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出臺“職業打假人”認定新標準，牟利性維權者將納入異常名錄

近年來，一些人以維權為名，故意購買瑕疵商品，繼而批量投訴舉報，甚至虛構事實，以索賠為目的對商家頻繁施壓，將“維權”異化成“職業牟利”。酒類行業首當其沖，不少酒商因標簽瑕疵等問題而背負經濟損失與訴訟壓力。

在此背景下，上海市市場監管局聯合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等八部門出臺了《關于依法治理牟利性職業索賠、職業舉報行為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若干意見》）。文件首次在地方層面明確“牟利性職業索賠、職業舉報”的認定標準，并建立“投訴舉報異常名錄”，對不符合法定條件的投訴不予受理，對不符合法定立案條件的舉報不予立案，為遏制惡意打假提供了可操作的制度依據。

1符合五類特征的將認定為職業打假人

牟利性維權造成的市場擾動已引起多個省市關注。近年來，各地市場監管部門陸續在官方文件中提出，要將治理職業打假亂象納入法治政府建設的重要內容，上海此次推出的《若干意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出臺。

《若干意見》以《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上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上海市優化營商環境條例》《上海市民營經濟促進條例》等法律法規為基礎，結合全市執法和司法實踐，對“牟利性職業索賠、職業舉報”作出了明確界定。

WBO注意到，“牟利性職業索賠、職業舉報”的核心特征包括：購買或使用商品遠超合理生活消費需要；短時間內反復向同一或同類經營者購買相同商品或服務；明知商品存在標簽或質量問題仍多次購買；投訴文書呈現明顯模板化、格式化特征；投訴身份信息模糊或虛假。

這些特征將作為綜合研判的重要依據，一旦認定屬于牟利性職業維權行為，將被納入“投訴舉報異常名錄”。名錄由投訴舉報處理部門審核管理，實行區級初審、市級復核的機制，同時建立動態更新制度，一旦發現當事人不再符合相關特征，將及時移出名單，確保不影響消費者的正常維權權利。

值得關注的是，上海還要求相關部門建立跨機構信息共享機制。市場監管局、法院、檢察院、公安、司法行政、發改、網信、信訪等部門將共享“異常名錄”信息，對來自異常名錄人員的投訴、舉報嚴格審查，防止因惡意投訴造成行政資源浪費。

此外，《若干意見》還規定，對不符合法定受理條件的投訴，不予受理；已經進入調解程序的，可以終止調解。對舉報類案件同樣嚴格把關，對不滿足立案條件的依法不予立案。

在司法實踐中，也有不少案例顯示，法院已經不再支持這類懲罰性賠償，對于職業打假人的要求一再駁回。

今年12月3日，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公開的一起案例顯示，付某在某某便利店花費19500元購買了5瓶奔富BIN707，后因其中文標簽標注的產地、原料、進口代理商等關鍵信息與實際情況不符，認定其為三無產品，要求十倍賠償，但法院發現，他同時段還有8起類似訴訟，購買行為明顯超出合理消費需求。最終，法院認定其索賠不當，駁回其訴求。

除了上海，湖北、山東、吉林等地也開始推動治理職業打假亂象，相繼明確“六類投訴不予受理”，職業打假行為在多地面臨更嚴格的審核。（詳情見《多地市場監管局出臺“6類投訴”不予受理新規，職業打假人“碰瓷”酒商遇阻》）

2政策落地，酒商“松綁”

青島一位曾經被職業打假人“盯上”的餐飲商家趙輝則回憶稱，之前因為有一批進口葡萄酒的外文標簽有細微瑕疵，被職業打假人連續索賠。“當時對方態度強硬，暗示如果不私下賠錢就會一路告上去。”趙輝說，為了應對訴訟，他投入了大量時間與律師費，“最后雖然法院支持了我們，但整個過程已經嚴重影響正常經營。”

趙輝還表示，職業打假往往呈跨區域活動特點，“今天在北方，明天可能又跑到南方，相關政策如果能在全國范圍內形成統一規范，效果會更明顯。”

上海酒商鄭平告訴WBO：“最近確實少了很多職業打假的人來‘挑刺’。一方面是我們自身也更規范了，另一方面，肯定也是這些新規出臺，讓一些惡意索賠的空間被壓縮了。”在他看來，政策不僅保護了守規經營者，也節約了行政和司法資源，使商家能夠把更多精力放回到產品和服務上。

他補充說：“當然，企業自身也不能松懈，標簽、溯源、儲運等環節都要嚴把質量關，避免給這些‘打假人’留下可乘之機。”

青島公益律師張光耀表示，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及《民法典》的相關規定，維權必須建立在真實消費需求基礎上，一旦脫離該原則，例如明知問題仍故意購買、重復購買、制造消費證據等，行為性質就已偏離合法維權范疇。

張光耀認為，酒商以及零售商在日常管理中，應該妥善保存銷售憑證與溝通記錄，在遇到異常投訴時及時與監管部門溝通，不要懼怕麻煩，必要時由律師介入，防止糾紛被惡意放大。

由此來看，《若干意見》的出臺釋放了積極信號。但文件出臺只是第一步，更關鍵的是執法機關在基層執行中能否真正落實、形成震懾。后續政策效果如何，WBO也將持續關注。

*部分受訪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