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第一個被判處死刑的小偷，被稱賊王的他，到底有多囂張？

如果你在八十年代末到哈爾濱火車站走一圈，十有八九會聽人提到一個響亮的外號：黃瘸子。

沒人喊他原名黃庭利。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這個斷了腿的男人，不是普通小賊。

他是新中國建國后，第一個因盜竊罪被判死刑的人。

從地攤小偷一路干到全國賊王，他的人生軌跡，跟你我理解的“走偏了路”根本不是一個量級。

可誰又能想到，這一切的起點，不過是一次“回家過年”。

一次意外，讓他成了賊王

說起來，黃庭利的前半生，平凡得不能再平凡。

黑龍江的土地遼闊而寒冷，千千萬萬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黃庭利也是眾多普通人中的一個。沒有背景，沒有技術，沒有人脈。

他靠雙手干活，靠汗水換飯，靠著一年的辛苦攢幾百塊錢，年底再坐一趟火車，回山東老家看望父母。

可誰也沒料到，一趟回家的火車，會改寫他的一生。

1976年，臘月將至。

黃庭利像往年一樣，把干了一年農活掙來的錢，裝進貼身口袋。

又去鎮上買了點年貨。糖、掛歷、餅干罐頭，還有幾樣山東老家父母愛吃的小菜。他擠上了那趟從黑龍江出發、一路向南的慢車。

那時候的列車，條件說不上差，只能說落后得驚人。洗手間漏水，窗戶不關，車廂里混著煙味、油味和腳臭味。更麻煩的是——小偷特別多。

剛上車沒多久，黃庭利摸了摸口袋，發現錢沒了。

那是他一年的血汗錢，也是他回家要孝敬父母的全部希望。他懵了，然后瘋了一樣地在車廂間來回找人，想把賊揪出來。

列車里人山人海。他一路擠、一路問，擠不過去就爬窗翻過去。就在一次翻窗時，他腳下一滑，從車廂掉了下去。

幾秒鐘之后，火車轟鳴著碾了過去。

他的右腿，當場被軋斷。

搶救，輸血，截肢。等他醒來時，腿沒了，年也回不去了。

火車站承擔了醫療費，也為他裝了假肢。照理說，事情到這里可以告一段落。

但黃庭利的生活，已徹底變了模樣。

他不能下地干活了，走路一瘸一拐。別人請工人干活，不會選他。

他試著找過零工，也試著回農村繼續種地，但很快發現：這個社會對殘疾人，并不友好。

他開始頻繁去哈爾濱火車站鬧事。拄著拐杖、扯著嗓子，圍著售票廳罵街。有時躺地不起，有時哭天搶地。

車站為了息事寧人，也因為確實有過失，每次都會塞點錢給他打發走。

這種“出場費”不高，但穩定。有時候一鬧就有幾十塊，鬧得多了，還能混個“熟臉”。

慢慢地，他嘗到了不勞而獲的甜頭。

在車站混久了，他認識了一些人——真正意義上的“人群邊緣”。

扒手、流氓、拎包客、倒票販子……也正是這些人，組成了當年車站地下秩序的另一面。

他一開始厭惡這些人。他覺得，是這些人當年偷了他的錢，害他掉下車、變成殘疾。可后來他發現一個問題：這些人雖然“沒臉沒皮”，但每天都有錢花。

他自己呢？靠吵架討補償，沒未來，也沒尊嚴。

他想明白了。他恨他們，不如變成他們。

他開始學著下手。火車站人多，機會也多。他拐著腿、穿著舊棉襖在人群中晃，沒人對他提防。

有時是手伸進人家口袋里，有時是順手拿走旅客放在座位上的錢包。

失主回頭，看到他一瘸一拐的樣子，連想都不敢想會是他干的。

一來二去，他在扒手圈里混出了名。大家給他起了個外號：黃瘸子。

但有名也有禍。同行開始眼紅。他“搶活兒”太狠，影響了別人吃飯。有個“賊頭子”甚至放話：要是黃瘸子再敢下手，就打斷他另一條腿。

黃庭利不是傻子。他知道，該離開了。

他南下，四處流竄，打算邊走邊練手。

一次在某地市場，他正盯著一個目標準備下手。剛伸出手，一個瘦老頭已經利落地把錢包偷走，干凈利索，連個影都沒留下。

他愣住了。

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這世上還有比他更厲害的小偷。

他當場就追上去跪了，非要拜老頭為師。老頭起初不理。但黃庭利死纏爛打，每天送水送飯，最后老頭松口了。

兩年時間，老頭把自己的手法、經驗、規矩一股腦傳給他。

老頭去世時，黃庭利已經練成了扒竊高手。

他回到了哈爾濱，開始組團，帶人，培訓新人，定點作案。

一路偷成全國總瓢把子

回到哈爾濱之后，黃庭利開始在道上嶄露頭角。靠著扎實的偷技和異于常人的觀察力，他連連得手，幾個月內幾乎沒失過手。

周圍人對他的防備心不強，他的“行動成本”極低。更重要的是，他能帶人。很快，一批扒手主動投奔，他有了自己的“隊伍”。

從一個單打獨斗的小賊，到火車站小團伙的“頭目”，他只用了不到半年。

人多了，地盤就擠了。同行的壓力也來了。

沒多久，哈爾濱最大的賊頭子直接找上門，說要“比一把”，輸的人滾出哈爾濱。

兩人約定，在一趟哈爾濱開往北京的列車上分個勝負。規則明確：到山海關之前，誰偷得多，誰贏。

這場“比拼”，據說后來成了馮小剛電影《天下無賊》的靈感來源。

上車之后，兩人各顯其能。但一整天過去，車上警惕性很高，戰果稀少。

眼看時間所剩不多，黃庭利開始急了。這場對決，他賭上了全部。輸了，他不僅得走，還可能挨打。

就在列車過沈陽站時，一個穿西裝、帶大皮包的旅客引起了兩人的注意。對方神情警惕，行動謹慎，先出手的賊頭子幾次都空手而歸。

輪到黃庭利了。他披了件破雨衣，像乞丐一樣躺在那人腳邊“睡覺”。五分鐘后，他慢慢起身，皮包已經換了主人。

打開一看，7500元現金。在80年代，這是一筆驚人的巨款。

這一手技驚四座，賭局定勝負。

回到哈爾濱，賊頭子認輸，準備離開。黃庭利卻沒有趕盡殺絕。他反而主動邀請對方留下，還順勢將其手下二十多號人收為己用。

從此，黃瘸子的名聲，不僅在哈爾濱站穩了腳跟，更傳遍了整個東三省。

此后一年，黃庭利持續擴展勢力。他偷得狠、管得住人、分錢也公道，一時間收攏了大量“能人”。

就在這時，另一個重量級人物出現了。

在東三省的扒手圈，“七爺”是個老字號人物。他手法老辣、戰績輝煌，被道上尊為“東北總瓢把子”。

黃瘸子的崛起，對七爺的地位構成了直接威脅。

七爺決定親自下場。兩人照舊選了一趟列車，互不干擾，各自出手，分出高下。

第一輪，黃庭利先動。他拄著拐杖，在車廂來回走了一遍。不到半小時，27個鼓囊囊的錢包進了口袋。

圍觀者無不瞠目。這一戰，毫無懸念。

從這一戰開始，黃瘸子真正邁入“全國級別”。

原七爺的手下不少轉投黃庭利門下。整個東北扒手界，無人不服。

很快，他將原本松散的團伙系統化、組織化。

他吸納了大量骨干，將一百五十多名扒手按地域分成幾個“支隊”：北上隊、南下隊、西進隊，分別由得力弟子管理。每支隊按月計劃目標，定點作案、集中下手。

他們在沈陽、長春、齊齊哈爾、西安、鄭州、廣州等地設點，形成流動作案鏈。

除了組織結構，黃庭利在“安全機制”上也很講究。

為了防止落網者供出他人，他給每個核心成員都取了綽號，嚴禁互報真名。內部只認外號，互不知底細，斷絕追查路徑。

這種“化名制度”讓公安追查時頻頻遇阻，也一度成為他團伙最難破解的防護網。

黃瘸子不是一個滿足于地盤的賊。他想要名。他要當全國“賊王”。

于是他做了一件全國盜竊史上前所未有的事：在上海，組織一場“小偷大會”。

他的想法很簡單——全國有技術、有背景、有“江湖地位”的扒手都來，現場比手速、拼膽量、論“活兒”，最后誰贏，誰就是全國“總瓢把子”。

來自廣東、陜西、河南、廣西的數十支扒竊團伙代表前往參會，在上海某火車站展開多輪競技。

結果不出意料：黃瘸子再次拔得頭籌，“技壓群賊”。

從那之后，他的團伙不再是東北地方性組織，而成了名副其實的“全國扒手聯盟”。

據公安系統后期統計，他的手下先后在全國17個省市落點，36條主要鐵路線上頻繁作案。

從廣州站到北京西，從鄭州東到成都北，他們的足跡遍布南北，戰果觸目驚心。

盜賊帝國的全線潰敗

黃瘸子風頭最勁的時候，全國各地扒手都對他言聽計從。

然而，正是這種張揚、毫無收斂的行事風格，引來了真正的麻煩。

1984年春天，事情徹底鬧大了。

當時，全國正在“嚴打”期間，公安系統已經將嚴厲打擊“兩搶一盜”列為重點。黃瘸子沒收手，反而越干越狠。

3月初，一列從北京發往蘭州的列車剛過河南新鄉，兩起重案幾乎同時發生。

一名技校副校長隨身攜帶用于采購教學設備的公款，被人劃開了提包，丟失6000元人民幣、500美元及一張外匯存折。

緊接著，鄰車廂一位面粉廠老板也中招，公款2900元不翼而飛。

金額巨大，時間相近，手法雷同，目標集中。消息傳出后，鐵路系統內部震動。社會輿論更是嘩然。

這是建國以來，少見的在列車上一次性連續發生的重大扒竊案。公安部迅速介入，指令河南、黑龍江兩地警方聯合偵辦。

很快，哈爾濱警方通過一次火車站專項整治行動，在一名扒手身上查獲了一本“人員登記本”。

這正是黃瘸子團伙的“綽號名冊”。

上面列有74個外號：三毛、狼狗、浪八、白耗子、八戒……結構清晰，編號整齊，顯然是內部核心成員。

雖然外號不能直接指認，但經過對部分嫌疑人的審訊，終于有人松口。

這名落網的中層扒手供出一條關鍵線索：黃瘸子行蹤隱秘，但他知道“二當家”李玉方的藏身處。

警方順藤摸瓜，不到一周，就在哈爾濱城郊將李玉方擒獲。

隨后的幾天內，全國多地公安迅速出擊，相繼抓獲團伙骨干12人。

此時，黃瘸子苦心經營多年的“盜賊帝國”開始出現裂縫。失去了支柱人物與核心骨干，原本運轉有序的組織，轉瞬潰散。

但最關鍵的人，還在逃。

與大多數賊不同，黃瘸子沒有明顯的生活規律，也從不長期在一個地方停留。團伙成員對他知之甚少，有些人甚至從沒見過他的真容。

這給警方的追捕制造了巨大障礙。

有些落網成員甚至在審訊中放狠話：“想抓他？比登天還難。”

案件一度陷入停滯，直到一名小角色開口。他是曾經的“跑腿”，平時給黃瘸子傳信、送物。

據他回憶，黃瘸子曾在山東流竄期間與一名叫“小玲”的旅社女工走得很近。那女人當時懷了孕。

這條線索成為轉機。

警方立刻啟動地毯式調查，沿著鐵路干線，對山東各大站點周邊旅社展開排查。

結果一直不理想。直到濟南，一名叫沙元章的民警聽旅社一位老員工無意提起，才找到突破口。

那名員工回憶，大約一年前，有個腿瘸的中年人，經常在旅社住上一整晚，有時還幫忙修燈泡。后來他和一位叫“小玲”的服務員好上了，小玲不久便辭職了。

警方立刻核查登記信息，發現那人登記的名字叫“黃庭利”。再一查底檔，真相呼之欲出——這就是“黃瘸子”。

順著這條線索，警方找到了小玲。

她剛生完孩子，正在黃庭利三姨家“坐月子”。

起初，小玲堅稱不知道丈夫的真實身份。直到警方亮出資料，告訴她眼前這個男人很可能是全國通緝的扒竊大案主犯時，小玲嚇得當場發抖。

出于憤怒與恐懼，她表示愿意全力配合。

1984年4月，黃庭利按捺不住，打電話聯系了小玲，說想看看孩子。他約定9號在濰坊見面。

警方隨即在濰坊火車站布下伏兵。

那天早晨，黃庭利剛走出車站，還沒走出十米，就被幾名便衣民警迅速控制。

他先是掙扎，后又大喊冤枉，說警方搞錯人了。但當民警當面列出他的團伙作案記錄、出具火車站的登記信息以及小玲的指認，他沉默了。

審訊中，他前期強硬抵抗，拒不認罪。但隨著大量證據堆上桌面，黃庭利最終低頭。

同年，哈爾濱中級人民法院對該案作出判決。

黃庭利因組織盜竊團伙、反復作案、數額巨大、社會影響極其惡劣，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這是建國以來，首個因盜竊罪被判死刑的案件。

黃庭利出身貧寒，本想靠勤勞換口飯吃。

卻因一次意外改變人生，一念之差徹底走向深淵。

回頭看，這段軌跡令人唏噓。

最終，他成了自己曾經最痛恨的那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