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在經濟上,國統區經濟狀況也不斷惡化。工農業生產普遍衰落,苛捐雜稅盛行,工人農民陷于赤貧之中。
抗戰以來,國民政府的稅收銳減,為了應付日益龐大的軍政開支,只有大量增發紙幣,造成惡性通貨膨脹,物價飛速上漲。
1、對貪污腐敗的不滿
據統計,到1944年,貨幣發行量比戰前增加180倍,物價上漲約2100倍。其結果使大多數依靠工資生活的工薪階層,包括機關公務員、部隊官兵、學校教職員和文化界人士,收入直線下降,陷入饑寒交迫的悲慘境地。而少數達官顯貴、軍政官員和不法商人卻利用囤積居奇、投機走私獲得了大量財富,國統區社會兩極分化的現象越來越嚴重,社會不滿情緒日益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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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民黨政權危機的不斷加深,三青團內的各種批評聲浪也開始高漲起來。
團內各種刊物經常發表文章,揭露當時社會上存在的觸目驚心的腐敗現象,指出其對國民黨政權造成的巨大危害性:
“在今日社會上,仍可到處找到許多時代的罪人,事實擺在面前,我們國家里還有許多假公濟私、貪污枉法的官吏,怠惰自私、擁有工具材料而不生產的工業家,貪得無厭、囤積居奇的商賈,奢華浪費、醉生夢死的太太小姐,這種驕荒淫佚的風氣正如一支驚濤駭浪中的大船,船底下所生的許多蟲,是我們抗戰建國的大障礙,如若不予徹底消滅,會使我們這支大船,全部沉沒的。”
很多文章把批評矛頭指向貪官污吏,并將改革吏治、肅清貪污作為團員的任務:
“試看社會上一種因循敷衍,欺騙虛偽,黑暗腐化的官僚惡習,已成了蒂固根深,貪污舞弊,自私自利,土劣流氓地痞等行為,到處觸目驚心,對于政治建設的進行,可謂滿途荊棘,一籌莫展。青年團員對此,實負有協助地方政府改革掃除的任務。”
有的作者根據自己的經歷,揭露地方官吏互相勾結,盤剝民眾的事實,要求團員以身作則,協助政府嚴懲貪污,肅清吏治:
“貪污為阻撓政治清明之蟊賊,其為害也,勝于虎狼;其吸食民膏民血也,毒于蛇蝎。蓋虎狼之害猶可避,而貪污之害不可躲也;蛇蝎之毒不必普遍,而貪污之毒幾無人不遭也。作者于某縣工作一年,在此過去一年之中,親睹貪污事實,真駭人聽聞!上自縣長下至軍事科長、國民兵團副官、常備隊長、某一區區長、某一縣縣長…彼此勾通,逐層剝削,而純正樸實之民眾,只有束手待斃,不敢過問,如何提高民眾抗敵情緒,如何使民眾對國家政府發生信仰。查此貪污人員,曾受相當訓練或為本團團員者,竟復如此,殊堪痛心!”“民眾所最感痛苦以及迫切解除者,莫過于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之剝削。青年團員應…一面檢討自己,切勿涉足貪污歧途,一面以合法手續,檢舉他人貪污事實于政府,嚴加懲處,以肅貪風,而清吏治。”
通過上述言論,不難看出強烈的危機感正在團內上下積聚和蔓延。
與團內的這種呼聲相適應,中央團部也在正式文件中增加了有關反腐敗的內容,并把它作為團員的行為準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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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通過的《團員行動指導綱要》提出:
“為排除一切政治建設與經濟建設之障礙,每一團員應以熱情、勇敢、不畏強御與大公至正之精神赴之,如官吏之貪污、土劣之舞弊橫行,奸商之囤積走私,應以合法之手續,為負責之檢舉。”
2、反對腐敗運動
在三青團一全大會籌備期間,中央團部決定把檢舉貪官污吏和奸商方案列入大會的中心議案。
籌備者宣布大會的中心議案,將包括“檢舉貪官污吏和奸商方案”,“發動純潔熱忱的青年和團員,嚴密檢舉貪官污吏,以肅清貪污的風氣,并且切實調查囤積居奇的奸商,由政府予以懲處,平抑物價,解除民眾痛苦,這兩件事,團長對我們的期望最為殷切,我們要根據團長的意旨,訂定嚴密的方案,切實執行,期無負團長殷切的期望”。
三青團一全大會通過了《檢舉貪污舞弊,取締囤積居奇,以轉移社會風氣,嚴肅戰時生活案》。
該議案在說明中寫道:
“近年以來物價高漲,民生益困,而社會風氣之茍且頹靡,與國民心理之因循散漫,究其主因:一則由于不肖官吏之貪污、受賄、營私舞弊,一則由于奸商富戶之囤積居奇,操縱市場,此實民族之敗類,戰時之罪人,茍不鏟除,則一切政令無法實施,經濟無法維持,而抗戰垂成之局,亦必受其阻礙,而轉趨于危殆。”
雖然早在兩年前,中央團部就曾發布六條指示,號召展開反對腐敗運動,“惟兩年以降,此種惡劣之形勢依然存在,而各地團員對此項指示之遵行,顯系不力”。
為此該議案提出采取兩項措施:
其一,“各地團部應就工商業與機關團體服務之團員中,選擇熱忱精明之優秀份子,組織檢查機構(若干組),專負調查并檢舉官吏營私舞弊、貪污受賄,與奸商囤積居奇、操縱市場之責,每組三人至五人,經常交換情報,并研究調查檢舉之方法。其目的在協助政府實行法律制裁,并以培養國民之守法精神(以政府管制法令為本)”。
其二,“各地團部與學校團部應選擇學生團員并發動社會團體組織戰時生活勸導隊。每隊若干人,用宣傳勸告之方式,以糾正社會一切不良之生活習慣(如煙酒賭娼及一切違反戰時生活之奢侈浪費等行為),其目的在發動社會力量,實行輿論制裁,并以培養良善之社會風氣(以新生活綱領為準)”。
上述制度化的努力,目的仍在于協助政府實行法令和改善社會風氣,其對象主要是社會上存在的一般腐敗現象。然而當時腐敗之風已彌漫于國民黨政權內部,許多政府高官也卷入其中,僅僅采取上述措施已經無濟于事。在這種情況下,三青團反腐敗運動的注意力也開始發生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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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青團一全大會上,四川支團代表屈義林提出了《擬請規定團員生活,限制干部資產,以鞏固本團革命基礎案》,聯署者達46人之多,其中不乏團的高級干部。
提案人說明該案的目的在于:
“本團同志為實行三民主義之先鋒,一切俱應以身作則,使全國青年確信本團為革命之集團,并堅定同志間之互信,故亟應防止資本家及地主混入本團,及本團同志之變為資本家或地主以奠本團革命基礎于不墜。”
為此他們建議采取4項措施:
“一、青年團團員不得將財產存放于外國銀行。二、青年團團員非因工作需要,不得以眷屬住外國及外人勢力支配之下地區。三、本團干部財產舉行總登記。四、凡私人財產總額超過五萬元以上者不得為本團干部。”
以限制干部私人財產的辦法來防止官吏腐敗,這在當時具有很大的針對性,也是國民黨內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故此案提出后,立刻受到重視,被認為是“關系最大的提案”,有人認為“原則雖對,但方法尚待考慮”,“希望有更詳細正確的辦法,本團推行有效后更推行至于全黨”。
3、反腐努力的具體目標
三青團曾把撤換行政院長孔祥熙作為其反腐努力的一個具體目標。
1944年3月,三青團舉行一屆二中全會期間,各地干部根據其平時所接觸之各方情況,紛紛痛切陳詞,認為時局至此,如不改弦更張,必將陷軍事、政治、經濟于絕境。
書記長張治中感到問題嚴重,邀集各地負責干部到北溫泉舉行三天秘密會議。會議檢討當前時局,一致認為環境極其惡劣,局勢“岌岌可危”,后果“不堪設想”;并猛烈抨擊孔祥熙,認為改組行政院,撤換其職務,是“澄清吏治,轉移社會風氣的第一個步驟和前提”。
會議向蔣介石建議:“對于抗戰以來所定之各種政策,擬請作徹底之檢討”;“對官吏之貪污腐敗,利用其地位與困難之機會得致巨富者,應予嚴厲之處置”:并“請速改組政府”,將“已失眾望之大員,立即罷免”,明確提出了“倒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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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發生的“倒孔”運動,還只是地方團隊的自發舉動,而現在“倒孔”已經成了中央團部主動提出的目標,這說明隨著國民黨危機的加深,三青團的反腐敗運動也在不斷升級。
三青團一直標榜自己奉行三民主義,自詡為“最忠實最堅定之同志”。
但現在面對社會經濟現實,許多干部心里也產生了疑惑:現行政策真的符合民生主義嗎?
在中央團部的有關決議案里,他們公開表達了自己的苦悶:
“對主義有認識有信仰之青年,一旦自覺民生主義之實現大成問題,內心彷徨,熱情銳減,此時尚賴民族大義勉強維持陣容,但其實際之損失,已非數字所能計及。”
因此,三青團批評的矛頭現在不僅針對個人,也開始涉及現行經濟政策,甚至指向了“官僚資本”:
“就目前國家經濟財政之設施而論,與民生主義之理想相去太遠,且間有背道而馳者。最大之癥結,乃在物價高漲,無法解決當前實際之問題。一部份不肖之官吏與奸商,利用國難發財,致財富日益集中于少數民族敗類之手,逐漸造成官僚資本之趨勢,馴至政府一切措施,自上而下,層層變質,官窮民病,苦悶不平。”
他們提出了如下的“治本”辦法:
“官僚資本之傾向,必須以有效之辦法,予以徹底之掃除,方能爭取青年之同情,提高同志之信念,此乃一定不移之理也。”“嚴禁官吏兼營商業,毋分權貴親要,違者必罰,并舉辦官吏及國營事業從業人員之財產登記,征收累進之所得稅。至于政府大員之生活起居,亦為全國青年與革命同志所深切留意,無法同甘,必須共苦。違此義者…予以罷黜。”“嚴厲懲辦貪污,特別從位高權重者著手,并予青年團員以舉發之責任,以提高團之革命性,對于團員之合理行動,盡量予以鼓勵,使能不畏強暴,發揚斗爭精神。”
一句話,反腐敗必須從內部開始,尤須從“權貴親要”和“位高權重者”著手!這是他們在實踐中得出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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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統區發生的經濟變化使團內許多人相信,眼前正在進行一場財富的重新分配,社會財富正以驚人的速度集中到少數人手中:
“在此次對日長期抗戰過程中,種種事實證明中國經濟業已發生徹底之變革;由于通貨膨脹、物價飛漲而產生之財富重分配,毀棄戰前中國固有之經濟基礎及社會組織,使當前之社會經濟及倫理觀念陷人動蕩紊亂狀態。此一鐵的事實茍…聽任其自由發展,則中國經濟演變前途亦不堪設想。”
4、大聲疾呼
少數人的巧取豪奪是如此殘酷,它使一般人民生活破產,人與人之間只剩下赤裸裸的利害關系,并導致了道德淪亡,文化破產,社會混亂:
“戰時畸形發達之商業資本與在戰爭狀態封鎖下倉卒建立之少數工礦業,不僅未能指示中國經濟發展之坦途,而且其本身之脆弱幼稚及簡陋…故目前各業所呈現之動蕩不定幻影…充分暴露現階段中國經濟基礎之不穩固。其次,整個社會經濟生活形態亦經發生劇烈變化。中國大家庭制度在此次戰爭中已徹底破壞,家庭經濟依賴之生活已不復存在;…社會方面,經濟生活之混亂,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戰爭刺激下所突然活躍之商業資本,使人與人之關系除利害以外別無道義可言,一切均以買賣方式出之,所謂‘經紀人’、‘追逐利潤’、‘自私自利’、‘爭奪財貨’之種種行動,均經充分發揮盡致,毫無掩飾,已非戰前可比。
殘忍冷酷、角逐、欺詐、譎詭、巧騙、掠取、剝奪之事層出不窮,不少人大聲疾呼:道德淪亡!文化破產!為被毀棄之舊道德、被摧殘之文化人痛哭流涕呼吁救濟。因此一般人民生活變動無常,朝不保夕,財產之得喪移轉于轉瞬間發生變化而不可預測,職業之流動日夕不停而無從穩定,事業之經營因簡就陋而無長期計劃,資金之流轉趨向比期厚利而無生產。總之,一切經濟行為,脫離原有社會約束陷于混亂放逸而不上軌道。此種變革劇烈迅速之程度,實開古今中外歷史之先例。”
許多團干自認為是奉公守法、全力投身抗戰建國事業者。然而數年以還,抗戰者徒然流血犧牲,奉公守法者愈益貧困,乃至幾無立錐之地;而貪污腐化者卻愈益富貴,甚至官居高位,彈冠相慶。社會不公,是非顛倒,莫此為甚:
“于是向之為革命對象者,今居然為革命之領導人矣。向之反對三民主義者,今居然為三民主義政治之決定人和執行人矣。而向之為革命蕩家破產流血流汗者,今成寄人籬下,仰人鼻息之孤苦零丁矣。一批人流血,另一批人做官,此種事實,誠為目前現象之主因。”
他們認為如果照此發展,今后世界將成貪污腐化者的世界,為國犧牲者和奉公守法者將無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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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望前程,他們不寒而栗。
“甚至黨內團內同志,亦多認為依照現勢演進,則戰時中國固為貪污土劣奸商之世界,而戰后中國,亦仍將成為彼輩或其后裔之世界。良以抗戰八年,忠黨愛國之士,或犧牲生命,或犧牲學業(包括子女教育),或家破人亡,戰后已是精疲力竭,而一般貪污土劣奸商及其子女,正可利用其金錢或學位等,爭取社會及政治上之優越地位。”
是可忍,孰不可忍!這種極度的不平心理和切身之感,也為三青團的反腐敗運動提供了強烈的精神動力。
前面曾經提到三青團一直認為自己處于政府與青年之間,具有雙重的責任和義務。而現在由于受擁護政府的義務之約束,不能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以滿足青年的希望,導致三青團蒙受牽累,名譽受損,號召力大為減弱。
他們為此而牢騷滿腹,怨天尤人:
“團有其革命使命,事實上自為革命之集團,但一方面則團之地位,不能以在野地位自居,因而對于政府之政策與一切措施,有絕對擁護之義務,且負有協助推行政令之責任。然現在政令之不能貫徹執行,政府之措施,由于官吏素質之復雜,未能盡如人意,復為不可諱言之事實。例如本黨之經濟政策,自應以民生主義為依歸,而現行之經濟政策,難免不無與民生主義不相符合之處。又如修明政治,為全國人民所希望,但吏治之澄清,尚未能一一符合理想。在此種情況下,團一方面受擁護政府鞏固政權之義務所約束,一方面又不能使現狀一一符合革命青年之理想與希望,往往革命性無從表現,號召力因而削弱。”
歸根結底,團之所以失去魅力,與歷來團之性質和所處地位有關:
“一因本團漸由政治性偏重教育性,不容青年發泄熱情;二因近年社會經濟已成畸形之發展,青年對于貪官污吏,深惡痛絕,但為環境所限,又不許其憑借革命精神,采取直接行動,故團之吸引力大不如前。”
三青團借此機會表達了自己的強烈不滿,含蓄地提出了改變自身性質和地位的要求。在他們看來,唯一的解決之道就在于改弦更張,擺脫過去的種種束縛,重新加強團的革命性和政治性。“今后應加強團部之政治性,本協助并擁護政府之精神與決心,一面與政府之工作密切配合,一面對不良之政治現象,如腐敗、貪污、土劣之類,應授權各級團部盡量檢舉,并予以保障,以求政治之徹底澄清,期符合全國革命青年之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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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伴隨著反腐敗運動的發展,三青團現在已經不能滿足于“教育性”、“社會性”等清規戒律,而要求加強團的“革命性”和“政治性”。
在此名義下,三青團要求改變自身性質和地位的企圖,也終于獲得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到抗戰后期,國統區的危機已經無可掩飾。團內許多人士都不得不承認,國民黨政權沉疴已深,積重難返。
在他們看來,如今國統區到處都是一幅讓人傷心失望的圖畫:
“今日中國政治,言內政則貪污充斥,土劣橫行,官商勾結,綱紀蕩然;言經濟,則工業凋敝,囤積盛行,物價飛漲,民不聊生;言社會則好人愈貧,壞人愈富,沒有正氣,沒有曙光,在在均使一般青年厭惡,吾人從事團務工作,雖隨時以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號召青年,而青年所目睹者,則為官僚資本主義之腐敗現象。”
三青團的許多干部團員以極其憂慮的心情,關注著事態的發展,關心著國民黨政權的命運:
“我們的國家,目前正遭遇著一個嚴重的階段,我們擔心國家,‘莫在勝利中沉淪了’!(大公報語)”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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