如長期活躍在公共政策領域的英國哲學家喬納森·沃爾夫所說：

“歷代哲學家都曾為類似的問題（如某些重要概念）而苦惱……這確實為思考公共政策中的倫理困境提供了額外的資源，并有助于在辯論中引入多種視角。”

由此，他們得以從哲學傳統中發掘出“不同的可能性”，從而重塑概念，為思考現實問題提供參照（就像森對“發展”和“幸福”的概念所做的）。

然而，森的另一些思考卻暴露出“哲學介入現實”的局限性。森始終拒絕具體界定哪些能力值得追求。他認為，在不同社會環境下，人們需要的核心能力也存在差異，這個問題應該交由民主審議來決定。然而，部分從事發展實踐的一線工作者提出了質疑：在發展實踐中，發展工作者往往會面對權力關系的不平等，而這種不平等使得“民主決策”的結果易于偏向強勢群體。相反，一份具有一定普適性的“核心能力”清單或許對弱勢群體更有幫助。

這一爭論揭示出哲學家介入現實時的主要短板：現實感的不足。無論是對概念的敏銳洞察，還是對哲學史資源的深刻把握，都無法自動賦予哲學家全面把握現實問題的能力——他們容易忽略現實問題中的某些關鍵向度；影響建議落地的種種因素和力量；以及一些已在實踐中得到踐行和檢驗的方法——因此，他們的建議有時會顯得天真且不實用，并與現實有所齟齬。

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德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

提升現實感：對“哲學介入”的方法論探索

因此，當我們探討“希望對現實問題提供切實建議的哲學家應具備何種品質與方法”時，本質上是在思考如何既發揮哲學之優勢、又彌補其短板。在這方面，英國政治哲學家喬納森·沃爾夫做了一番頗為系統的探索。他指出，有志于為現實問題提出建議的哲學研究者，可以遵循以下幾個步驟：

喬納森·沃爾夫的《倫理學與公共政策》（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A Philosophical Inquiry）書封。

第一步是“充分了解問題”，這需要細致入微的洞察力和扎實的調研能力。有些哲學家可能對哲學理論和歷史非常熟悉，但面對現實問題時，卻容易憑著初步或簡化的印象去“套用”理論。

著名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就犯過這種錯誤。她主張，閱讀經典文學作品能喚起人們對彼此“共同人性”的感知，增強人們的道德感受力和同情心。因此，這構成了以“人文教育”培育“公民美德”的關鍵環節。但有學者指出，她的想法過于籠統。事實上，大量文學作品（包括經典作品）中都充斥著偏見和刻板印象，甚至直接充當過意識形態的載體。努斯鮑姆自幼就受到很好的人文教育，故而能在閱讀中“去偽存真”。但對其他群體而言，情況則遠非如此。因此，努斯鮑姆搞錯了問題的重點：改善人文教育、培育公民美德的關鍵，很大程度上不在于引入文學，而在于教育資源的優化和平等化。

第二步是理解圍繞現實問題形成的各種論點及其背后的價值觀。沃爾夫認為，這是哲學研究者最“拿手”的環節：他們擅長把復雜紛亂的論點梳理得簡明、清晰、系統，同時也能挖掘出論點背后隱藏的前提。他指出，這種能力常常能起到“撥云見日”的效果：“一旦辯論被剖析清楚，論證中的漏洞、錯誤的假設、虛假的兩難等等，都可能暴露出來。”

在前文中阿馬蒂亞·森的例子里，我們能清楚地看到這一點。透過紛繁復雜的理論，他能看到一系列發展觀背后預設的都是一種欠缺“人文關懷”的價值。同時，他也能洞悉福利經濟學因重視“偏好”而出現的漏洞。

第三步涉及“歷史”與“比較”。即便理清了不同論點及其預設，也不代表就能據此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要提出好建議，必須先梳理與問題相關的歷史：了解它如何發展到今天，哪些因素和力量在其中起作用。只有這樣，哲學研究者才能判斷不同建議在落實過程中可能遇到哪些助力或阻力——這往往決定了建議的可行性。同時，適當的“比較”也很有必要，看看其他面臨類似問題的群體如何處理，這能大大拓展我們的思路。

沃爾夫認為，只有在完成以上三個步驟之后，哲學研究者才可以在此基礎上提出建議。不難看出，沃爾夫既肯定哲學研究者在影響現實方面有獨特的路徑和能力，同時也強調，他們必須充分吸收哲學之外的知識，甚至承認哲學訓練的“局限性”。唯有如此，他們對現實的觀察和建議才能真正做到精準有效。

除了方法論更新，哲學工作者還需要調整在學術圈內形成的某些“文化特質”。據沃爾夫所言，其中一種是“追求分歧”的傾向：哲學家往往對觀點間的差異異常敏感，且不愿妥協。沃爾夫提到了一則軼事：

“（有一本）書名為《新實在論：合作性的哲學研究》，由六位杰出的美國哲學家合著，他們試圖創立一個新的實在論哲學流派。正如副標題所表明的那樣，這本書是在一種罕見的合作精神下寫成的……在附錄中還列出了所謂的‘綱領和第一綱要’……然而，作者們似乎無法讓自己簽署由他人起草的文字，因此這本書以六個略有不同的方案和綱領收尾，每個作者都提出了一個。”

在哲學研究中，這種傾向或許能激活思維，帶來新見。然而，提供現實建議常常需要在不同立場間尋求平衡。

其二是“標新立異”的偏好：廣為人知的是，許多哲學討論熱衷于極端情境或奇特的思想實驗（如幾乎成為倫理學代名詞的“電車難題”）。這些缺乏現實感的思維訓練往往難以轉化為有效的實踐方案。

一個較為成功的例子來自法國調節學派的學者米歇爾·阿格列塔，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上述步驟。阿格列塔研究政治經濟學——既是經濟學家，也深受馬克思主義哲學影響。他對公司治理中流行的“股東價值論”提出了挑戰。這個理論的起點看起來不無道理：股東是公司的所有者，所以公司治理應當服務于股東利益。股東利益又集中體現在股價上，因而好的公司治理要努力推高股價。

Michel Aglietta, Antoine Reberioux: Corporate Governance Adrift : A Critique of Shareholder Valu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2005.

但阿格列塔指出，這種理解并不是唯一的可能。他借鑒了政治哲學中對“國家”的理解——國家不是只屬于掌權者，而應獲得所有受其政策影響的公民的認同。同樣，公司也可以被看作一個由多方群體構成的共同體，公司治理不該只盯著股價（這恰恰會帶來問題，如采取過于激進的財務操作——公司會大幅舉債，同時進行大規模分紅和股權回購，向市場傳遞積極信號以拉高股價。其代價則是為市場帶來虛假的信號；風險被轉嫁給社會；這些公司有時還會為了規避監管而干預政治治理），而應考慮更廣泛的利益相關者。

同時，阿格列塔考慮到了“可行性”的問題，他指出，這種“考慮更廣泛利益相關者”的公司治理模式已經在部分歐洲國家得到了采用，如部分德國企業即在公司監事會中設有員工代表制——員工人數超過2000人的公司，其監事會一半由員工代表組成。

不難發現，阿格列塔既做到了援引哲學資源重構關鍵概念，也充分了解了現實問題（如他從各個方面全面考察了“股東價值論”的影響），更經由比較性的思路確認了自身論點的可行性。簡言之，當哲學工作能夠融合思辨分析和現實洞察時，它便可以為現實問題提供富有啟發性的建議。

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Noel Pettit，1945年- ），愛爾蘭哲學家、政治理論家。

超越“無用之用”：日常場景中的哲學介入

至此，我們對核心問題的探討已基本清晰。在“成為哈貝馬斯”與“淪為空虛玄遠”之間，哲學工作者所需要的，正是一份扎實的“現實感”。而喬納森·沃爾夫所提出的方法論，則為補足這一關鍵維度提供了方案。

不過，我們不妨基于“核心問題”稍作延伸：不僅是“哲學家”可以借助他們從哲學訓練中取得的優勢，對重大的公共議題做出回應；即便是一般的哲學系畢業生，在應對日常工作時也可以從哲學訓練中受益——他們甚至能在就業市場上展現出獨特優勢。由此可見，哲學所具有的不只是大眾普遍認可的“無用之用”，更是相當實際的能力支撐。

在一篇題為《哲學畢業生的職業機會》（Berufsm?glichkeiten für Philosophie-AbsolventInnen）的文章中，作者弗朗切斯卡·梅爾茨（Francesca Merz）援引了雇主的評價：“哲學系畢業生能面對任何文本，快速閱讀、清晰思考，并精準處理復雜問題。”一位在法國興業銀行負責中小企業貸款的哲學系畢業生也表示：“我的工作是處理貸款申請……表面上這和哲學毫不相干，但我學習期間培養的溝通、論證和思維策略，每天都在幫到我。”在另一篇題為《哲學并非死路一條》（Philosophie Brotlose Kunst? Von wegen!）的文章中，作者瑪麗昂·科赫（Marion Koch）還援引了就業機構發言人的評論：“哲學從業者通常能分析和評估復雜的觀點與情境，語言能力強，善于有效傳達信息——這些能力在就業市場上非常受歡迎。”

法國的“鳳凰計劃”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這一點。該計劃于2007年由希臘文學教授、同時也是普華永道合伙人的伯納德·德福格（Bernard Deforge）發起，目的是鼓勵人文領域的學生進入商業領域。他的初衷是，很多畢業于人文學科的學生能為商業運作帶來獨特視角和寶貴的創造力。但這一點長期未被認可。他說：“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被排除在經濟活動之外，這在很大程度上扼殺了創造力和原創性。”隨著計劃推進，越來越多的業界人士也看到了這一點，比如普華永道南特辦公室總監保羅-布魯斯·巴雷特（Paul-Bruce Barret）就非常欣賞通過“鳳凰計劃”加入的人文學科學生，他評價說：“他們不同的方法和全新視角對我們非常有用，有時甚至能改變我們對問題的看法。”

由此可見，哲學遠不止于“無用之用”的刻板印象。當哲學訓練以恰當的方式被帶入現實場域，它們便轉化為可被識別、被珍視的實踐力量。無論是像“哲學家”那樣參與公共辯論，還是如更普通的，“鳳凰計劃”中的畢業生那樣在商業領域貢獻獨特視角，哲學都在證明：它并非遠離現實的智力游戲，而是能夠回應現實、塑造現實的寶貴資源。

相關文獻：

[1] Aurélie Djavadi: Depuis une décennie, l'opération Phénix fait son nid

https://www.letudiant.fr/educpros/enquetes/depuis-une-decennie-operation-phenix-fait-son-nid.html

[2] Opération Phénix : un sas vers le monde de l'entreprise

https://iae.univ-nantes.fr/nos-formations/operation-phenix-un-sas-vers-le-monde-de-lentreprise

[3] Marion Koch: Philosophie: Brotlose Kunst? Von wegen!

https://www.tagesspiegel.de/wirtschaft/karriere/brotlose-kunst-von-wegen-1700845.html

[5] Francesca Merz: Berufsm?glichkeiten für Philosophie-AbsolventInnen.

Jonathan Wolff: Method in philosophy and public policy,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Edited ByAnnabelle Lever, Andrei Poama, London: Routledge, 2018.

[6] Jonathan Wolff: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London: Routledge, 2011.

作者/謝廷玉 龍芷菁

編輯/李永博

校對/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