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扒越驚人，南京博物院有兩任院長輕生，其中一位與曾國藩有淵源

俗話說：“極品青瓷撞上硬墻壁，身子碎得稀爛，清白留給人看。”

昨天我不小心失手打碎了一只碗，看著地上的碎片，突然想起了南京博物院那兩段沉重的往事。在那座仿遼代宮殿式的大殿深處，不僅收藏著國寶，還存放著兩代院長帶血的尊嚴。

若不去翻閱那些積灰的檔案，很難想象1964年和1984年這兩個年份，像兩把鋒利的刀，刻在了南京博物院的歷史上。

兩任院長，一位是名滿天下的曾國藩后人，一位是實干起家的平民干部，隔著二十年的光陰，選擇了同一種結局。

第一位是曾昭燏。這個名字在今天聽起來或許有些陌生，但在上世紀的文博圈，她是受人尊敬的“先生”。

她的身世很重，重得像一塊花崗巖壓在背上。她是曾國藩的親曾孫女。這種出身名門的背景，加上當年在英國倫敦大學攻讀考古學的經歷，讓她成為那個時代不可多得的人才。

1949年，面對時代的變局，很多人勸她離開，但她留了下來。她想把后半生交給腳下這片土地，交給她熱愛的考古事業。

曾昭燏對國家的感情很純粹。她把家里價值連城的“萬海堂”藏書和字畫全部無償捐給了國家。但在1964年12月22日的清晨，她做出了一個決絕的決定。

那天南京的霧氣很重，濕冷的風灌進衣領。曾昭燏像往常一樣，讓司機把車開到了靈谷寺，說想去塔上看看風景。司機在塔下等待，完全沒有想到這位平時溫和的女院長，正在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終點。

到達靈谷塔頂層后，曾昭燏沒有立即跳下。她冷靜地脫下身上的呢子大衣，把它疊得整整齊齊。這個動作像極了她平時在庫房里整理出土文物時的樣子，一絲不茍。隨后，她在大衣下壓了一張紙條。紙條上寫著：“今日跳塔，與司機無關。”

在生命的最后關頭，她想的不是個人的委屈，不是家族背景帶來的審視，而是如何不連累一個普通的司機。這種刻在骨子里的教養，這種在破碎前依然保持的體面，讓人動容。她從塔上躍下，摔碎了身體，卻保全了那顆受不得塵埃的心。

曾昭燏的故事已經足夠沉重，但悲劇在二十年后再次上演。

1984年，南京博物院的院長是姚遷。他和曾昭燏不同，沒有顯赫的家世。他靠著一股拼勁，一步一個腳印從基層干上來。

姚遷是個典型的業務迷，為了編纂三百多萬字的《江蘇文物志》，他幾乎住在辦公室里。在他的管理下，南京博物院的規矩非常嚴，特別是文物進出庫，必須三人簽字，少一人都不行。

這樣一個只想干實事的人，在那個夏天遭遇了一場輿論風暴。幾家大報紙連續刊登文章，標題驚人，指責他“學術腐敗”、“霸占科研成果”。文章把姚遷描繪成了一個十惡不赦的學閥。在1984年，報紙上的白紙黑字在公眾眼中代表著權威，幾乎等同于審判書。

姚遷急了。這個平時只顧埋頭工作的漢子，開始翻箱倒柜，找出所有的手稿、賬目，把每一筆經費的去向列得清清楚楚。

他寫了幾萬字的申訴材料，跑遍了各個部門。他想證明一件事：他沒有貪污，書是大家一起編的，他沒有搶功。

但在那個嘈雜的輿論場中，沒人愿意停下來聽一個被“定性”的人辯解。那種孤獨感，比死亡更難受。

1984年11月8日凌晨，姚遷把自己關在書房里。看著桌上那些遞不上去的申訴材料，他拿起了繩子。他在桌上留下的遺言比曾昭燏更短，只有八個字：“我清白，但無處可說。”

“無處可說”這四個字，是對那個環境最無聲的抗議。他不是怕死，他是怕臟。既然嘴巴說不清，就用生命來證明。

九個月后，調查組查清了事實。之前的報道全是假的，是子虛烏有。那家報紙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里，發了一個不到三百字的更正。正義來了，但人已經不在了。姚遷的妻子把那張印著更正的報紙剪下來，燒成灰，和水吞進了肚子里。

這兩任院長，一個為了“忍”字背后的清凈，一個為了“白”字背后的公道。他們在最好的年紀，為了守護博物館的規矩和尊嚴，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現在走進南京博物院，看著那些精美的展品，感受著恒溫恒濕的舒適環境，很少有人會意識到，這每一塊磚瓦的縫隙里，滲著前人的血淚。

歷史很殘酷。它不說話，靜靜地看著好人受難，看著清白被毀，然后再慢悠悠地給出一個遲到的公道。

曾昭燏和姚遷，這兩個名字雖然沒有刻在博物館的門匾上，但他們用生命立下的無字碑，比任何金字招牌都要沉重。

下次去南博，在欣賞國寶的同時，請在心里給這兩位院長鞠個躬。他們配得上這份敬意。

參考文獻：

網易歷史，（2025-12-19），《南博文物事件與兩任自殺館長背后的隱秘關聯》。
南京博物院，（2024-04-15），《南京博物院簡介》。
四川在線，（2024-04-15），《又做文化休閑的場所專訪南京博物院名譽院長龔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