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自由與西方文明

公元前500年前后，東西方在完全隔絕的狀態下，卻幾乎同時達到各自智慧的高峰：在東方，中國出現了老子、孔子、墨子、莊子；印度出現了《奧義書》和佛陀；在西方，則出現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把這一時期稱為世界歷史的“軸心時代”。

15世紀末的大航海，開啟了人類歷史的第一次全球化，隨后歐洲出現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工業革命，東西方文明從此分道揚鑣，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曾經同樣璀璨的東西方文明，為何結出不同的果實？這個問題有無數個答案，而米塞斯的答案不僅深刻，更具現實意義。

在市場經濟下，大家都有機會為他們理想中的前程而努力。分工競業，各有選擇職業的自由。

這種自由，在計劃經濟下是不存在的。

計劃經濟是由官方決定每個人的職業。每個人社會地位的升降，決定于上級的意旨，個人的前途，完全靠權力者的眷寵。

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每個人都可自由地向他人的既得利益挑戰。

如果他覺得，他有能力以價更廉、物更美的產品在市場競爭，他就可以試顯身手。資金缺乏并不妨礙他的企圖，因為資本家經常是在尋找善于利用資金的企業家。工商業活動的成敗興衰，靠的是消費者的選擇；爭取消費者，靠的是價廉物美。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資所得者也不受雇主的任意支配。

一個企業家，如果雇不到最合適的員工，或者不能以足夠的工資防止他們轉業，那么，營業的純利就會減少。

雇主與受雇者之間，無所謂恩惠。雇主雇用員工，同購置原料與設備一樣，是營業上必要的手段。員工方面也可自由選擇最適合于自己的工作。

這種決定個人地位與所得的社會淘汰，在市場經濟下不斷地進行。

市場經濟分工合作

一方面，有些巨富日漸衰落，最后化為烏有；另一方面，有些貧賤出身的人物，地位與財富一天一天顯赫起來。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沒有特權階級；政府對于既得利益，并不給予特殊保護，任憑后起之秀向它們挑戰。在這種社會里，已經致富的人，為保持財富，仍須努力不懈，與他人競爭。

在分工合作的社會架構里面，每個人都要靠他自己對于購買者群所提供的勞務，而他自己也是購買者群當中的一個人。

每個人，當其購買或不購買的時候，就是一個最高權力的一分子。這一權力，指定了所有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在這所有的人當中，自然也包括每個購買者和不買者在內。

某些人的所得較高，另一些人的所得較低。在這一分配過程中，每個購買者都是影響因素。每個人都可自由提出一種貢獻以換取較高的報酬。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自由，就是：某甲依賴于別人的，并不多于別人之依賴于某甲。除此之外，可以說沒有其他的自由。生產分工，誰也不能完全自給。

談到自由問題，我們必須指出，西方人之所以不同于亞洲人，完全是由于前者過的是自由生活。亞洲的日本、印度等國家，以及近東的一些國家，在沒有接觸西方的生活方式以前，他們并不是在野蠻狀態下生活。

印度古代的黃金之城

這些民族，在幾百年乃至幾千年以前，已經在工藝、建筑、文學、哲學，以及教育制度等方面有了輝煌的成績。他們也建立過強有力的帝國。

但是，他們的努力一旦被阻，他們的文化就陷于麻痹遲鈍的狀態，失掉了適應新的經濟問題的能力。

他們的智力與藝術天才也為之消失。藝術家與作者，赤裸裸地抄襲前人的格局。神學家、哲學家、法律家，也只以注釋古人的著作為能事。

他們祖先所創造的那些紀念物黯然無光，他們的帝國也已解體。他們的元氣與活力消失了，面對日益貧弱的趨勢而漠然無動于衷。

東方古代的哲學與詩篇，是可以與西方最好的作品比美的。可是在最近幾百年當中，東方卻沒有任何重要的著作出現。在現代文化史的記錄上，難得找出東方作者的姓名。

東方人對于人類文化久已沒有任何貢獻了。有許多問題與爭論，在西方曾經鬧得有聲有色，對于東方人則是陌生的。一方面是波瀾壯闊，一方面是死水一團。

理由是很明顯的。東方缺乏一件最重要的東西——相對于國家而言的自由的觀念。東方人從未舉起自由的旗幟，從未強調個人的權利以對抗統治者的權力，從未把專制君主的任意專斷當作問題來討論。因此，他們從未建立一套有效的法制體系以保障私人財產，防止暴君們隨意沒收。

反之，大家總以為富人之有財富，就是窮人所以窮的原因，因而對于統治者之剝削工商界財富，反加贊許。所以大量的資本累積成為不可能。因此，凡是需要大量投資的一切進步設施，這些國家都做不到。

資產階級不發達，著作家、藝術家和發明家也就無所庇托以發展其天才。對于后生輩，所有發展個性的道路都阻塞了；剩下的只有一個，就是服侍統治者這一條路。

西方社會是每個獨立的個人可以個別地力爭上游的個人社會；東方社會則是一群臣民糜聚起來，靠著統治者的恩惠而過活的社會。

西方活潑的青年把世界看作一個競技的場所，在這里，他可以贏得盛名、地位、光榮，與財富；在他的野心之下，天下沒有太難的事。

至于東方人，因其父母們都是遷就環境、遵循傳統的，所以他們都養成了優柔謙卑的習性。

自立自恃的西方人，那股得意洋洋的朝氣，表現出來，就像熱烈的贊美詩一樣，索福克麗茲（Sophocles）的安提娥尼贊美歌（Antigone-hymn）與貝多芬（Beethoven）的第九交響曲（Ninth Symphony），就是這種氣概。這一類的音樂，是東方人所未曾有的。

西方文明的建造者，其子孫將舍棄自由而自愿地投降于萬能政府的保護下，這是可能的嗎？由一個最高權力者，設計一具龐大的機器來運用，把人當作這具機器的螺絲釘，這樣的一個社會制度，他們會滿意嗎？停滯了的文明，其心理竟會對于那些犧牲了成千累萬的生命而爭得優勢的觀念，發生掃蕩作用嗎？

“自由”的基石，不僅是米塞斯解釋東西方世界大分流的根本原因，也是米塞斯一生所捍衛的信仰。

一戰后，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盛行，烏托邦主義泛濫時，米塞斯是那個唯一堅守自由市場的學者，他堅定地認為：自由市場是所有人的長期利益所在，是文明和繁榮的支柱。為此，他被當作全世界的敵人，然而歷史卻證明了，他是“那個時代唯一正確的人”。

米塞斯的思想影響了羅斯巴德、哈耶克、安·蘭德等人，作為奧地利學派的第三代掌門人，米塞斯讓奧地利學派再度崛起，他因此被譽為“奧地利學派的院長”。羅斯巴德則說：“米塞斯的《人的行為》是文明人必讀的經濟學《圣經》。”

米塞斯一生顛沛流離，他的思想即便在西方世界也曾被視為“異端”。本文尚不及米塞斯思想的冰山一角，除了《人的行為》，米塞斯其他作品也是本本經典。先知書店匯集了五部米塞斯作品，并精選最好的譯本和裝幀版本，識別下圖二維碼，讀懂米塞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