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
1953年的臺北，陽明山腳下的士林官邸，被籠罩在一片凄風苦雨之中。
對于剛剛敗退臺灣不久的國民黨政權來說，這漫長的雨季仿佛永遠沒有盡頭。
此時，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正站在官邸的走廊下，手里攥著一份加急絕密電文。
這位在軍統內部以“笑面虎”著稱、向來喜怒不形于色的特務頭子，此刻的手指卻在微微顫抖。
01
那是從香港渠道輾轉傳回的準確情報，只有寥寥數行字，卻重如千鈞：
“戴笠獨子戴藏宜，已于1951年1月30日，在浙江江山縣被公審處決。”
這是一個遲到了整整兩年的死訊。
在那個兩岸隔絕、鐵幕重重的年代，情報的傳遞往往伴隨著巨大的滯后與失真。
此前雖然坊間早有傳聞，但保密局一直心存僥幸，或者說，是不敢相信。
直到今天，確鑿的官方布告副本被送到了毛人鳳手中，所有的幻想才徹底破滅。
毛人鳳深吸了一口氣，整理了一下軍裝的風紀扣，推門走進了蔣介石的辦公室。
辦公室內，蔣介石身著長袍馬褂，正背對著門口，凝視著窗外灰暗的天空。
聽到腳步聲，他沒有回頭，只是低沉地問了一句：“什么事？”
“報告總統，”毛人鳳的聲音有些發緊，“大陸方面傳回的確切消息……雨農唯一的兒子戴藏宜，兩年前在老家江山，被槍決了。”
房間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
那一瞬間，空氣仿佛凝固了。
只有墻上的掛鐘發出“滴答、滴答”的聲響，像是在倒數著某種情緒的爆發。
對于蔣介石而言，戴笠這個名字，意味著太多。
那是他最鋒利的“佩劍”，是幫他清除異己、監視百官、掌控軍隊的“亞洲神秘人物”。
1946年戴笠在南京岱山空難身亡時，蔣介石曾痛哭流涕，甚至在日記中寫下“雨農不死，何至如斯”的感嘆，將后來內戰的失敗部分歸結為失去了這位情報天才。
而如今，戴笠尸骨未寒，他唯一的骨血，竟然也沒能保住。
足足過了五分鐘，蔣介石才緩緩轉過身來。
毛人鳳驚恐地發現，蔣介石的臉色鐵青，眼角肌肉在微微抽搐，那是他極度憤怒和壓抑的表現。
“怎么死的？”蔣介石的語氣平靜得可怕。
“公審，罪名是……反革命、殺害地下黨員、組織武裝暴亂。”毛人鳳低著頭，如實匯報。
其實毛人鳳心里清楚，戴藏宜并非無辜。
這個紈绔子弟在鄉里橫行霸道，甚至在1949年局勢已定時尚且負隅頑抗，確實是死有余辜。
但在政治的邏輯里，對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的人”。
“糊涂！無能！”
蔣介石突然爆發了，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震得筆筒里的毛筆都在亂顫，“雨農為黨國效力一生，死后連根苗都保不住，這讓我怎么面對死去的雨農？
怎么面對那些跟著我來臺灣的舊部？！”
這一聲怒吼，不僅僅是為了戴笠，更是為了此時此刻臺灣的人心。
當時隨蔣介石撤退到臺灣的軍政人員，大多拋家棄子。
如果曾經功勛卓著的戴笠，其后代都落得如此下場而無人過問，那么誰還會死心塌地地效忠？這是一種極大的政治恐慌。
毛人鳳垂首肅立，冷汗順著鬢角流下，大氣都不敢出。
發泄完怒火后，蔣介石拄著拐杖，在地毯上走了兩個來回。他停在毛人鳳面前，渾濁的目光變得銳利如刀，死死地盯著這位現任的情報頭子。
“毛人鳳，你聽著。”
“是！”毛人鳳立正挺胸。
“戴藏宜雖然死了，但他還有妻子，還有孩子。”蔣介石伸出一根手指，指著北方，一字一頓地說道：“我不管你用什么辦法，也不管要花多少錢、死多少人。
你必須把雨農留下的孫子、孫女，全部給我接回來！”
說到這里，蔣介石加重了語氣，眼神中透出一股不容置疑的狠勁：
“一個都不能少！這是死命令！”
“是！卑職明白！卑職這就去辦！”毛人鳳響亮地回答，隨后行了個標準的軍禮，退出了辦公室。
走出官邸大門時，外面的雨更大了。
冷風一吹，毛人鳳才發現自己的后背早已濕透。
他站在臺階上，望著海峽對岸的方向，掏出手帕擦了擦額頭的汗。
嘴上答應得痛快，但他心里比誰都清楚，這道“死命令”有多難執行。
那是1953年啊！
上海等地正在開展嚴厲的鎮反運動，戶籍管理森嚴如鐵桶。戴笠的兒媳鄭錫英和那幾個孩子，如今在上海也是隱姓埋名，如同驚弓之鳥。
要想在共產黨公安機關的眼皮子底下，把這一大家子活人神不知鬼不覺地弄出來，還要跨越漫長的封鎖線，這簡直就是“虎口拔牙”。
02
1953年的上海，曾經的“東方巴黎”依舊霓虹閃爍，外灘的鐘聲依然每小時敲響一次。
但在那繁華的表象之下，這座城市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洗牌。
在上海靜安區的一條不起眼的弄堂深處，擠著一戶特殊的“困難戶”。
昏暗狹窄的亭子間里，空氣中彌漫著煤球爐的嗆人煙味和陳舊木板發霉的氣息。
一個看起來三十多歲的女人，正借著微弱的燈光縫補衣裳。
她面容清秀，卻難掩眉眼間的愁苦與驚惶。
她叫鄭錫英。
如果時光倒流七年，她是軍統教父戴笠的兒媳，是江山縣赫赫有名的戴家少奶奶，出入有警衛，往來無白丁。
可如今，在這個新社會里，她只是一個背負著“反革命家屬”沉重枷鎖的寡婦。
屋里的那張破床上，橫七豎八地睡著三個男孩。
大兒子戴以寬，已經懂事了，睡夢中眉頭還微微皺著；二兒子戴以宏，睡得最沉，嘴角掛著一絲口水；最小的兒子戴以昶還不到十歲，蜷縮在哥哥身邊。
看著熟睡的孩子們，鄭錫英放下了手中的針線，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這口氣里，藏著太多的恐懼和無奈。
自從丈夫戴藏宜在1949年被捕、1951年被槍決后，戴家的天就塌了。
萬貫家財被沒收，昔日的親朋好友唯恐避之不及。
為了活命，鄭錫英帶著三個兒子逃到了人海茫茫的上海。
在這里，她們不敢用真名，不敢提江山老家，甚至不敢大聲說話。
在這個特殊的時期，上海正在開展轟轟烈烈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街道辦事處的大媽們戴著紅袖章，警惕地注視著每一個外來人口；派出所的戶籍警一遍遍核查著住戶名單。
“戴笠的兒媳婦”，這個標簽一旦貼上，在這個風口浪尖的年代，等待她們母子的，恐怕不僅僅是批斗，更是滅頂之災。
她們能活到現在，全靠一個人的冒死接濟。
那人叫范娟理，曾是戴笠身邊的貼身護士長，也是軍統內部為數不多對戴家存有舊情的人。
范娟理利用自己現在的身份，給鄭錫英母子在弄堂里找了這個棲身之所，還幫鄭錫英找了一份糊紙盒的零工，勉強維持著一家四口半饑半飽的生活。
但即便如此，日子也過得如履薄冰。
前兩天，弄堂口貼出了一張新的告示，要求所有外來暫住人口必須在三天內去派出所重新登記詳細背景。
鄭錫英看到那張告示時，腿都軟了。
一旦去登記，查出她們來自浙江江山，查出已故丈夫的名字，一切就都完了。
深夜，窗外傳來一陣急促的警笛聲，鄭錫英猛地一哆嗦，下意識地撲到床邊，用身體護住三個孩子。
直到警笛聲遠去，她才癱坐在地上，冷汗浸透了衣背。
這種驚弓之鳥般的日子，什么時候是個頭？
有時候，她會想起被留在江山老家的女兒戴眉曼。
那是她唯一的女兒，逃亡上海時實在帶不走，只能狠心托付給了戴家以前的廚師湯好珠收養。
聽說為了避禍，女兒已經改名換姓，成了大山里一個普通的村姑。
骨肉分離的痛，像針一樣扎在鄭錫英的心口。
現在，看著身邊的三個兒子，她內心充滿了絕望：難道這三個孩子，也要在這個弄堂里，像老鼠一樣躲一輩子嗎？
或者有一天被人揪出來，像他們的父親一樣被押上刑場？
“媽媽，我餓……”
二兒子戴以宏翻了個身，夢囈般地嘟囔了一句。
鄭錫英眼眶一紅，摸了摸兒子消瘦的臉頰，眼淚無聲地滑落。
她不知道明天在哪里，更不知道在海峽的另一端，那位曾經的“最高領袖”已經為了她們母子，下達了一道改變命運的死命令。
就在鄭錫英絕望地望著窗外漆黑的夜空時，在上海吳淞口的江面上，一艘看似普通的貨船正趁著夜色悄然靠岸。
一個穿著灰色長衫、目光冷峻的男人，提著一只藤條箱子，混在碼頭的苦力中走上了岸。他壓低了帽檐，看了一眼手中揉得皺皺巴巴的地址，那是鄭錫英藏身的地方。
03
臺北，陽明山。
夜色深沉，毛人鳳的辦公室里煙霧繚繞。
煙灰缸里已經堆滿了煙蒂，這位保密局局長正對著一份人員檔案出神。
要想從鐵桶一般的上海把人“偷”出來，派一般的特務去根本就是送死。
這個人選，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絕對忠誠、熟悉上海地形、且在當地有極強的生存能力。
毛人鳳的手指在檔案頁上劃過，最終停留在了一個名字上，黃鐸。
黃鐸，湖南人，曾在軍統局本部任職，也是戴笠生前親自栽培的干將。
此人雖然名聲不顯，但心思縝密，行事狠辣中不失變通，最重要的是，他當年在上海潛伏過很長一段時間，黑白兩道都吃得開。
“就他了。”
毛人鳳掐滅了煙頭，抓起紅色電話機：“立刻叫黃鐸來見我。”
半小時后，黃鐸站在了辦公桌前。
聽完任務簡報，這個看似木訥的漢子眼皮都沒眨一下，只是沉聲問了一句：“局長，如果行動失敗，我這幾百斤肉是不是就扔在那邊了？”
毛人鳳走過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聲音低沉：“老總統在看著，我也在看著。
如果你回不來，你的家人，保密局養一輩子，如果你把人帶回來了，榮華富貴，任你挑。”
黃鐸點了點頭，敬了個禮：“保證完成任務。”
他沒有多余的廢話……
半個月后，上海十六鋪碼頭。
一艘滿載咸魚和干貨的走私漁船緩緩靠岸。
碼頭上嘈雜混亂，搬運工的號子聲此起彼伏。
混雜在魚腥味中，一個穿著粗布短褂、皮膚黝黑的“魚販子”跳下了船。
他壓低了帽檐，熟練地用上海話跟碼頭巡警遞了根煙，塞了幾張舊幣，便順利混過了關卡。
這便是喬裝潛入的黃鐸。
他沒有直接去找鄭錫英，因為他知道，現在的上海，處處是眼線。
貿然接觸，只會讓大家都死得更快。
他必須先聯系那枚埋藏最深的棋子。
這枚棋子，叫陸秉章。
如果說黃鐸是這次行動的“手”，那陸秉章就是這次行動的“眼”。
陸秉章的身份極為特殊，他不僅是國民黨潛伏特務，此刻明面上的身份，竟然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一名留用干部。
當年上海解放時，為了維持城市治安，人民政府留用了一部分舊警察。
陸秉章憑著偽裝老實、業務精通，不僅留了下來，還混得不錯，手里正好管著這次行動的命門，戶籍與出入境審批。
兩人的接頭地點選在了一家不起眼的茶館。
當陸秉章看到黃鐸出現在面前時，手里剛端起的茶杯猛地晃了一下，滾燙的茶水潑在手上，他卻渾然不覺。
“瘋了……你們簡直是瘋了！”聽完黃鐸的來意，陸秉章壓低聲音，額頭上瞬間滲出了冷汗，“你知道現在局里查得有多嚴嗎？
鎮反運動剛開始，多少雙眼睛盯著戶口這一塊，這時候頂風作案，是要掉腦袋的！”
黃鐸面無表情地盯著他，從懷里掏出一張照片，那是蔣介石親自簽發的委任狀照片，雖然沒有實物，但上面的字跡陸秉章認得。
“老兄，這是‘老頭子’親自下的死命令。”黃鐸的聲音冷得像冰，“你覺得你現在還有退路嗎？要么配合我，把人送出去，大家一起去臺灣升官發財；
要么我現在走，但你的檔案，明天就會出現在軍管會的桌子上。”
陸秉章的臉瞬間煞白。
這是一場赤裸裸的威脅，也是唯一的生路。
他沉默了良久，終于癱軟在椅子上，咬著牙說道：“怎么搞？”
“假身份。”黃鐸言簡意賅，“給鄭錫英和孩子們造一套假戶口，理由是去香港投親。
現在的政策，去香港雖然難，但只要手續齊全，還是有縫隙可鉆的。”
陸秉章擦了一把臉上的汗，大腦飛速運轉：“我可以利用職權，偷蓋公章，開出《出境證》，但是……”
他頓了頓，眼神變得極為凝重：“現在的出境證查得非常細。
單身女人帶三個孩子走，太惹眼了，很容易被邊檢扣下盤問。
必須得有個男人同行，偽裝成一家人。”
“我來當這個丈夫。”黃鐸指了指自己。
“那就得重新造一套完整的家庭關系證明。”陸秉章壓低聲音，“這需要時間，而且……我也只能搞到限量的幾張空白證件。
要是填錯了，或者被同事發現少了一張，我們就全完了。”
“多久能好？”
“三天，三天后的晚上，我去弄堂口等你。”
兩人匆匆分別，消失在上海迷離的夜色中。
陸秉章回到公安局后，心臟一直在狂跳。
接下來的三天，他在辦公室里如坐針氈。
趁著同事午休或下班的間隙，他偷偷拿出了極其珍貴的空白出境申請表和戶籍底單。
手握著公章的那一刻，陸秉章的手有些抖。
這紅色的印泥蓋下去，不僅是蓋出了幾張紙，更是蓋上了幾條人命。
“沈鳳英……”他在鄭錫英的假名欄填上了這三個字，籍貫改成了廣東。
“長子……”
“次子……”
就在填寫名單的時候，陸秉章突然發現了一個致命的問題。
他手里偷出來的空白通行證，只有四份。
按照規定，成年人和兒童都必須一人一證。
而鄭錫英一家四口，加上必須偽裝成“丈夫”同行的黃鐸，總共是五個人。
五個人，四張證。
陸秉章死死盯著桌上的證件，冷汗一滴滴砸在桌面上。
他數了三遍，依然改變不了這個殘酷的數學題。
他沒有辦法再去偷一張了，那樣風險會成倍增加，一旦敗露，誰都走不了。
三天后的雨夜，黃鐸帶著收拾好行囊的鄭錫英母子，滿懷希望地等著陸秉章的通行證。
然而，當陸秉章推開那扇破舊的木門，臉上帶著的不是喜悅：
“出事了。”陸秉章聲音沙啞。
鄭錫英的心猛地沉到了谷底。
04
1953年的上海，雨夜。
法租界舊區的一棟弄堂房子里，空氣緊張得仿佛稍微擦出一火星就能引爆。
鄭錫英的手在抖。
她正借著微弱的燭光，給三個兒子穿衣服。
為了不引起鄰居懷疑，他們不敢帶大件行李，只在貼身衣物里縫了幾塊金條和袁大頭，那是戴笠生前留下的最后一點家底，也是他們去臺灣的盤纏。
大兒子戴以寬懂事地幫著母親收拾；二兒子戴以宏眨巴著大眼睛，興奮地問：“娘，我們真的要去坐大輪船了嗎？”；
小兒子戴以昶則緊緊抓著母親的衣角，既害怕又期待。
“噓，別說話。”鄭錫英捂住老二的嘴，驚恐地看了一眼門外。
此時此刻，她覺得自己像是一個即將越獄的囚徒，既渴望自由，又恐懼那黑洞洞的槍口。
“篤、篤、篤。”
門外傳來了約定的敲門聲，
三長兩短。
鄭錫英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她猛地拉開門，一身濕氣的黃鐸閃身而進，緊隨其后的是臉色蒼白的陸秉章。
陸秉章的手里，死死攥著一個牛皮紙信封。
“快！時間不多了，船在吳淞口等著。”黃鐸壓低聲音催促道，同時看向陸秉章，“東西都辦好了嗎？”
陸秉章沒有說話，只是顫抖著將信封里的證件倒在了桌子上。
那是幾張嶄新的《往來港澳通行證》，上面蓋著上海市公安局鮮紅的鋼印，證件上的照片已經換成了鄭錫英和孩子們的，名字也變成了化名。
“沈鳳英，廣東籍，探親……”黃鐸拿起證件仔細核對，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神色，“老陸，干得漂亮！這做工，神仙也看不出來是假的。”
鄭錫英看著那些證件，眼淚差點掉下來。
有了這些紙，她們就能逃離這個提心吊膽的地方，去臺灣過安穩日子了。
“快，一人拿一張，我們走！”鄭錫英激動地招呼孩子們。
然而，就在她的手伸向桌面的那一刻，一只冰冷的手突然按住了那些證件。
是陸秉章。
屋子里的空氣瞬間凝固了。
黃鐸猛地抬頭，眼神如刀般盯著陸秉章：“老陸，你什么意思？”
陸秉章的嘴唇哆嗦著，整個人像是剛生了一場大病，虛弱得幾乎站不住腳。
他咽了一口唾沫，聲音沙啞得像是在砂紙上磨過：
“老黃，嫂子……我對不起你們。”
“怎么回事？！”黃鐸一把揪住陸秉章的衣領，低吼道。
陸秉章顫抖著指了指桌上的證件，絕望地說道：“你們數數……有幾張？”
黃鐸一愣，迅速低頭清點。
一張，兩張，三張，四張。
桌面上，只有四本通行證。
“還有一本呢？”黃鐸的眼睛紅了，“我們五個人！嫂子、三個孩子，加上我這個‘丈夫’，一共五個人！你只拿來四本是什么意思？！”
陸秉章痛苦地閉上眼睛：“辦不出來了……真的辦不出來了。
局里對空白證件管控得太嚴，每少一本都要登記在冊。
我冒死偷出這四本，已經是極限了。
如果再強行偷第五本，今晚就會暴露，誰都走不了！”
鄭錫英愣住了，她呆呆地看著桌上的四本證件，又看了看身邊的三個兒子，大腦一片空白。
“那……那能不能擠一擠？”鄭錫英帶著哭腔問道，“能不能讓以昶不用證件？他還小……”
“不行！”黃鐸斷然拒絕，語氣冷酷而專業，“現在的檢查非常嚴，一人一證，少一個都不行。
沒有證件，還沒上船就會被邊防兵扣下，到時候一查身份，全家都要死！”
房間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
現在擺在他們面前的，是一道無解的數學題：
五個人，四張票。
必須有一個人留下來。
“我留下！”黃鐸突然開口，“嫂子，你帶著三個孩子走。
我留在上海掩護。”
“不行！”這次說話的是陸秉章，他急得直跺腳，“老黃你糊涂啊！嫂子一個女人，帶著三個男孩子，說是去香港探親，誰信？
邊檢一眼就能看出破綻！必須有一個男人充當‘丈夫’和‘父親’的角色，這戲才能演下去！
你如果不走，她們孤兒寡母根本出不了上海關！”
黃鐸沉默了。
他是特工，他知道陸秉章說的是對的。
在那個年代，一個完整的“家庭”是最好的掩護。
沒有他這個“一家之主”頂在前面應付盤查，鄭錫英母子寸步難行。
也就是說，黃鐸必須走，鄭錫英必須走。
那剩下的兩張票……
所有人的目光，都緩緩移向了站在墻角的那三個孩子。
大兒子戴以寬，12歲。
二兒子戴以宏，8歲。
小兒子戴以昶，6歲。
三個孩子，卻只剩下兩張去往生路的船票。
這就意味著，在這短短的幾分鐘內，作為母親的鄭錫英，必須親手做出一個殘忍至極的決定：
她必須拋棄一個親生骨肉，把他一個人留在這個令他們恐懼的地方，獨自面對未知的命運。
這一刻，鄭錫英覺得天旋地轉，心像被一只無形的大手狠狠捏碎。
她看著三個懵懂的孩子，大兒子一臉驚恐，小兒子緊緊抱著她的腿，而二兒子戴以宏正眨著眼睛，不知所措地看著大人們。
黃鐸看了一眼手表，咬著牙，發出了最后的通牒：
“嫂子，沒時間了。
還有十分鐘，如果不走，這四張證件作廢，我們全都得死在這里。”
他從桌上拿起那兩張僅剩的兒童通行證，遞到鄭錫英面前，聲音顫抖卻冰冷：
“選吧，帶誰走？留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