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豫皖蘇邊區(qū)萬樓阻擊戰(zhàn)，兩連勇士抗三千頑軍一日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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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年12月12日發(fā)生的“耿吳劉”事件，是豫皖蘇邊區(qū)斗爭中一起事關全局的重要事件。這一天，原豫皖蘇邊區(qū)保安司令部司令耿蘊齋、八路軍第四縱隊第六旅副旅長兼十八團團長吳信容、六旅十七團團長兼夏永碭縣縣長劉子仁，蒙蔽、裹脅部下近2000名官兵，在永、蕭邊境發(fā)動武裝叛變，史稱“雙十二”事件。

事件發(fā)生過程中，邊區(qū)黨政軍委員會先后派邊區(qū)黨委組織部長周季方、邊區(qū)保安司令部參謀長黃思沛和邊區(qū)黨委書記吳芝圃，前去做爭取和處理工作。

路南地委、永城縣委和夏永碭縣委積極參與和協(xié)助，保護了邊區(qū)領導的人身安全，貫徹了上級領導的意圖。特別是路南地委書記李砥平，不顧個人安危，深入虎穴，與“耿吳劉”周旋，表現出共產黨人的原則堅定性和臨危不懼的大無畏精神。

叛變發(fā)生后，路南地委根據邊區(qū)的部署，成立了蕭縣獨立旅和夏水碭縣雨亭總隊，配合四縱十六團繼續(xù)瓦解和追殲打擊叛軍劉子仁部。

“耿吳劉”事件發(fā)生25天后，即1941年1月6日，皖南事變爆發(fā)，第二次反共高潮達到頂點。湯恩伯被任命為總司令，向豫皖蘇抗日根據地進攻。

湯恩伯在豫皖蘇區(qū)內劃分3個“清剿”區(qū)，并任命了“清剿”指揮官：中牟、開封、蘭封、考城、民權、杞縣、陳留、通許、太康、尉氏、扶溝、西華12縣為第一“清剿”區(qū)，由孫桐萓指揮；虞城、商丘、寧陵、睢縣、亳縣、鹿邑、淮陽、柘城、夏邑、永城10縣為第二“清剿”區(qū)，由何柱國指揮；太和、阜陽、潁上、鳳臺、懷遠、蒙城、渦陽、宿縣、蕭縣9縣為第三“清剿”區(qū)，由李仙洲指揮。

此外，又建立一個國民黨蘇魯豫皖邊黨政重建委員會，湯恩伯任主任委員，指揮國民黨地方黨政軍一起向豫皖蘇抗日根據地發(fā)動進攻。

1940年11月初，湯恩伯親率9個師26個團14萬人，向豫皖蘇抗日根據地發(fā)動進攻。為反擊國民黨進攻，邊區(qū)黨政軍委員會撤銷豫皖蘇邊區(qū)保安司令部，劃分三個軍分區(qū)：鳳臺東北、龍亢以南、懷遠以西及以北為第一軍分區(qū)；渦北、宿西南、蒙北、懷遠北為第二軍分區(qū)；永城、夏邑、商丘、蕭縣、渦陽、亳縣各一部為第三分區(qū)。另外，將睢杞太地區(qū)作為與敵人相互爭奪的游擊區(qū)。

1月25日，彭雪楓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軍事政治游擊宣傳戰(zhàn)”的反頑方針，作好了反頑斗爭的戰(zhàn)斗準備。日軍的軍事行動打亂了我方的軍事部署和計劃。

2月10日，湯恩伯以7個師4萬余人的兵力分三路向豫皖蘇抗日根據地撲來，根據地軍民不得不倉促應戰(zhàn)，奮起反擊，開始了為期3個月的反頑斗爭。

四師反頑伊始就面臨著極為不利的局面。

當敵軍向根據地發(fā)動進攻時，根據地軍民已處于被動局面。“耿吳劉”事件的發(fā)生，使本來屬于豫皖蘇抗日根據地后方的永、夏、蕭、碭一帶變成了敵軍進攻的一線，根據地陷入腹背受敵的境地。

而日軍對湯恩伯部進攻的突然停止，國民黨軍對根據地的攻勢則迅即展開，這是我指揮機關始料不及的，加上對于國民黨軍隊實力估計錯誤，導致根據地準備不足。

且敵我雙方兵力對比為十比一，根據地武裝力量處于明顯劣勢，又較為分散；根據地軍隊新控制區(qū)域原為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群眾尚未發(fā)動，新的基層政權未建立，征糧、募款、補充兵員都遇到困難，作戰(zhàn)缺少群眾支援。

但在這種嚴重不利情勢下，新四軍四師依然對進犯之敵進行了頑強抵抗。

2月10日，國民黨一四二師全部及騎八師一部2000余人憑借優(yōu)勢兵力和猛烈火力強渡沙河攻打江口集陣地。根據地反頑斗爭就此拉開序幕。

同日，沿津浦線之日軍400余人，向宿南趙集一帶進犯，被四師十一旅和特務團各一部包圍。激戰(zhàn)4小時后，四師殲滅敵人一部，敵軍被迫撤退。

2月10日至19日的10天為反頑斗爭的第一階段。這個階段，四師對敵軍基本上采取了進攻態(tài)勢，殲滅了一部分敵人。但是由于敵軍采用了緊密聯(lián)防、謹慎推進的戰(zhàn)術，加上四師部隊未能實現聚殲敵人之一部的計劃，很多情況下是分兵把守，導致形勢發(fā)展愈發(fā)對根據地不利。

2月23日至3月4日，反頑斗爭進入第二階段。這10天時間，四師兵力重新進行了調整，但戰(zhàn)局仍繼續(xù)向不利于根據地發(fā)展的時期。四師指戰(zhàn)員進行了頑強戰(zhàn)斗，取得了一些勝利，但因為敵軍力量過于強大，四師一些有重要意義的戰(zhàn)役計劃未能實現，戰(zhàn)斗接連受挫，導致根據地失去了對渦南的控制權，部隊不得不退守渦北，戰(zhàn)局已經發(fā)展到了“不得已”的程度。

在這之后，根據地軍隊由于連續(xù)不斷地戰(zhàn)斗，已經極度疲憊，戰(zhàn)斗力量受到嚴重影響，組織較大的聚殲行動已經非常困難。3月下旬，戰(zhàn)場形勢趨緊，睢杞地區(qū)和蕭縣尤為嚴重。睢杞武裝已到了無日不戰(zhàn)斗的地步，蕭縣則要每天面對敵人“掃蕩”，根據地日漸縮小。

不得已，根據地主力逐步向宿西、宿北轉移。3月31日，敵軍分3路大舉北渡渦河，逼迫根據地軍隊退至北淝河沿岸。

4月以后，在敵軍夾擊下，四師又進行了一次次悲壯而頑強的抵抗。4月1日，四師十一旅三十二團二營在褚莊一帶設伏，將敵軍一四二師四二四團一個加強營大部殲滅。

4月2日，宿縣縣長田迭波為策應國民黨軍隊進攻，率自衛(wèi)團200余人進犯淝河馬家樓一帶。四師十一旅三十一團4個連在地方武裝配合下，于4日夜在暴風雨中強行軍30公里，向敵人發(fā)起攻擊，經兩小時戰(zhàn)斗，殲敵大部。

4月6日萬樓戰(zhàn)斗可歌可泣。叛軍劉子仁、土頑蔣心亮部配合敵騎三師共千余人，圍攻駐永城西南萬樓掩護主力轉移的十二旅三十四團第一營。該營僅兩個連130人左右，力量明顯處于弱勢。但大家不畏敵眾我寡，與敵人進行白刃拼搏，堅持一天，打退敵軍多次進攻，最后彈盡糧絕，除少數幾人突圍外，大部分壯烈犧牲。

一次次悲壯激烈的戰(zhàn)斗，終難挽回戰(zhàn)局。1941年5月，四師主力不得不越過津浦線，赴路東開辭新的根據地。

5月5日至8日，四師直屬隊與十二旅先后越過津浦線進入皖東北。留在路西的十一旅由于彈藥奇缺，戰(zhàn)斗接連失利，部隊損失嚴重，亦于5月30日轉移至路東。至此，為期3個月的反頑斗爭告一段落。

反頑斗爭失利，四師主力東撤，豫皖蘇邊區(qū)抗日根據地路西部分暫難堅持，因此，豫皖蘇邊區(qū)黨政軍機關亦隨四師主力轉移到路東，開辟新的抗日根據地。

在撤退一個月前，邊區(qū)黨委就進行了準備，組織上撤銷了渦澮地委，成立澤東地委和澤東辦事處，具體負責向路東轉移傷病員和地方干部，部署東撤后的地下斗爭工作。

澤東地委下轄永城、宿西、渦陽三個縣委，書記由李任之擔任。1941年6月7日，澤東地委除留少數人員堅持地下工作外，地委機關及所屬3個縣的干部全部撤往路東。隨后，邊區(qū)撤銷澤東地委和辦事處，于6月初成立了路西地委，領導東撤后的地下斗爭。

在睢杞太地區(qū)，反頑斗爭形勢同樣日趨惡化。5月，邊區(qū)黨委根據形勢需要，決定撤銷睢杞太地委，建立水東地委和黨政軍委員會，由王其梅任書記，全面領導睢杞太地區(qū)的工作，并領導與指揮睢杞太獨立團和當地地方武裝，在四師主力東撤后，堅持睢杞太地區(qū)的斗爭。

這次東撤，不啻一次戰(zhàn)略轉移，由于布置得當，組織得力，撤退比較順利。東撤前，地下黨在津浦鐵路的宿縣和蚌埠區(qū)段，通過敵偽工作，掌握了兩大偽軍據點，給東撤穿過封鏡線提供了方便。所以整個撤退沒有受到什么損失，進行得比較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