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淮汭”與“豫章”： 吳師入郢之役戰爭地理新探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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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元前506年吳師入郢之役的戰爭地理過去共有三種論說。本文結合古文字資料、歷史文獻以及田野考察資料，重新解讀“淮汭”與“豫章”兩個關鍵地名，并以吳、楚之間的水、陸交通線為背景，重建這一戰役的戰爭地理。吳師的進兵與退兵都是利用淮河水道，而雙方的交戰則是在隨棗走廊之中往復。相較于過去的學說，本文的地理重構不只是立足于較為可靠的文獻基礎，同時展現出更為合理的空間邏輯關系。

關鍵詞：吳師入郢 汭 豫章 水運 軍事地理

前言

公元前506年，吳王闔廬與伍子胥攻入楚國郢都一役，是中國史上的著名戰役，它既是春秋時期晉、楚、吳爭霸的高峰，也帶動了政治地理的重整：楚、蔡隨后遷都，唐、胡則因之滅國。就戰術而言，吳師的行軍雖非現代意義的水、陸軍聯合作戰，但淮河水道在戰術運用中發揮了重要功能，是中國史上首次較詳細記載的交替運用水道與陸路的戰役。這種新型態的戰爭出現于吳、楚之間，反映出中國南方多水域的地貌特征，也體現出先秦時期南方國家的地域性格。從地緣政治關系而言，吳、楚戰爭也為后世的荊、揚之爭拉開了序幕。

有關吳師入郢的歷史地理研究主要是通過對相關地名進行空間定位來復原此役的戰爭地理。然而，既有研究在地名定位上尚有分歧，而由于戰爭是連續性的空間運動過程，實涉及一系列江、淮流域地名的系統性定位。同時，此役時代久遠，遺留史料有限，故地理重構實質上已體現出研究者對于吳、楚二國戰略形勢與戰術運用的理解，其本質上是一種歷史解釋。如果地理重構之中包含解釋性的成分，則研究就不能局限于沿革地理的考證，而必須以吳、楚兩國的戰爭過程為宏觀脈絡，于其中進行地名定位。

附帶說明，關于楚昭王時期郢都的位置，學術界有江陵紀南城說以及宜城說的爭議。這個復雜的課題有待它文專論，本文不擬涉入。考慮現今學術界的前沿成果，本文采用石泉、尹弘兵主張的宜城說。

一

研究回顧

吳師入郢一役可以分為進兵（吳軍出師到入郢）、追擊（吳師追擊楚昭王至隨國）與退兵（秦、楚出兵救楚與吳師敗歸）三個階段，而爭議主要是關于進兵路線。以下先引述《左傳》有關進兵階段的原文：

（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后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羋畀我以出，涉雎······庚辰，吳入郢。

上引文涉及的地名之中，除了漢水、淮水以及郢之外，淮汭、豫章、大隧、直轅、冥阨（大隧、直轅、冥阨合稱“城口”）、小別、大別、柏舉、清發、雍澨等多地定位都有爭議。

關于其地理重建有三種論說：

1．方城說。石泉主張吳師是乘舟由淮河進兵，在淮汭（新蔡南）舍舟后，北行經方城南段經過唐國、豫章（淯水東岸的豫章大陂）而抵達漢水。其后吳師在大別與小別（襄陽東）、柏舉（襄陽東北）交戰獲勝，經清發（襄陽東北清河）、雍澨（襄陽北）進入郢都。其行軍的方向可以概括為先西后南（圖1）。

2．義陽三關說。俞宗漢認為吳師并非取道方城，而是經由義陽三關（冥阨、直轅、大隧）南下，經過豫章（安陸章山）、大別（漢陽龜山）、柏舉（漢川、云夢）、清發（涢水）、雍澨（鐘祥北）后入郢。這一行軍路線可以概括為先南后北（圖2）。

3．舉水河谷說。嚴耕望認同俞宗漢先南后北的大方向，但認為吳師并非經由信陽南之隘道南下，而是提前在固始、潢川一帶南行進入大別山脈，循舉水河谷西南行，在柏舉（武漢市新洲區舉口）決戰之后攻入郢都。

上舉三家的地理重構頗有分歧，然其共通思路均是以幾個地名作為“支點”，由之推論相關地點。這些地理“支點”有：淮汭、豫章、城口以及柏舉等地。由于缺乏當時資料為證，諸家都是以晚出文獻作為參照，彼此的證據力和說服力也就難分軒輊。

問題在于，諸家均忽略了地理重建的第一個支點——淮汭——有文獻學層面的問題。而戰爭地名環環相扣，一旦重新定位了“淮汭”，勢必牽動下一個支點——豫章——的定位。調整了這兩個支點，也就松動了相關地名的定位，為地理重建帶來新的可能。

另外，戰爭與交通息息相關，既有研究卻多半聚焦于地理文獻的考證，而未凸顯交通在戰爭中扮演的角色。實際上，中國的長距離水路運輸正是在春秋晚期發源于江、淮流域，而吳、楚、越三國更是首先將水運加以軍事化運用的政權。吳師成功攻克郢都的原因之一，正是其能嫻熟地交互運用水、陸交通以達成戰術目標。故討論吳師入郢一役勢必要厘清吳、楚交通地理及其相應的軍事策略，而交通線也是連系地名關系的線索。

以下首論吳、楚之間的戰略形勢，次論《左傳》文本的校勘學問題，再循著交通地理解讀吳師入郢一役的戰爭歷程。

二

吳楚戰略形勢

關于吳、楚二國的戰略形勢，顧棟高有一段精簡的總結：

夫長江之險，吳、楚所共，而楚居上游，故長岸之戰，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游，何故不吉？”卒得其乘舟余皇。故吳、楚交兵數百戰，從水則楚常勝，而從陸則吳常勝。楚以水師臨吳，而吳常從東北以出楚之不意。

顧棟高著眼于地理因素與軍事策略的關聯，認為長江中游的楚國擁有上游優勢，形成了“從水則楚常勝”的局面。

顧棟高的結論出于歸納。他的《吳楚交兵表》整理了入郢之前楚國發動的對吳戰爭，并將相關地名如鳩茲、衡山、朱方、長岸、鵲岸等均定位于長江下游，分布于安徽銅陵以至江蘇鎮江一帶的河段。顧棟高并未論及春秋時期楚國的水師基地，試對之推測如下。據《水經注》記載，（江陵）今城為

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矣。

此“渚宮”據注文即《左傳》魯文公十年（公元前617年）子西見楚王之地，應是當時的離宮別館，則楚國經營江陵地區至少上溯至春秋早期。“楚船官”的設置時間不詳，黃盛璋依據江陵鳳凰山漢墓出土簡牘以及隨葬木船模型，認為漢初江陵地區有發達的造船工業，這可能系由“楚船官”發展而成。考古報告也證實了江陵紀南城至遲在春秋晚期已形成了城墻與成規模的聚落。綜上，可推測春秋晚期楚國或以此為水師基地，以順江而下征伐吳國。

楚軍利用上游優勢一再“為舟師以伐吳”，自然使吳國陷于不利。吳國雖“不能一日而廢舟楫之用”，但地勢卻使其居于軍事被動。歷次長江水戰中，吳國雖能將戰場限定于長江沿岸，卻很難主動出擊。吳國若要反制楚國，就只能“從東北以出楚之不意”，循淮河通道威脅楚國的東北領土。

然而，楚國在淮河流域也布置重兵，其方城內外以及淮北平原曾有申、息、陳、蔡以及東、西不羮等“賦皆千乘”的“大城”。吳、楚戰爭激烈化之后，楚國又在淮北建筑州來、鐘離以及巢三座城邑。盡管自晉、吳通使已來，吳國已經習得了“射御”“乘車”與“戰陣”的戰術，但畢竟是偏鄙之國，若要在陸路與楚軍正面抗衡，仍然難有必勝的把握。

楚國的“千乘”之邑有一個共通點，即都是陸路交通線上的據點。其最早建立的申、息之師，分別控制南陽盆地的中樞以及淮河上、中游地區的沿河交通線。楚靈王時期設置的東、西不羮，控制方城與中原之間的交通線，陳、蔡則分別控制由魯、宋南下方城以及由中原南下淮域的道路。大略同時設置的州來、鐘離與巢，則控制淮水沿岸以及淮南與大別山北麓之間的交通線。

由此可見，不同于長江中游的水師基地，楚國在淮河流域是以陸路交通線建構其軍事體系。其原初目的是爭霸中原，故軍力集結在北進中原的交通干線。吳國興起后，楚國加強了其對淮河與大別山間東西向通道的控制，結合已有的“千乘”之邑，形成完整的陸防系統。

吳國在長江流域居于被動，不得不將戰略目標轉移到淮河流域。但楚國在淮域的層層重兵，使吳國在陸路也缺乏必勝的條件。面對這種不利的局勢，本文主張吳國是有意識地利用淮河水道規避楚國的陸防體系，而吳國也勢必要充分利用水道運輸始能長趨直入。明了這個戰略背景之后，我們可以進入文獻，由歷史地名來推究吳師的空間活動。

三

說“淮汭”與“豫章”

重構吳師入郢的進軍路線，關鍵是《左傳》的這一段文字：

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其中，“淮汭”以及“豫章”兩個地名為個中關鍵。關于“淮汭”，杜注：

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

杜預認為“水之隈曲曰汭”，其理據或系得自《說文》云“隈，水曲也”。按“隈”從“畏”得聲，而“汭”從“內”得聲，均為微部字。杜預或系基于音近關系而釋“汭”為“隈”，并理解為曲流。基于這一字釋及其對于淮河中、下游的地形認識，杜預認為吳師“過蔡而舍之”。受到杜注影響，現代學者多將吳師的舍舟處定在蔡國（時在新蔡）南方淮水彎曲處。

其實杜預對于“汭”字的解讀是可待商榷的。首先，“隈”“汭”通讀在古籍中找不到實例，“隈”表示“水曲”似是戰國以來的后起之義。此外，古籍語境顯示“汭”是一種河川地形，但決不會是曲流。無論是地形導向或是河道自然擺動，河川的任一河段都會出現曲流。若將“汭”字釋為曲流，不免使古籍之中頻繁出現的“某汭”失去了界定位置的功能。

歸納《尚書》《左傳》《周禮》等早期古籍中的“汭”字，共有如下地名：

媯訥、渭訥、洛訥——《尚書》

洛訥、伊訥、涇訥——《逸周書》

涇訥——《周禮》

渭訥、滑訥、雒訥、夏訥、羅訥、豫章之訥、沙訥、淮訥、桐訥——《左傳》

漢訥、夏訥——《秦水陸里程簡冊》

除了較具爭議的“豫章之汭”以及以下討論的“淮汭”之外，“汭”均是二水匯流之地。典籍中的“渭汭”即渭水入河處，“沙汭”是沙水入淮處，“桐汭”是桐水入中江處，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中的漢汭與夏汭則分別指漢水匯入夏水以及夏水匯入江水處。大量例證說明《說文》“汭，水相入也”的釋義為是。古籍記載了大量帶“汭”的地名，說明其已由自然地形取得人文地理的意義。這也不難理解。“水相入”之地有明確位置，而匯流之地往往為交通樞紐，因而成為常見的地名。

但若進一步分析“某汭”的命名規律，則通常是以支流入主流處稱為該“支流之汭”。換言之，是以主流為預設本位，利用支流界定位置。當然，由于技術條件的限制，古人有時未能精確區別現代測量所界定的主流和支流，故其支流、主流的認定有時會有主觀傾向。最顯著的例證就是“洛（雒）汭”。《逸周書·度邑解》記載周武王遺命：

自雒訥延于伊訥，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

如果依照“支流之汭”的通例，則“有夏之居”應是位在洛水與黃河交匯處至伊水與洛水的交匯處，亦即今日河南省偃師市東北、洛水與伊水交匯處以東、黃河以南的地域。但這一地域屬邙山范圍，不可能有大型聚落，也違反了考古學的證據。按，《世本·居篇》之“居”在古文中是指都城所在，若依照二里頭文化即夏文化的思路，考慮到相關河道雖有一定變動，但伊河入洛河口位置偏移不大，“有夏之居”應位在偃師市西南、洛水與伊水交匯處以西（圖3）。這就說明了古人對于主流與支流的認定有時會有主觀性。

關于周代的洛汭，有一個較明確的參照。《尚書·召誥》記載召公營建成周時：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這個洛汭應與西周洛邑相距不遠。由歷史地理學、水系走向以及考古發現來推測，西周洛邑位在洛水北岸的澗水入洛處，平王東遷后的東周王城即是西周洛邑的延續，故知西周時期的“洛汭”是指洛水與澗水的交匯之地，周武王所謂“自雒汭延于伊汭”指的是由洛、澗交匯至伊、洛交匯之間，正符合二里頭遺址的所在地。周人將洛、澗交會處稱為“洛汭”，暗示其以澗水為本源，而以洛水為支流界定位置。這可能是因為周人由渭河流域東出“翦商”，是沿著崤山道的澗（谷）水河谷行進，因而直覺地以澗水為本源。

然無論是冠以主流還是支流之名，“汭”字必須符合二水匯流的基本定義。以此檢視“淮汭”不免出現矛盾。按，淮水為古代的四瀆之一，也就是直接入海的大河，故理論上不應有“淮汭”這個地名。這一個矛盾現象暗示了今本《左傳》中包含有文本錯誤，而這又造成了“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的錯誤斷句方式。

其實，“汭”的本字是“內”。《說文》：“內，入也。從冂，自外而入也”，其本義是指主體移動進入某一空間，原為動詞，由之引申出支流入主流之地的名詞意義。

就文字演變而言，由先秦以至秦、西漢時期，“汭”字都是寫作本字“內”。《禹鼎》“至于歷內”，應當隸定為“歷汭”。《禹貢》“涇屬渭汭”，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汭，本又作‘內’”，可見早期版本書作“內”。《秦水陸里程簡冊》涉及多條江、漢流域的河流，其中有“漢汭”與“夏汭”，其“汭”也是寫作“內”（“漢內”，圖4）。

加水旁的“汭”字大概在東漢時期出現，此時進入“內”“汭”混用時期。《漢書》記載了多個帶“汭”的地名，但《溝洫志》云：“及盟津、雒內”，顏師古注曰：“內讀曰汭”，尚且將“汭”寫作“內”。大概要到《說文解字》之后，汭、內始明確劃分，“汭”成為“水相入”之地的專字。

由之推測，《左傳》的“淮汭”在古本中應是寫作“淮內”。

然而，古文“入”“內”混用。《說文》云：“入，內也”，又云：“內，入也”，其本意均指事物移動進入某一空間，二者之分在于主體之別。“入”是以移動者為主體進入某一空間；而“內”則是以空間為主體表達其被移動者所進入，用白話而言即“進入”與“進來”的分別。語意之別既微，而二字字型相關，故古文時常混用。

舉例而言，金文行冊命禮之后，受冊者“返入瑾璋”，郭沫若讀為“返納瑾璋”。金文“出入”又作“出內”；“入門”又作“內門”，后者更形成合文“”；又如“入右”又作“內右”，例證甚多。戰國簡牘之中“入”“內”亦通讀，《曹沫》“曹沫內（入）見曰”，《昔者》“大（慍）于外，不見于內。內言不以出，外言不以內（入）”。在傳世文獻中，《禮記》“無不務內”，《呂氏春秋》與《淮南子》均書“內”作“入”；《左傳》“以出內火”于《漢書》中作“入火”。這些例證顯示入、內混同是古文普遍的現象。

由此可見，今本《左傳》的“淮汭”在古本之中應是寫作“淮內”，而古代入、內混同，當然也可以寫作“淮入”。很可能后代文獻傳抄時，受到“某河之汭”的地名通例而改寫為“淮汭”，卻忽略了淮河獨流入海，不符合“某汭”的基本定義。回歸到原始文本，“淮入（內）”的“入”字應是動詞，其斷句應該下讀為

舍舟于淮，入自豫章，與楚夾漢。

“入”是動詞，“入自”某地為《左傳》常見的句例，如“入自顛鈴，伐鄍三門”，“入自丘輿。擊馬陘”，以及“眾車入自純門，及逵市”，即是自某地進入的意思。依此還原《左傳》文本，系指吳師舍舟于淮水之后，由豫章進入楚境。

吳師舍舟之處過去多因循杜注定于新蔡南方。其實，先秦時期根本不存在“淮汭”這個地名。另外，吳、蔡二國固然聯兵伐楚，并不表示雙方必須在蔡國會師。部隊是機動性的主體，以信息流通為前提，雙方大可以在約定的地點會師。基本上，現有證據很難確定吳、蔡的會師地點，故此處姑且不論蔡軍動向。但吳師既是刻意以水路規避楚國的陸路軍事體系，其舍舟之處應當較位在息縣的楚國息師更為上游，至淮河不能通航之處才會棄舟從陸。

盡管不知道吳師的舟船大小以及吃水深度，但在河南息縣曾經出土長達9.28米的商代早期木船，顯示淮水中游在商代即可通行較大的船只。筆者于2017年12月進行實地考察時，發現淮河在信陽市的楚城陽城遺址一帶，近年因抽沙工程使河道加深，致使河道寬度縮減，但冬季河道依然寬達百米以上，且隆冬時節未曾斷流。河道主流之中停靠有抽沙船只。該船長有二三十米有余，吃水較深，卻依然航行無阻。由之推測，兩千多年以前吳國舟師要在冬季航行到信陽以上不會成問題。

文獻記錄也暗示了吳國的舍舟之處。沈尹戌提出其戰略時說：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

多數學者都將“還塞大隧”連讀，只有嚴耕望在“還”字斷句，本文從之。“還”字意指走過而返，則吳軍舍舟之處應較義陽三關（信陽南）更為上游。盡管具體的舍舟地難以確知，然淮水在桐柏縣以東仍大致流經平原地形，桐柏月河在先秦時期也有較具規模的聚落，未始不可行船。淮河是在桐柏以西才真正進入山區，河道曲折，高差劇烈，推測吳師的舍舟處應在信陽以西，桐柏以東的地帶。

如果這個推論正確，則有助于確定吳師途經的下一個關鍵地點：豫章。

豫章一名數見于《左傳》，杜預注云其為“漢東江北地名”，不免空泛。顧棟高則畫出一個范圍，認為：

自江西之九江、饒州二府，隔江為江南之安慶府境，北接潁、亳、廬、壽，西接光、黃，皆為楚之豫章地。

其說為《中國歷史地圖集》所從，故將豫章以大字標注在大別山北麓與淮河之間的廣大地區。

其實，豫章在先秦時代是異地同名，并非一地。顧棟高將多地視作一地并不可取。歸納起來，古籍之中共有四個豫章：其一為清代廬州府、汝寧府，淮水左右之地；其二，江西之豫章，漢代豫章郡由之得名；其三，《輿地紀勝》所載，湖北安陸之章山；其四，《水經注》所載淯水左岸的豫章大陂，位在南陽盆地東緣。

就吳師入郢一役而言，江西的豫章顯不可采，汝寧豫章在吳軍舍舟處之前，亦不可取。只剩章山說與南陽說可以考慮。喻宗漢主張章山說，嚴耕望從之，而石泉則力主南陽說。

從文獻的角度而言，章山說出于南宋《輿地紀勝》，比起《水經注》遠為晚出，在方法論上較有疑慮。此外，章山說的前提是吳師由義陽三關南行，而新發表的《曾侯與鐘》銘文記載吳師入郢一役云：“西征南伐，乃加于楚（NB0488）”，高崇文已指出銘文記載的行軍方向證明章山說為誤，故當以石泉提出的南陽說為是。

南陽說與前論吳師的舍舟之地位置相連。其具體路線依據筆者于2019年3月31日進行的實地考查，由桐柏縣沿淮河西行，在桐柏山與淮河之間夾著一條平坦易行的交通走廊，沿途經淮源鎮越過江、淮分水嶺后抵達平氏鎮。該地有商、周時期的孤峰山遺址，為連結漢東的結點。繼續西行抵達河南省唐河縣，其周遭有新石器時代的湖陽城遺址，亦有如蓼山、蓼陽河以及唐子山等與先秦古國相關的地點，是一處早期文明的密集區。由唐河縣南行可經湖陽鎮抵棗陽，西南行可循唐河抵漢水襄陽段。在這個地域范圍尋找豫章大陂故址，最似今唐河與白河相交處的低地，位于襄陽市襄州區雙溝鎮一帶。

推測吳師舍舟后即循淮河與桐柏山間走廊西行，經淮源進入南陽盆地東部，再循唐河西南行經豫章抵達漢水北岸。

春秋時期，豫章通路的可行性得證于《左傳》。魯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吳師圍弦，楚國：

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

弦國位在息縣南，楚軍的計劃可能是通過豫章、淮源進入淮河流域以馳援弦國。這個軍事行動發生在吳師入郢之前五年，說明由南陽盆地經淮源連結淮河流域的道路可行。

這個交通路線也契合唐國的位置。唐國的地望自古有隨州市唐縣鎮與河南省唐河縣二說，石泉力主唐河縣說，成為學界通說，然并未有考古材料為證。具有明確出土位置的唐侯銅器要到近年才被發現。2012年，隨州市破獲的義地崗盜掘案出土數件帶“唐侯制隨夫人行器”銘文的青銅器。黃鳳春指出，這些器物說明唐、隨關系密切，則其地望應當以隨州市唐縣鎮為宜。若此，則唐國地控隨棗走廊中樞，可以切斷隨國與楚國的陸路交通，便利吳師通過南陽盆地東緣向漢水進兵。《左傳》所謂“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自然是籠統的說法，其具體過程應是吳、蔡聯軍通過淮源、豫章抵達漢水襄陽段后，與由隨棗西出的唐師會合。

吳國的進兵途徑表現出高超的軍事策略。《襄陽耆舊記》引《寰宇記》說：

楚有二津，謂：從襄陽渡沔，自南陽界出方城關是也，通周、鄭、晉、衛之道；其東，則從漢津渡漢，經江夏出平皋關是也，通陳、蔡、齊、宋之道。

楚國與中原之間有方城道與義陽三關兩條主要道路。然而，前者有方城為隘，方城內外分別有申縣之師以及東、西不羮把守。后者經過城口關隘，且有息師把守淮濱。吳國若由陸路進兵，無論采行方城道或城口道，都要面對地形障礙以及楚國重兵，很難有戰勝的機會。

吳師因而采行間道，先以水師循淮河水路西行，避開淮北平原的陸防重鎮。舍舟之后，循桐柏山與淮河間的走廊進入南陽盆地，再沿著唐河西南行經豫章抵達漢水襄陽段。這一個進兵模式與鄧艾采陰平道而進入四川平原的思維如出一轍，都是采行間道，避實就虛，突襲腹心，以高度的機動性以及一定的冒險求取戰果。

四

吳師入郢的過程

吳軍采間道直攻核心，看似來勢洶洶，其實孤軍深入，補給線綿長，利在速戰。故顧棟高認為：

當日為楚之計者，第當嚴兵固壘，勿輕與戰，淹至旬日，吳必倦怠欲歸。

這正是楚國沈尹戌的軍略。他建議子常說：

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后擊之，必大敗之。

我們可以從交通地理來理解其軍略。

前述楚國對外有方城道與城口道兩條干線，以及一條經由淮源與豫章的間道。前二者常駐重兵，后者只有在軍事行動時才偶見記載。吳師之策略正是利用水路避實就虛，再實行間道直入腹心。

沈尹戌的反制策略是令方城內的申縣之師按兵不動，切斷方城道的對外交通，同時以“方城外”的軍力摧毀吳師舟船，切斷經由豫章連結淮域的間道，以斷吳師歸路。其后回師“塞城口而入”，防止吳師改由義陽三關撤兵。封閉了義陽三關后，他再經由隨棗走廊西行夾擊吳師。

從交通地理而言，沈尹戌的策略是封鎖楚國所有的對外交通線，再與子常夾擊吳師，可說是甕中捉鱉之策。此計若付諸實施，吳師腹背受敵，而又孤懸敵境，無路可退，恐不免全軍覆沒。

然而，正當沈尹戌在方城之外運作時，子常卻私自渡漢出擊，由之展開一系列的戰事，茲略引其過程如下：

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吳從楚師，及清發······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庚辰，吳入郢。

涉及地名有：漢、小別、大別、柏舉、清發、雍澨、郢。

這一系列地名之中，頭尾兩個位置明確，中間則相對模糊。過去學者對于小別、大別、柏舉、清發、雍澨等有許多討論，眾說紛紜。其實，從交通地理而言，這些地名縱使不能一一精確定位，卻不難由吳、楚兩軍的運動方向加以大致推測。

簡言之，吳師在這個戰爭階段經歷了由后撤到追擊的過程。楚師渡漢出擊之后，吳師且戰且退；柏舉之戰轉趨上風之后，反過頭來追擊楚師，最后渡過漢水攻入郢都。由此可見，表面上看似紛紜雜沓的沿革地理考證，背后其實有一道線索貫穿。運動戰的觀點說明，這些地名是在同一條交通線上展開，具有空間上的邏輯關系。具體而言，這條交通線就是隨棗走廊。

（一）小別與大別

關于小別與大別有相對位置與絕對位置的爭議。

首論相對位置。孔疏以為“小別當在大別之東”。相反的，江永《春秋地理考實》基于吳、楚分居漢水兩岸的形勢，指出了楚師渡漢出擊后，應循“自西及東”的順序，故“小別當在大別之西”，本文從之。

關于小別與大別的絕對位置，小別在早期史籍似僅一見，難以找到參照。大別則頗多爭議。首先，由于歷史地名的空間擴張，今日的大別山與先秦之大別并無關系。今日之大別山至遲在漢代定型。《漢書·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縣后班固自注“《禹貢》大別山在西南”，即指今日的大別山脈。但這位置與吳師入郢全無關系。

關于大別的另一個流行說法是武漢市漢陽區的龜山，其說始見于《元和郡縣圖志》漢陽縣，下云“魯山，一名大別山，在縣東北一百步”。由于江、漢之交在漢末以來的戰略地位，學者多以此為吳、楚交戰之地。然而，此說是以春秋楚郢都江陵說為前提，依宜城說則吳、楚斷不可能于此交戰。此外，今日武漢的龜山規模很小，海拔不過一百余米。

大別的位置應當以石泉之說為是。

石泉結合《禹貢》與《漢津賦》“遇萬山以左回兮，旋襄陽而南縈。切大別之東山兮，與江湘乎通靈”為證，認為大別應在襄陽東，漢水由東流轉為南流處的東岸，在地理上屬大洪山的北方余脈。此說得到較早文獻為佐證，且符合吳、楚之戰的形勢，本文從之。又盡管小別的位置不明，然依小東、大東的地名規律，當是以楚國為本位的稱名，故小別應在大別以西不遠處。

前引習鑿齒《襄陽耆舊記》謂楚國北出中原有“北津、漢津二津”，都以襄陽為樞紐。北津經方城道通往中原，其渡口未有明確記載。就現有的考古資料而言，漢水以北的襄陽市樊城區有鄧城遺址，為周代鄧國與楚國鄧縣之所在，鄧城以南的漢水南岸，有時代跨越西周與春秋、融合中原與江漢文化因素的真武山遺址。推測北津就在鄧城與真武山之間的南北交通線上。

襄陽地區的另一個渡口，位在向東經過隨棗走廊、城口道通往北方的通路上。這個“漢津”一般認為即今襄陽市東津鎮。

從地理形勢而言，吳、楚隔著漢水對峙，所爭之地當為漢水渡口。在襄陽地區的兩個渡口之中，鄧城為楚國鄧縣所在地，雖非軍事重鎮，但并沒有鄧縣陷落或遷移的記錄，故鄧城—真武山交通線上的漢水渡口應該尚在楚國控制之中。由此推論，吳、楚爭奪的渡口較可能是襄陽的東津。其后，子常由東津渡漢，而吳師則沿隨棗走廊向東方退卻，沿途接連在小別與大別交戰。今東津鎮南方有大洪山北麓余脈形成的丘陵地，或即小別、大別之所在。

（二）柏舉

吳、楚兩軍的決戰發生在柏舉。此戰：

闔廬之弟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

此后吳師追亡逐北，經清發、雍澨而攻入郢都。

柏舉之戰是吳師入郢一役的關鍵，其地望據喻宗漢整理共有三說：一說以《水經注》為代表，定于舉水入長江處，稱為“舉口”。二說出于《元和郡縣志》與《讀史方輿紀要》，將柏舉釋為柏山與舉水之合名，位于舉水上游的大別山麓地帶。第三說出自王夫之引京相璠說，以為舉為洰水，明代稱竹筒河。喻宗漢接受了第三種說法，并進一步將之定位于漢川、云夢的涢水東岸地帶。

三種流行的說法都待商榷。首先，前二說均依據晚期文獻，并沒有較早的參照。又從交通地理而言，盡管大別山與長江主流之間，先秦時代確實存在一條東西向的交通線，由舉水流域南下長江沿岸，可以繞行云夢澤北緣西通江陵地區，又可于江陵往北通往襄宜平原。然從交通日程來衡量，無論是舉口說或是柏山說都很難成立。此點喻宗漢已經提出，茲復申其說。

按《左傳》記載，吳、楚柏舉之戰發生在庚午日，此役規模較大，吳王之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雙方各自動員的兵力至少有萬人以上，戰斗應該經歷了較長時間。故柏舉之戰后，吳師最早也應是從次日辛未開始追擊楚軍。《左傳》又載己卯日“楚子取其妹季羋畀我以出”，可見吳軍最晚在前一日戊寅已經兵臨郢都，距離柏舉戰后不過八日左右。

按今日麻城與宜城之間，無論是實行隨棗走廊或實行武漢、漢川、天門一途，路程約有三百五十余千米。若實行武漢、荊門再折返宜城一途，則有近四百千米。按吳師采步兵作戰，要在八天之內走完三百五十至四百千米的路程，意味其以平均每日四十至五十千米的速度，連續急行軍八日，即使是現代化的步兵也難以達成。更何況吳師并不是整日行軍，其間與楚軍至少“五戰”，在且戰且走的情況下，以八天之內完成如此距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故柏舉一地不應遠至舉水流域，而應在隨棗走廊之中尋求。

就距離而言，喻宗漢的說法較近情理，但其依據是王夫之的竹筒河說，時代更晚，證據力也就比較薄弱。本文認為舉地須以早期史料為佐證。以下試論之。

早期史料之中，有一個地點可作柏舉的參照。武丁時期卜辭記載：

······貞，令望乘眔與途虎方？十一月。———《合集》6667

乙未卜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與，左比曾？——《合集》5504

乙未卜······宰立事······右比我，比與，左比······十二月。———《合集》5512

“與”字應讀為“舉”，“曾”是商代的曾國，“虎方”則是昭王南征時期銅器所記載的虎方。

盡管舉地的位置并不明確，但依據地名系連原則，舉、曾、虎方應當臨近，且都位在商代的南土。其中，曾的位置比較明確。葉家山考古證實了西周早期曾國位在隨州市東北的漂水流域，其地名當有淵源，或可作為商代之曾的參照。

虎方的位置較有爭議。丁山與譚其驤定位在江淮流域，即今安徽壽縣、長豐地帶；鐘柏生、澎明瀚認為在淮河上游北岸；楊華認為虎方即巴方，位在長江中游；王長豐認為虎方在江淮下游的安徽合肥；李學勤定之于漢水流域。然而，諸家的地名要或以春秋時期的文獻為參照，抑或有將青銅器的老虎母題或虎紋族徽視作虎方。實際上，虎方的位置可能變動，不宜以晚出文獻概括其早期位置，而族徽銘文或虎紋裝飾是否可視作方國名也頗有疑慮。諸說之中以李學勤的說法近是。

李學勤指出的漢水流域說，范圍依然較大。然有一件西周中期的數據可提供參照。《史密簋》載：

唯十又一月，王命師俗、史密曰：“東征，釹南夷盧、虎。”會杞夷、舟夷，雚不墜，廣伐東國，齊師族徒□人，乃執鄙寬亞。NA0636

銘文斷句頗費思量。張懋镕在“?南夷”處斷句，以為盧、虎會同杞夷、舟夷伐東國。本文認為不妨將之作一句讀，將“?”讀為動詞，理解為周師聯合南夷中的盧、虎，而將后一個“會”讀為副詞，依“會天大雨”之例，讀為適值之意。

無論如何，兩說均不否認盧、虎屬于南夷集團，則銘文反映的地理關系很值得一探。按《史密簋》出土于安康，說明器主可能是當地氏族。安康一地位于漢水上游，循漢水可以通往十堰，東下老河口后抵達襄陽。按西周、春秋時期盧國位在襄陽以西不遠的南漳縣中廬鎮，由此可見，史密可能是溝通安康與西南夷的媒介。依照本文的斷句方式，可推測史密受命出征的目的很可能是為了征調西南夷參戰，類似牧野之戰周師與西南夷聯軍出征的形勢。

《史密簋》銘文中的“虎”應該就是虎方。銘文顯示虎方屬于南夷，且與盧國相近，大概不出漢水中游襄宜平原與荊山之間的地帶。李學勤認為虎方在漢水流域誠為的論。

曾既在隨州市東北，而虎方約在襄陽市西南，則與曾聯軍討伐虎方的舉，應該也是位在隨棗走廊，距離商代曾國不遠的位置。

由于吳、楚戰于柏舉之后，吳師由東向西追擊楚軍，“及清發”（其位置詳下），則舉應在清發以東。復考慮當時隨國雖然心存觀望，但畢竟仍屬楚之盟國，故吳、楚也不應該越過隨國交戰。按春秋晚期隨國的中心范圍約在隨州市區至安居鎮之間，方圓約二十余千米的地域，而都城可能已經東遷至隨州市區的位置，故舉應在清發以東與隨州城區以西之間的范圍。

（三）清發與雍澨

前兩節的討論顯示，吳、楚分居漢水兩岸，子常在東津渡漢之后，沿著隨棗交通線向東追擊吳師，迫使吳師逐步東移。兩軍在柏舉決戰之后形勢逆轉，吳師沿著隨棗走廊向西追擊楚軍，最后渡漢入郢。

吳、楚追擊戰最終涉及的清發與雍澨兩地，都應在隨棗走廊的交通在線尋求。其中，清發的位置明確。清發水后世稱為涢水，其上源之一為溠水，依互受通稱之例可稱為清發，是楚隨之間的必經要道。魯莊公四年（公元前690年），楚武王伐隨而病逝軍中。楚軍的退兵路線為：

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于漢汭，而還。濟漢而后發喪。

可見楚師由隨棗走廊進兵，經溠水而兵臨隨國城下。莫敖“請為會”之“漢汭”依杜注“汭”應作“內”字，系指“漢西”之地。這是緩兵之計，楚軍渡漢之后即發喪，可見其退兵之路當是由溠水循隨棗走廊西行至漢水襄陽段渡漢。

吳師在清發大敗楚師之后乘勝追擊而至雍澨。此地據石泉整理共有二說：一說為鄭玄主張的江夏竟陵，一說為《尚書·禹貢》的“三澨”之一，據《水經》位在“南郡邔縣北”。石泉指出，《禹貢》云漢水過三澨后抵達襄陽東的大別，故知三澨應在襄陽北或東之地。由于石泉認為吳師由方城道進兵，故認為雍澨位在襄陽北的漢水濱，亦即今日襄陽市樊城區。本文前節已說明襄陽北當時尚受楚國鄧縣管轄，吳師不太可能由此渡漢。

若依本文推論，吳師由隨棗走廊由東向西進兵，則雍澨應以襄陽東較為合理。按《說文》釋“澨”為“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則雍澨是漢水濱的土堤，應該臨近漢水渡口，最可能的位置當在襄陽市東津鎮地帶。吳師渡漢之后，終于抵達郢都（圖5）。

五

吳師的退兵之途

吳王闔廬攻下郢都，建立了蓋世之功，伍子胥也完成復仇之舉，然吳師攻入郢都前一日，楚昭王及其親近已經“涉雎，濟江，入于云中”，從水路迂回逃離首都，由鄖國抵達隨國。楚昭王成了漏網之魚，不免功虧一簣。吳師下一階段的作戰因而指向隨國，以擒獲昭王為目標。

同一時間，遠在方城之外的沈尹戌也回師勤王，《左傳》說：

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

“息”就是息縣，今河南省息縣。沈尹戌原本計劃摧毀吳師舟船并阻塞義陽三關后，回師夾擊吳軍。今因情勢危怠，未能完成毀舟與塞城口的任務就先行折返。

沈尹戌的勤王路線應該是由息縣經義陽三關進入隨棗走廊，再西行至襄陽地帶。面對援軍的到來，吳師渡漢出擊，雙方在雍澨（東津鎮周圍）會戰。此役吳師遭受損失，然沈尹戌亦敗死，未能阻卻吳軍的追擊。

擊敗沈尹戌之后，吳師繼續沿著隨棗走廊東行至隨國。《左傳》載：

斗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

然而，隨國拒絕了吳人的要求，除了提出楚、隨“世有盟誓”這種托詞之外，其實際考慮是吳、楚之間勝負未明：

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

“鳩”，杜注“安集也”，吳軍將戰爭目標放在擒獲楚昭王，卻忽略了自身只是一支孤軍，尚無法控制廣大的楚國疆域。

吳師入郢的次年，秦國馳援楚國，位于隨國的吳師必須面對這一支生力軍，由之進入戰爭的第三階段。《左傳》載其經過：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于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溪。吳師大敗，吳子乃歸。

秦、楚聯軍與吳國的作戰涉及一系列的地名：稷、沂、軍祥、唐、雍澨、麇、公壻之溪。盡管不能一一確知其定位，然均位在隨棗走廊的交通線上。

稷與沂的位置過去頗多爭論，近出《清華簡》提供了重要參照。魏棟指出，《左傳》中的“沂”字在《清華簡·系年》書作“析”，位于隨州市東郊的淅河鎮。關于稷，魏棟聯系隨縣厲山鎮、殷店鎮一帶祭祀神農后稷的傳統，認為應在隨州市以北的桐柏山南麓河谷之中。這些縱向的河谷溝通了桐柏山區與隨棗走廊，秦師由武關道南下南陽盆地，故循桐柏山河谷與楚軍會伐駐扎于隨國的吳師。

沂地一戰吳師戰敗之后，雙方再度交戰于軍祥，其地據楊伯峻指出在隨縣西南，得之。可見淅河一戰后吳師西撤，故接連有軍祥之戰，而吳師又敗。

在這個時機之下，秦、楚聯軍繼續西行至唐縣鎮，滅唐國，取得了對隨棗走廊中樞的控制。時為魯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七月。

同年九月，吳師與秦、楚于雍澨交戰。史籍有缺，未詳由七月至九月間的具體行程。但由唐縣鎮至漢東約一百千米，可見兩個月間兩軍是在隨棗走廊之中緩步西移至漢水東岸。吳師雖然先敗楚師，旋復為秦軍所敗。

其后，吳師駐札于麇，其地望不明。然《左傳》云該地有楚軍之骨骸，為前一年吳、楚交戰之地。楊伯峻據此推論麇地在雍澨附近，則亦是在襄陽東方地帶。

雙方最后交戰于公壻之溪，其地據《戰國策》又名“濁水”，楊伯峻指出在白河入漢水處，亦在襄陽市東。至此吳師連戰連敗，已經無力再戰，故引兵撤退。

由秦、楚援兵與吳師的交戰地名可見，吳師最初已經抵達隨國城下，卻無法在第一時間擒拿楚昭王。此時秦、楚援軍適時增援隨國，致吳師不得不回師面對。吳師必須殲滅這支增援軍方能再次進攻隨國。但在強大的生力軍面前，吳師先后在沂地以及軍祥敗北，又失去了盟國唐師，雙方的交戰位置也逐步由隨國西移至漢水東岸。

吳師既無法在漢水濱擊敗秦、楚援軍，取得東津渡口，而秦、楚援軍的牽制也使其無法向東追擊楚昭王。吳師腹背受敵，失去了戰爭的主導權，只能引兵撤退了。

由于沈尹戌的毀舟計劃未能落實，吳師的舟船應仍安然留置原地。其撤兵之途很可能是循著其進兵之路，由南陽盆地東緣經淮源地帶至其舍舟處，再循淮河順流而歸。盡管吳師先盛后衰，終未達成擒獲楚昭王的目的，至少也在頹勢之中安然撤兵，保全了爭霸中原的實力（圖6）。

結論

吳師入郢一役是中國史上的著名戰役，過去共有三種觀點。不同于過去著重沿革地理的考證方法，本研究著眼于吳、楚之間的水、陸交通線與戰略形勢，研究關鍵是重新探討文獻記載的兩個地名——“淮汭”以及“豫章”。本文論證“淮汭”實為“淮”與“入”二字在傳抄過程中形成的文獻錯誤。重新確定文字及其文句斷讀之后，推定豫章的位置，而吳師入郢一役的行軍路線也就昭然若揭。

總而言之，吳師入郢一役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利用淮河水運結合豫章間道奇襲郢都。其進兵過程是以舟師上溯淮河至桐柏地帶后舍舟從陸，繞行桐柏山區進入南陽盆地，復沿著淯水河道南下襄宜平原，與子常隔漢水對峙。子常由東津渡漢出擊后，吳師先是沿隨棗走廊向東后撤，于柏舉獲勝之后，又沿隨棗走廊向西挺進，最后由東津渡口渡漢入郢。

楚昭王于吳師入郢前夕逃奔隨國，由之進入了戰爭的第二階段。吳師離開郢都，在襄陽東擊敗了沈尹戌的勤王之后，二度沿著隨棗走廊東進，兵臨隨國城下。然而，吳師卻無法在第一時間捕獲楚昭王，延誤了戰機。

同一時間，秦、楚聯軍分兵向隨國進發，吳軍不得已回師應戰，自此進入戰爭的第三階段。吳師與秦、楚聯軍在隨棗走廊發生多次戰斗，部隊亦逐漸由隨國移動到漢水東岸。然而，師累兵疲的吳師面對秦、楚援軍顯得力不從心，屢戰屢敗。吳師既無法擒拿楚昭王，又無法反制秦、楚援軍，只得引兵循淮河撤退，保全實力。

相較于過去流行的學說，本文重構的戰爭地理圖像是最為單純的。質言之，吳師的進兵與退兵都是利用淮河水道，而雙方的交戰都是發生在隨棗走廊之中。只是因軍事策略或是戰場形勢變化，兩軍位置不斷變動，多次在隨棗走廊中往返拉鋸，因而產生了古籍所記載的一系列費解的地名。過去以沿革地理為主的思路往往聚焦于個別地名的考訂，故不免使圖像流于支離。

其實，行軍是一種空間上的連續運動過程，故地名之間必然有空間上的邏輯關系，而交通線就是貫穿這些地理空間的主要線索。由此知彼，由已知推測未知，歷史地名迎刃而解，而兩軍的往返互動也就躍然紙上。

作者：雷晉豪

來源：《歷史地理研究》2020年第1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宋柄燃

校對：江 桐

審訂：王玉鳳

責編：楊 琪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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