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一女理發工帶兒子來到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我的丈夫叫張云逸

1940年，一位與丈夫分別近兩年的理發工接到上級指派，前往江北指揮部與丈夫團聚。

3月份，理發工帶著長子張遠之和新四軍干部以及護送的戰士總共25人，火速向江北根據地進發。

開始還算順利，雖然遭遇了國民黨軍的盤查，但是好在有驚無險。

可是，隊伍行進到安徽無為縣劉家渡時，當地的國民黨軍迅速包圍了他們，盡管理發工拼命解釋，但還是遭到了保安團的無理扣押。

當地的保安團在得知理發工的身份后，大喜過望， “撈到了一條大魚”，迅速向重慶蔣介石發去電報，妄圖邀功，蔣介石當即回電：“秘密扣押，留作人質。”

理發工和不到十歲的兒子被關進了監獄，國民政府裝傻充愣，面對我方的譴責不予理會，后來，還是周恩來親自出面，對蔣介石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七個月后，理發工和兒子張遠之才得見天日。

1940年底，經過重重阻隔后，理發工終于來到新四軍江北指揮部，駐地守衛見二人衣衫襤褸、面容憔悴，便耐心詢問她是誰、來找何人，理發工淚眼婆娑，慢慢張開干癟的嘴，喃喃道：“我來找我的丈夫，他叫張云逸……”

一、從北伐戰爭走出來的“老革命”

農民出身，當過勤雜工，上過黃埔陸軍小學，參加了中國同盟會，在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下，參加了辛亥革命、廣州起義、黃花崗起義，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帶領部隊參加南昌起義、百色起義，參加長征，建國后被授予大將軍銜……

他叫張云逸，他的人生可謂是一段傳奇！

1892年，張云逸出生于廣東文昌，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島。

張云逸家里總共有六個孩子，他是家中老大，張家家庭條件十分困難，兩個弟弟先后因饑餓死去。

盡管條件艱苦，可是張云逸的父母卻十分開明，他們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沒有讓長子張云逸早早下學工作，而是繼續培養他，把他送進了私塾讀書。

為了幫助家庭減輕負擔，張云逸在小學畢業后，便沒有繼續升學，而是跟隨同鄉的軍官來到廣州，勤工儉學，當了一名勤雜工。

做工的同時，張云逸也沒有放棄學業，1908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廣東黃埔陸軍小學第二期，開始接觸軍事知識。

也是在這里，張云逸開始接觸到革命思想，經教官鄧中元介紹，1909年，張云逸加入了中國同盟會。

革命的火種迅速在張云逸的心中蔓延，在孫中山的領導下，張云逸身先士卒，先后參加了辛亥革命、廣州起義、黃花崗起義和進攻兩廣總督府的戰斗，他經受住了戰斗的考驗，也在戰斗中迅速成長。

在廣東陸軍速成學校畢業后，張云逸來到南海楊錦龍部，在這期間，他利用職務之便，不斷結識有志之士，發展反袁“三合會”，同時還與討袁軍總司令陳俠農秘密聯系，促成了反袁“三合會”和討袁軍的結盟。

1926年7月，張云逸參加了北伐戰爭，在這期間許多著名的戰斗像汀泗橋戰役、賀勝橋戰役中都有他的身影，張云逸立下了赫赫戰功，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12師參謀處處長，后來又擔任了第25師參謀長。

高官厚祿他視之如浮云，張云逸并不放在心上。

可是，盡管革命形勢一片大好，他卻隱約看到國民黨內部政權分立、暗流涌動，蔣介石上臺后，其野心昭然若揭，張云逸一次次對國民黨政府失望，于是，在這年10月，張云逸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果不其然，在第二年，蔣介石和汪精衛就先后發動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肆搜捕、屠殺共產黨人，國共合作破裂，中國革命前功盡棄。

為挽救共產黨，挽救中國革命，張云逸不顧個人安危，勇闖龍潭虎穴，繼續留在國民黨張發奎部從事黨的秘密工作。

南昌起義前，張云逸秘密聯系各部，制定了周密的計劃，保證了二十五師七十三團、七十五團的三個營、七十四團重機槍連全部順利參加了南昌起義。

盡管南昌起義失敗了，但是張云逸并沒有暴露身份，仍舊留在國民黨內部，不斷替我黨收集情報。

1927年12月，張發奎為了控制海南島，鞏固自己的勢力，派張云逸接任瓊崖駐軍司令，張云逸得知此消息后，馬上與黨中央秘密聯系，制定了配合瓊崖共產黨組織奪取瓊崖政權的計劃。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可是誰料到，天有不測風云，就在計劃緊鑼密鼓進行時，卻出了岔子——

張發奎下屬的三十三團副團長葉肇被軍閥收買，背叛了張發奎，張云逸的隊伍是分批進島，剛一登島，還未展開，就被團團圍住。

此時此刻，在海上還未登陸的張云逸卻并不知情。

這時，只見茫茫海面上突然出現了一艘小船，慢慢向張云逸駛來。

等近了一看，來人原來是他的一位在海口經商的同鄉，張云逸連忙詢問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老鄉便把島上的情況一五一十向張云逸講了出來……

葉肇已經在海口市禁嚴，只要張云逸一靠岸，立刻實行抓捕，就地處決！

此時的海南島上，敵眾我寡，數百人一槍未開就被繳了械，在海面上的張云逸只能暫時偃旗息鼓，尋求時機逃脫。

多年后，張云逸再次回憶起這件事，依然十分慶幸。

死里逃生后，張云逸并沒有心生退意，而是又回到上海，找到了黨組織，接下來又馬上來到廣州，參加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州起義。

1929年，為了抓住蔣桂戰爭這個機會，瓦解各路軍閥的勢力，建設根據地，經中共中央決定，派出鄧小平、張云逸等共產黨員前往廣西開展革命斗爭。

從1929年12月11日到1930年2月1日，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張云逸便與鄧小平一起，領導農民武裝和軍隊相結合，發動了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在國民黨的眼皮子底下開辟了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同時還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和第八軍。

更難能可貴的是，張云逸還提出了對舊官兵進行新式的教育訓練，讓他們在思想上認同并擁護黨的主張，轉變為自由民主的人民軍隊。

毛主席曾經說過：“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我們都應當注意。”

對此，張云逸始終謹記在心，據廣西百色當地村民回憶，張云逸在找他們買米時，經常說道：“我們同你們買賣是公平公道的，我們把好銀給你們，不好的不給，不要貪污，要做老實人。”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張云逸的領導下，左右江革命根據地迅速擴張，當地群眾也極力擁戴，甚至在紅軍戰斗過后主動幫他們打掃戰場、抬擔架、搬運烈士遺體，左右江革命根據地上呈現出“軍民魚水一家親”的和諧景象。

二、渡烏江頻出良計，過草地化險為夷

1931年7月11日，紅七軍和紅一方面軍會師，從此之后，紅七軍就成為了紅一方面軍的一部分，編入了紅三軍團建制。

在這之后，張云逸也被調往了中央軍委工作，擔任了紅一方面軍副參謀長兼總司令部第一局局長，張云逸前前后后參與了四次反“圍剿”戰斗，都大獲全勝。

1934年10月，由于“左”傾錯誤思想影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踏上了戰略轉移的征程，開始了兩萬五千里長征。

大軍行至烏江岸邊，黨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毛主席在會上提出：“我軍應避免和敵方軍隊正面戰斗，穿插迂回到川黔地區，尋求機會粉碎敵人的圍追堵截，逃出敵人的包圍圈。”

此時，薛岳正帶領大軍追擊紅軍，不僅如此，當地國民黨武裝為了防止紅軍渡江，燒毀了沿岸所有的船只，還在渡口安插了明崗暗哨，沿江岸修筑防御工事。

前有天塹阻隔，后有追兵緊咬不放，紅軍危在旦夕，形勢不容樂觀。

軍情緊急，容不得片刻耽擱，張云逸冷靜分析了當前的局勢，他認為，烏江渡口易守難攻，敵軍早有防備，我軍若貿然出擊，必正中敵軍下懷。

經過走訪勘察后，張云逸發現烏江上游500米處水流較緩，很適合大軍渡河，張云逸當即決定：佯攻渡口，主攻烏江上游500米處，抓緊時間架起橋梁，大軍迅速通過！

薛岳縱隊已經快要趕了上來，紅軍若不能及時過江，背水一戰，必毫無勝算。

張云逸再次作出部署，要求渡口的紅軍繼續佯攻，上游紅軍制作六十多只竹筏進行強渡。

等到渡口的敵軍聽到上游的槍炮聲，反應過來時，紅軍已經從上游渡過烏江，來到了他們的眼皮底下，一番窮追猛打后，烏江渡口的國民黨軍全線崩潰，紅軍得以順利通過烏江。

等到薛岳縱隊趕來，紅軍早已不見了蹤影，行到百里之外，岸邊只留下了被燒毀的浮橋……

1935年6月，中央紅軍為了與紅四方面軍會師，需要從大渡河趕到懋功，雖然兩地之間距離不過200里，但是地形崎嶇復雜，而且中間還有雪山，這無疑又是對紅軍的一次巨大考驗。

面對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張云逸與紅軍戰士一邊與敵人斗智斗勇、激烈戰斗，一邊苦中作樂。

在路上，紅軍隊伍的影響也在不斷擴大，許多國民黨戰俘和當地老百姓都自愿加入紅軍，張云逸便詢問國民黨戰俘：“為什么你們作為俘虜，卻愿意跟著紅軍一起拋頭顱灑熱血？”

國民黨戰俘回道：“首長，在這幾天里，我們一邊走，您一邊給我們擺龍門陣，還親切地問我們的出身、給軍閥打仗的軍餉，我們都是窮人，誰又愿意給軍閥賣命呢？你說的這些話我們都明白，紅軍隊伍才是天底下窮苦人自己的隊伍！”

張云逸聽了他們的回答后非常欣慰，對干部團政治部主任莫文驊說：“這些國民黨俘虜沒有拿上路費回家，而是選擇了加入紅軍的隊伍。

這一路上他們發生了太大的變化，盡管有可能犧牲，有可能掉隊，但他們還是堅持跟著紅軍走，他們說的話都是掏心窩子的話啊！”

1935年8月初，紅一、紅四方面軍混編成左右兩路軍北上，張云逸便跟隨中央機關和前敵指揮部，在右路軍中行進，國民黨軍依舊緊追不放，紅軍戰士只能逢山開路，遇水搭橋，而他們要面對的下一個難關，便是一望無際、險象環生的松潘大草地。

草地雖然名字叫做“草地”，實際上卻是骯臟腥臭的沼澤地，上面是枯枝爛草，下面則都是泥潭，人或馬一旦不慎陷進去，便會被它吞沒。

草地的天氣也捉摸不定，時而晴空萬里，時而陰云密布，時而艷陽高照，時而寒風刺骨，張云逸本就體弱多病，在這種臟亂的環境下，他還染上了瘧疾，高燒不退。

紅軍缺少食物來源，每人每天只能得到很少一部分青稞面，張云逸疾病纏身，缺少營養補充身體，很快便倒了下去。

莫文驊看到戰友這般境地，便掏出了自己珍藏許久的四兩臘肉，用刀子把臘肉劈成兩半，一半分給了張云逸，正是這一半臘肉，讓張云逸度過了難關。

經過六天六夜的艱難跋涉，大軍終于走出草地，張云逸也化險為夷，撿了一條命回來。

新中國成立后，張云逸找到莫文驊，往事重提，連聲感謝，直言：“你的那二兩臘肉，比金子還珍貴，多虧了你，才能保住我的命啊！”

三、兒女情長，家國天下

西安事變后，國共開始第二次合作，因張云逸有在國民黨工作的經驗，黨組織便派他到香港開展華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期間，他不斷聯系國民黨重要官員，與李宗仁、白崇禧等軍閥首領談判，讓他們接受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1939年5月，張云逸來到了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擔任了指揮員兼前敵委員會書記。

就在張云逸在新四軍軍部任職期間，一個理發工經過萬水千山的阻隔，終于來到新四軍軍部，守衛問她來干什么，她卻說要見丈夫——張云逸。

理發工名叫韓碧，正是張云逸的第二任妻子。

1914年，張云逸與王氏結了婚，不久后便趕赴戰場，王氏也為他誕下了一個女兒。

可是王氏從小生活在傳統的封建家庭中，飽受封建糟粕荼毒，“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她認為，作為一個女人，不能為男人延續香火便是最大的罪過，經過了一番斗爭后，她決定，為張云逸“納妾”。

就在王氏帶著女兒去一家理發店理發時，巧遇了理發店的學徒韓碧，韓碧出生在一個沒落的地主家庭，出生不久后便漂泊無依，她也想找一個家，找一份依靠。

王氏見她可憐，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一番游說后，韓碧終于答應了下來，王氏便選了一個良辰吉日，用一只大公雞代替張云逸，和韓碧拜堂成親。

這些事情，張云逸毫不知情。

等到張云逸回到老家，才發現了妻子為自己安排的這門親事，可是生米已經煮成熟飯，韓碧已經嫁進了自己家門，張云逸也不好再推辭，只能答應了下來。

1928年韓碧誕下一子，取名張遠之，同年，張云逸接到了前往廣西組織百色起義的戰斗任務，他辭別了二位妻子，踏上了新的征程，可是他不會料到，與王氏的這一別，便是永別，而與韓碧的下次相見，卻是在遙遠的8年后。

張云逸離開后不久，日軍就組織了大規模的飛機轟炸，王氏不幸被炸死，韓碧只能重操舊業，繼續靠理發艱難維持生計。

1937年年底，張云逸和韓碧分別8年多后再次相見，不久后，張云逸就接到了返回延安的命令，韓碧本想跟著同去，可是張云逸不忍心讓韓碧冒這么大的險，就對韓碧說：“我們一起走的話，目標太大，你繼續留在這，等我一切安排妥當后再接你過去，這樣更加安全一些。”

就這樣，兩人再次分別了兩年，1940年，韓碧再次接到上級命令，要他們前往江北指揮部和張云逸團聚，然而中途又節外生枝，韓碧一行人不慎被國民黨保安團抓獲，他們知道了韓碧和張云逸的關系后，便悄悄把其他新四軍戰士處死，把韓碧和兒子張遠之軟禁起來，想要日后要挾張云逸。

盡管后來由周恩來出面，韓碧和張遠之被國民黨釋放，韓碧還是在監獄中吃盡了苦頭，她的精神也一度失常。

張云逸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整日為妻子提心吊膽。

為了幫助韓碧治療精神疾病，張云逸的警衛員專門跑到軍部門診所，要醫生親自前去給韓碧看病，盡管出于好心，但是這件事被張云逸知道后，他還是痛斥了警衛員。

他說道：“門診所的工作非常忙，病人非常多，如果都像我這個樣子，都把醫生叫到家里去親自看病，那他們怎么能忙得過來？以后凡是我的家屬得病，只要能走得動，都要親自去門診所，不要麻煩別人！”

兒女情長和家國天下，張云逸選擇了后者。

1944年4月，日軍發動了豫湘桂戰役，張云逸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示，再一次辭別妻兒，率部渡江南下，粉碎了日偽軍多次進攻，取得了天目山戰役的勝利，開辟了蘇豫皖浙邊敵后邊區，與蘇南根據地連接起來，解放區的面積達到了十多萬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三百七十多萬，新四軍在江南地區牢牢扎下根來。

張云逸始終覺得對不起韓碧，建國后，韓碧的精神狀況時好時壞，經常無端打砸家具，還跳海自殺，秘書便建議張云逸把韓碧送到精神病院隔離治療，一方面能緩解病癥，另一方面又能讓張云逸輕松一些。

張云逸深情地凝望著妻子，往事涌上心頭，他對秘書說：“我從軍多年，與韓碧聚少離多，這些年我不在身邊，她受委屈了。”

“她沒多少文化，可是這么多年家里里里外外都是她操持，我欠她、欠這個家太多了，如今好不容易能夠聚在一起，如果再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我張云逸對得起她嗎？”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說到這，張云逸流下了眼淚，俠骨柔情，這個從北伐戰爭走過來的老革命家、這個在兩萬五千里長征中命懸一線卻一聲不吭的鐵骨錚錚的漢子，也表現出了他溫柔的一面。

戎馬一生，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人民，對得起信仰，可唯獨對不起家人。

兒女情長為輕，家國天下為重，有國才有家！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

戰爭年代，多少像張云逸一樣的戰士拋家舍業，投身行伍，又有多少像韓碧一樣的軍人家屬，用單薄的身體苦苦撐起一個家，他們放棄了家庭，放棄了愛情，把最寶貴的青春奉獻給了人民，把每一滴熾熱的血液都融入了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