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風雪公車路，一腔熱血赴功名：舉人段光清的會試之路

道光十六年正月，老家宿松的雪還沒化盡。檐角的冰棱慢吞吞地往下滴水，段光清把最后一件藍布棉袍疊進包袱。

中舉的狂喜，早就像屋檐的雪水，滲進土里，凝成了枕下那本磨得發亮的賬本——張啟煊的五十兩賀儀、二十多戶遞來的田產掛名契、案頭堆著的請托信……

茅草屋悄沒聲換成了青磚瓦房，碗里的稀粥，也不知何時變成了冒尖的白米飯。他袖子里那枚新刻的“道光乙未舉人”私印，被摸得溫潤。他心里門兒清，就這方石頭疙瘩，短短幾個月，已把全家從泥淖里硬拽上了高臺。

如今，他得帶著這招牌，去北京博一個更大的功名：會試。說來也怪，同樣是遠行，心境卻天差地別。當年賣田趕考是孤注一擲，這回確成了一次從容的挑戰之旅。

中舉后的日子，說是天翻地覆也不過分。妻子石氏不用起早貪黑，孩子們也穿上了簇新的棉襖，連咳嗽多年的母親，也終于能看名醫吃好藥，氣色一天比一天好。鄉紳張啟煊允諾的三進宅院，早就住了進去；

更實在的是那每年一百多兩的 “掛名費”—— 這還只是開頭。《清史稿?選舉志》寫得清楚，舉人 “田賦免額千二百畝”，富戶們擠破了門把田契往他手里塞，圖的不就是借他的功名，在稅賦簿上勾掉自家的名字？

他再也不是那個為半吊錢，得對差役賠笑的窮酸秀才了。如今進城，知縣會遣人在城門口候著，客氣地遞上一塊“回避”牌。當年在城門口奪他錢的差役，老遠望見他的轎子，“撲通”一聲就跪在路邊，頭埋得低低的。

特權帶來銀子，也壘起了更高的臺階。會試，就是下一道必須跨的門檻。從家里到北京，三千里風雪，往返少說兩月。車馬、舟船、食宿、打點，加上京城的房租、交游、備考，沒有六十兩雪花銀，這門檻休想邁過去——這已遠超縣太爺一整年的正俸。

動身前，他特意繞道巢縣，去收一筆弟弟早年的木材舊賬。這趟繞路，既是為多攢些路費，也是用今日的身份，去了結昨日的一樁狼狽。

行戶蔣老板見他一身舉人公服登門，慌得差點打翻茶盤，不僅即刻結清欠款，還額外封了份厚禮，嘴里不住念叨“仰仗段老爺日后照拂”。段光清坦然受了，他知道，這份恭敬，和他袖中私印的分量，嚴絲合縫。

上了進京的官道，他們和一伙太邑舉子搭了伴。段光清打心眼里瞧不上這幫人，后來他在書里寫，“太邑發人比吾邑原多，然其風氣似不如吾邑忠厚”。話說得含蓄，實際那伙人的跋扈勁，頭一天就讓他皺緊了眉。

就說他們雇的車夫，也學會了狗仗人勢，對驛丞呼喝，跟小販壓價，開口閉口“我家老爺如何”。段光清冷眼瞧著，像在照一面不堪回首的鏡子——他太熟悉被踩在腳下的滋味，因而對踩人者，有種生理性的厭惡。

行至高唐州，沙路難行。一輛滿載的山東驢車陷在坑里，堵住了道。太邑的車夫非但不幫忙，反倒抄起車棍，沒頭沒腦地抽打對方車夫和驢子，哀鳴與求饒聲刺耳。

段光清本可以閉上眼。沖突雙方，一邊是同行舉子的奴才，一邊是陌路的販夫，與他何干？可那一刻，驢子眼里驚惶的倒影，莫名就和多年前宿松城門差役那張蠻橫的臉重疊了。

他掀開車簾，聲音不大，卻讓那根揮在半空的棍子僵住了：“他的車載重八百斤，不是不想讓，是讓不了。你我車輕，退幾步不過片刻功夫；在這兒斗氣誤了考期，你說，孰輕孰重？”

路途的艱辛，遠不止于人心。漕船在黃河破冰而行，顛簸得像狂風里的簸箕，他吐空了胃囊；驛站的官馬瘦得嶙峋，“例飯”粗糙得拉嗓子；更有胥吏查驗“火牌”時，斜著眼暗示“茶錢”才能快些。段光清沒掏銀子，只遞上一封宿松同鄉、一位翰林院編修的便函。那胥吏瞥見落款，臉色瞬間春風化雨，恭恭敬敬蓋了章。

他又一次印證了那個心照不宣的規則：在這套森嚴體系里，人情織就的網，其分量時常勝過叮當作響的碎銀。

四十多天顛簸，馬車終于滾進北京城。巍峨的城墻投下巨影，隔開的是另一重更復雜的規則。按清朝科舉定制，舉子應試，須有同鄉京官出具“結狀”擔保身家清白，這叫“認保”。

客店里滿是操著各地方言的士子，魚龍混雜：有人豪闊地獨包單間，也有像他這樣精打細算合租的，更有許多“舉人老爺”要去擠大通鋪；而如他同鄉般，借著應試名頭夾帶煙土販賣牟利的，更是大有人在。一道房門隔開來，便是各自不同的心思。

至于擔保的事，他早有盤算。通過同鄉引薦，他拜見了一位在都察院任職的安徽籍御史。后來他回憶，過程“十分順利”：門房通傳，書房看茶，談話保持著恰到好處的客氣與距離。辭別時，他奉上十兩給門房的“硃敬”（名義上是給門房的謝禮），外加一方上好的姚峰硯作薄禮。

道光十六年春天，北京貢院“至公堂”匾額下，段光清提著考籃，再次走進那片彌漫著尿騷與墨香的號舍叢林。

會試的號舍同樣狹窄（不到2㎡），像口豎起來的棺材；春寒也更為料峭，硯臺里的墨能凍出冰渣，他得先呵上半炷香的熱氣，手指才聽使喚。九天三場，是精力與心氣的雙重熬煉。他親眼見過有同年染病昏倒被抬出去，也聽過隔壁在終場鑼響時，爆出徹底崩潰的嚎哭。

在這里，地域、家世、人情的屏障，被暫時強行剝離。所有人，無論來時是八抬大轎還是徒步千里，此刻都只剩下最原始的裝備：一具能扛的肉身，一顆塞滿經義的腦袋，一股不甘沉底的心氣。

發榜那天，段光清的名字，終究沒出現在杏黃紙上。

失落嗎？那是當然。三千里風雪，六十兩雪花銀，仿佛瞬間失去了所有意義。但他沒像當年那位連考五科、鬻盡家產的老秀才一樣崩潰——當時那人癱坐在地，死死抓著他袖子，涕淚橫流地喃喃：“完了，這下全完了……”那場景，像根刺扎在他記憶里，哪怕為官多年后也記憶猶新。

按當時規矩，落第舉子多在京盤桓半月，拜會同鄉、打探消息、處理雜務（窮的干脆不回鄉，留在京城打工待考，比如杜鳳治）。離京前，他依禮向那位擔保御史作了辭謝，跑了些同省前輩的關系，又與幾位同鄉小聚，聽些官場風聲，這才不緊不慢地清算盤纏，籌劃歸程。

中舉像一劑強心針，雖未助他魚躍龍門，卻給了他承受失敗的底氣和韌性。他心里有本賬：即便此路不通，憑著“舉人”功名和積攢的家底，回到宿松，他依然是受人敬重的“段老爺”。那條經營田產掛名、等待“大挑”授官的路，雖不耀眼，卻足夠安穩踏實。

人嘛，腳下有路，心里不慌。

后來，他又試了兩次，皆未高中。直到道光二十四年，四十七歲的他，參加了為多次落第舉人設立的“大挑”。這場由親王主持的選拔，標準直白得很：“先取強壯，后取人品，年太輕恐不曉事，年太老恐不任事”。憑借一副穩健體魄和端方舉止，他列名一等，被任命為浙江某地知縣，終于蹚進了宦海。

站在北京城外回望，段光清心里透亮：鄉試是撞開一扇門，會試是登堂入室。他拼盡全力，未能入那堂奧，但那扇被他撞開的門里透出的光，已足夠照亮全家，也讓他看清了門內世界的遼闊與幽深。他的科舉征途，終結于舉人，但這對于一個三代務農的家庭而言，已然是一場輝煌的勝利。

他在《鏡湖自撰年譜》里淡淡寫道：“吾家三代務農，至吾始脫泥涂。”話里聽不出太多波瀾，只有一個從底層摸爬上來的人，對那條唯一窄梯，最深刻也最平靜的體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