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評 | 從雁行到共飛：全球南方的發展新邏輯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彰顯了中國治理體系的成熟度和戰略穩定性。中國在推動高質量發展、培育新質生產力、倡導開放共贏、促進南南合作方面展現出強大的治理能力與政策定力。中國式現代化為全球南方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了重要借鑒。“全球南方”一般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太平洋島嶼以及亞洲的發展中國家，覆蓋面積很廣，盡管其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卻是全球經濟發展中舉足輕重的一部分。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真正實現經濟富強的國家只是少數，而全球南方國家是經濟發展的最新前沿。全球南方國家長期面臨的挑戰，也是當前最大的挑戰。

原文 ：《匯聚“全球南方”共同發展合力》

作者 |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 黃益平

圖片 |網絡

人工智能為世界帶來新機遇，也帶來新挑戰。目前尚不能確定，新的技術革命將會擴大還是縮小全球南北國家之間的差距。以國際貿易為例，傳統上，各國在國際勞動分工中依據比較優勢總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比如，勞動成本的提高使得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不斷遷移，從日本轉移到中國，再到東南亞和南亞一些國家，未來還可能繼續轉移到其他國家，使其獲得發展機會。這就形成了所謂“雁型發展模式”，隨著先進國家成本水平的提高、產業更替與轉移，不同國家之間形成梯度發展狀態。然而，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勞動成本上升的壓力可能被技術化解，勞動成本也許將不再是驅動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全球遷移的力量，這一由技術帶來的變化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意味著什么，目前尚不完全清楚。學者在研究人工智能全球發展狀況的過程中發現，不平等的問題非常突出。

一方面，低收入經濟體由于數字技術基礎設施條件差，人工智能創新與應用的能力比較弱，這些國家可能會在新的技術革命中進一步被發達國家拋在后面；另一方面，畢馬威的調查發現，發展中國家人工智能技術的平均采用率（80%）遠高于發達國家（53%），這也許是發展中國家彎道超車的機會。未來人工智能會使全球南方和北方國家之間的差異縮小還是放大，這一問題值得密切關注和深入研究探討。

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攜手應對國際經濟秩序新挑戰。二戰后，在建立國際經濟秩序的過程中，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并沒有發揮非常積極的作用，很多是跟著往前走。現在國際事務面臨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的風險，擺脫這個風險的一條途徑是全球南方國家發揮更大作用。全球南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條件各不相同，利益訴求也比較多樣化，即便在“金磚國家”等組織中，各國的考慮與追求也不盡相同。所以，經濟合作也應該盡量尋找“公約數”，同時更多地推動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合作。

中國支持全球南方合作與發展的新思路。在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合作中，中國可以做一些新思考，定位也可以做一些調整。傳統上，“一帶一路”倡議被理解為提供融資和基礎設施支持等，這些舉措確實為推動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中國在綠色能源領域取得了顯著成就，但也面臨產能過剩問題，特別是在面對歐美市場的關稅和市場壁壘時，這一挑戰會變得更艱巨。與此同時，全球南方國家需要進行綠色能源轉型，但在資金、技術和產品方面存在短板。中國可以考慮自主或與有共同興趣且有能力的國家合作，幫助全球南方國家推進綠色能源轉型。

在對外貿易存在重大壓力的情況下，政府應該考慮采取一些宏觀經濟措施。傳統的宏觀經濟政策是通過調整貨幣與財政政策擴大或者限制國內總需求，但如果短期內擴張政策無法有效提升國內消費需求，最終可能會惡化國內“產能過剩”的矛盾。“全球南方綠色發展計劃”提供了一個宏觀調控的新思路，通過提供政策性和商業化的融資，支持全球南方國家實現綠色能源轉型，這也會直接增加對中國新能源產品的需求，可以被看成“逆周期調節”的一種手段，甚至達成“一石多鳥”的功效。

中國可以考慮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商業化投資、政策性融資和政府性援助，支持其綠色能源轉型，同時也為中國綠色能源產業開拓市場空間，實現多方共贏。“全球南方綠色發展計劃”是一個例子，旨在提醒大家除了基礎設施建設，在支持全球南方發展方面還有許多事情可做。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基礎設施建設并非唯一條件，我們還需探索開展其他方面工作的可能性。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78期第1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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