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親筆劃下“死刑”,把一個年輕生命,從七年變成無期,最后變成絕筆……
1950年6月10日,臺北的馬場町刑場,天還沒徹底亮透,幾聲槍響,把那個黎明攪得支離破碎。
吳石、陳寶倉、朱楓、聶曦,這幾位在刀尖上跳舞、在暗地里較勁的戰(zhàn)士,就這樣,用自己的身軀,給那段歲月畫上了句號。
人們都知道“吳石案”,都知道那段臺灣島上的“白色恐怖”。
可那位最高的當家人,蔣介石,心里頭卻是一股火、一團迷。
他怎么都想不通,那個自己親自提拔、倚重到國防部次長的吳石,怎么就成了藏在身邊的“定時炸彈”,還是共產(chǎn)黨埋的。
但這場風波,沒因為這幾聲槍響就停住。
蔣介石那股子怒氣,不光對著已經(jīng)倒下的這四個人。
他盯著手里一份泛黃的判決書,上面一個名字,像火星子一樣,撩起了他心里更狠的殺念。
當“王正鈞”這三個字跳進眼簾,他二話沒說,拿起筆,就在旁邊重重地寫下了兩個字——“死刑”。
王正鈞是誰?
他不是跟吳石他們一樣,直接上了刑場的那批人。
可偏偏就是這么一個人,讓國民黨最高領(lǐng)導(dǎo)人親自下令“解決”,成了個重點關(guān)注的“犧牲品”。
他不像吳石將軍那么有名,但同樣是在看不見的地方,賣力賣命,做出了大貢獻,只是,名字常常被大浪淘沙沖得不那么顯眼了。
他不僅是吳石將軍在臺灣最得力的一個幫手,更是那個動蕩年月里,千千萬萬堅守信仰的人的一個縮影。
從福州一路走來,一條因信而連上的線
說起吳石將軍,很多人看他事跡的時候,會把跟他一起犧牲的聶曦,當成是他最親近的副官。
其實,這中間有個小小的差錯,但挺關(guān)鍵。
聶曦是吳石將軍的鐵桿追隨者,這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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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倆的關(guān)系,那可是在革命路上綁在一起的。
早在吳石將軍在福州當福建省政府副主席、綏靖公署副主任那會兒,聶曦就在他身邊。
那時候,聶曦的頭銜是國民黨國防部史政局的總務(wù)組組長。
解放軍的炮火快打到福州城里的時候,吳石將軍接了個硬任務(wù):把保存下來的298箱絕密軍事檔案,穩(wěn)妥妥地交給解放軍。
這可是關(guān)系到國家命脈的大事,吳石將軍就點名讓聶曦來負責把這批寶貝疙瘩收拾妥當。
多虧聶曦安排得周全,福州一解放,這批檔案就完整無損地送到了解放軍第十兵團司令部,給新中國在軍事上的起步,幫了大忙。
那時候,聶曦已經(jīng)跟著吳石將軍,踏上了去臺灣的路。
到了臺灣,聶曦在國民黨里也升了官,當上了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總務(wù)處交際科的上校科長。
不過,吳石將軍身居國防部次長的高位,身邊總得有這么一號人,親近、信任,還能處理些更隱秘的事兒。
這事兒,聶曦就給吳石將軍引薦了一個他老家,也是個老朋友——王正鈞。
王正鈞,跟聶曦、吳石將軍一樣,祖籍都是福建福州。
他這一生的軌跡,早在飽經(jīng)戰(zhàn)火的家鄉(xiāng)那片土地上,就已經(jīng)和革命攪和到一塊兒了。
他走上革命這條路,過程有點傳奇,說起來,有個很重要的人,是聶曦的堂兄——聶能輝。
聶能輝那點火苗:赤石暴動,地下工作代代傳
聶能輝,就是在抗日戰(zhàn)火里一點點成長起來的共產(chǎn)黨人。
抗日戰(zhàn)爭剛打響,他就一頭扎進了革命的洪流,跟一群熱血青年一起,加入了新四軍。
因為打仗勇猛,表現(xiàn)突出,還被看重。
可命運這東西,有時候就是這么殘酷。
皖南事變那場慘烈的仗,聶能輝跟好幾千名新四軍官兵和進步人士一起,被國民黨抓了,關(guān)進了條件差得出奇的上饒集中營。
可是在絕境里,共產(chǎn)黨的地下組織從來沒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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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秘密的暴動計劃,就在集中營的“第六隊”里,悄悄地醞釀著。
聶能輝,就是這場驚心動魄的“赤石暴動”里的一個關(guān)鍵人物。
1942年6月17號,第六隊抓住了機會,硬是發(fā)動了暴動,幾十個同志成功突圍,跑到閩北的游擊隊那邊去了。
這場用血和火鑄就的暴動,就像一顆火星子,點燃了更多人心里的希望。
暴動之后,聶能輝繞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新四軍的隊伍里。
抗戰(zhàn)勝利了,他被組織派回老家福州,開始了他更困難、更秘密的地下工作。
就在這片養(yǎng)育他的土地上,他用自己的行動和信念,影響了自己的堂弟聶曦,還有家鄉(xiāng)的晚輩王正鈞,把他們都領(lǐng)進了革命的大門。
在聶能輝的細心安排下,王正鈞“搖身一變”,進了國民黨在福州的新聞檢查處工作,還一步步升了官。
沒過多久,他就跟聶曦一樣,成了吳石將軍手下一個能干的助手,開始了他藏在敵人心臟里的特別生涯。
不過,命運的輪子有時候轉(zhuǎn)得特別冷。
把王正鈞領(lǐng)上這條路,跟聶曦是堂兄弟的聶能輝,卻沒能等到勝利的曙光。
在南京快解放的時候,聶能輝不幸被捕,最后倒在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槍口下,壯烈犧牲在了南京的雨花臺。
臺灣潛伏:傳遞情報的那根“生命線”
福州城里傳來炮聲響的時候,王正鈞已經(jīng)跟著吳石將軍、聶曦去了臺灣。
在那里,他繼續(xù)扛著為我黨傳遞重要情報的使命,成了吳石將軍情報網(wǎng)里,少不了的那么一環(huán)。
說起來,在去臺灣之前,包括吳石將軍在內(nèi),好些同志都有機會回大陸的。
他們一行人經(jīng)過福州、廣州到了香港,吳石將軍的老朋友還勸他留下來,等風頭過了再回去。
可吳石將軍心里頭,總覺得為黨和人民做得還不夠。
那時候,他剛升到國民黨國防部次長,這對他來說,是獲取更多絕密情報,給組織輸送寶貴信息的大好機會。
就憑著那份對革命事業(yè)的死忠和責任感,吳石將軍最終還是決定去臺灣,要往“敵人”心臟里鉆得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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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臺灣,王正鈞的“活兒”變得更重,也更要命。
在吳石將軍的情報系統(tǒng)里,除了他自己和陳寶倉將軍這些核心人物,負責傳遞情報的關(guān)鍵一環(huán),就是王正鈞。
國民黨后來查吳石案的時候,當時的國民黨參謀總長周至柔在他寫的調(diào)查報告里,寫得很清楚,說王正鈞的任務(wù)包括“替吳石收集秘密情報”和“傳遞情報”。
這事兒,足以說明王正鈞在情報工作里的分量,他這個人,真是吳石將軍那條情報線的“生命線”。
蔡孝乾變節(jié):一張“特別通行證”扯出的生死鏈
可就是這條“生命線”,最后也成了引爆悲劇的導(dǎo)火索。
1950年1號月29號,臺灣地下黨的老大蔡孝乾突然叛變,這事兒來得像場突如其來的風暴,瞬間就讓來臺灣接情報的朱楓暴露了身份。
國民黨方面一聽,立刻就動了手,海空航線全給封鎖了,想把朱楓堵在回大陸的路上。
這時候,千鈞一發(fā),為了救朱楓脫離險境,吳石將軍冒著天大的風險,親手簽發(fā)了一張“特別通行證”。
這張關(guān)系到生死存亡的通行證,是怎么悄悄送到朱楓手里的?
正是王正鈞。
靠著這張通行證,朱楓在當年2月4號晚上,搭上了唯一一架軍用飛機,飛到了離大陸只有一步之遙的舟山群島。
可就在勝利的曙光就在眼前的時候,國民黨特務(wù)的爪牙,還是緊追不舍。
最后,2月18號,朱楓還是被抓了。
跟朱楓一起被暴露的,還有吳石將軍。
剛開始,國民黨那邊還有點顧忌,不敢輕舉妄動。
可隨著越來越多的“證據(jù)”擺出來,加上蔣介石本人親自下令,同年3月1號,吳石將軍就被扣上了“從事間諜活動”的帽子,被國民黨抓了。
跟他一起被抓的,除了聶曦,還有那位冒著生命危險傳遞關(guān)鍵情報的王正鈞。
審判的風向變了:蔣介石的“死刑”二字
被抓了之后,王正鈞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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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勸他,說他“就是個副官,只要認罪,把吳石將軍干的事兒都說出來,就能保住一條命”。
可王正鈞一點兒沒動搖。
他知道自己肩負的任務(wù),更懂忠誠是什么意思。
他不僅咬死不承認任何罪名,更不肯為了自己活命,去出賣吳石將軍。
獄里的那些人,用盡了各種法子,想從他嘴里套點東西出來,可是一點兒都沒得逞。
王正鈞那副“寧折不彎”的樣子,顯出了一個隱蔽戰(zhàn)線戰(zhàn)士那鋼鐵一樣的意志。
1950年4月份,案子查得差不多了,國民黨就開始對吳石將軍他們“審判”。
最早的審判長是蔣鼎文、韓德勤、劉詠曉這三個人。
這三個人跟吳石將軍多少有點交情,知道他是個什么樣的人,也覺得真要判死刑,對當時大家的心氣兒影響不好。
所以,他們傾向于“判重一點,但保住命”。
可這幾個人的這個“溫和”意見,一下子就觸碰到了蔣介石的底線。
當時的蔣介石,對吳石案的火氣已經(jīng)燒到了頂點,他氣得拍著桌子,說:“國防部再也不能出任何亂子!”
這句話,等于給吳石案劃上了一條死線——誰敢保吳石,那就是跟他蔣介石對著干。
等蔣鼎文他們提出“死刑緩期執(zhí)行”的意見時,蔣介石更是勃然大怒,罵他們“審判不公”,當場就把三個人都撤了職。
緊接著,在俞濟時那些“揣摩上意”的操作下,審判長換成了彭善、唐冠英和吳佩明。
這回,審判的方向,來了一個驚天大轉(zhuǎn)彎。
最后,吳石、陳寶倉、朱楓、聶曦,都被判了死刑,而且在當年6月10號就執(zhí)行了。
至于王正鈞,他的情況更復(fù)雜。
一審的時候,他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
可到了二審,直接被加到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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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這樣,蔣介石還是不肯放手,判決書一直不肯簽字。
合議庭的人一看這情況,琢磨透了蔣介石的意思,就把刑期改成了無期徒刑。
可蔣介石還是不滿意。
最后,他干脆撕下了偽裝,直接在判決書上,把王正鈞的“無期徒刑”幾個字,用筆給劃掉了,然后重重地、大大地寫下了兩個字——“死刑”。
就這樣,一個本可以逃過牢獄之災(zāi),甚至還有可能活下來的人,成了蔣介石政治上報復(fù)和震懾的犧牲品。
27歲的英魂:絕筆信里的人生最后一眼
1950年8月10號,就在吳石將軍他們被槍斃的兩個月后,王正鈞,這個年僅27歲的年輕生命,在獄中也被執(zhí)行了死刑。
跟他一起被殺害的,還有吳石將軍的作戰(zhàn)參謀林志森。
行刑前,有人問王正鈞有沒有什么遺言。
他平靜地說:“我無言可訴。”
然后,就慷慨赴死,用自己的生命,踐行了他對信仰的全部忠誠。
在遙遠的福州老家,王正鈞的親人們,還不知道他已經(jīng)遭遇了不幸。
直到當年年底,有個陌生人找到王正鈞的哥哥王正鎬,交給了他一封信。
信里,是王正鈞在犧牲前寫下的絕筆。
不過,因為王家一向低調(diào),加上后來親人也接連離世,王正鈞的英雄事跡,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人知道。
國家相關(guān)部門也曾多次尋找他的家人,但總沒找到線索。
一直到2010年前后,隨著時間慢慢過去,歷史的塵埃也漸漸落定,王正鈞的事跡才一點點被大家知道。
2011年7月,他被追認為“革命烈士”,他的親屬收到了國家頒發(fā)的《革命烈士證明書》,上面寫著:“1950年執(zhí)行革命任務(wù)犧牲”。
同年年底,王正鈞的骨灰,終于回到了故鄉(xiāng),安放在福州的文林山革命烈士陵園。
這位在看不見的戰(zhàn)線上默默付出了好幾年的英雄,用他短暫卻閃耀的一生,寫下了一曲關(guān)于忠誠和信仰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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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吳石、陳寶倉、朱楓、聶曦這些烈士一起,構(gòu)成了那段風起云涌的地下斗爭史詩。
而蔣介石親手寫下的那兩個“死刑”字,不僅埋葬了一個年輕的生命,也記錄下了那個時代,權(quán)力游戲里最殘酷的一面,以及在極端環(huán)境下,人性的不同選擇。
王正鈞的哥哥王正鎬,晚年時,曾不止一次地向人提起,弟弟留下的絕筆信,雖然因為年代久遠,已經(jīng)字跡模糊,但字里行間,依然能感受到那種堅韌和對家人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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