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50年代，到底殺了多少地主惡霸？

文章來源為文史道，作者為冰伊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后，看似老百姓迎來了好日子，但還有很多陰暗處。

其中盤踞在偏遠山溝里的地主惡霸，國軍殘兵，還是老百姓頭上的一大頑疾。

他們的存在，不僅制約和壓制著老百姓的生活，而且還占據著廣大的土地，使得解放后的民眾并不能實現“耕者有其田”。

公開資料顯示，新中國成立時，全國尚有三分之二的解放區還保留著完整的封建土地制度。

那樣的話，當時占農村不到10%的地主階層，和富農階層占有著全國70%以上的土地，而占人口60％以上的貧雇農只占不到15％的土地。

為了打破那一“死局”，就必須實施土地改革。

為此，我國于1950年6月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以法律形式宣告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

然而，法律雖然有了，但是執行起來并不容易，尤其是盤踞在鄉村的地主惡霸，早已橫行霸道慣了，且手中還持有武裝。

01 地主惡霸是封建統治的“最后一公里”

在舊社會，宗族、保甲與地主武裝三位一體，地主的權利很大，就像“土皇帝”一般。

他們私設刑堂、豢養家丁，甚至擁有武器，對農民有著極強的控制力。

他們霸占著大量土地，或養著長工給他們干活，或將土地分包出去賺取著高昂的地租。

以湖南湘潭為例，土改前每畝水稻產量僅150公斤，地租就占去了90公斤，農民連最基礎的生活都難以為繼。

北方城市也好不了多少，地主的高額地租，幾乎要收取50-70%的租金，農民辛苦忙了一年，到頭來還是連溫飽都解決不了。

另外，如果遇上災年，地主還會推出“賣青苗”的手法，給農民放高利貸，利滾利使農戶“寅吃卯糧”，世代淪為佃戶。

其中著名話劇里，楊白勞的故事就是最真實的寫照。

更危險的是，除了地主惡霸，還有一些此前曾在日偽、國軍政權里擔任保長、鄉長的人，一直以來都在欺壓著百姓。

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壞事干盡為非作歹，且他們與各方勢力勾結，是很難消滅的一個現象。

為此，看似1950年6月，我國推出了土地改革政策，可實際落實過程中卻困難重重，幾乎根本無法推行下去。

尤其在東南地區，一方面地處偏遠，另一方面多山，信息封閉，更加難以推行。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我國顧全大局決定抗美援朝，10月19日，第一批部隊奔赴朝鮮戰場。

當時我國剛準備大面積實施土地改革，卻因朝鮮事宜耽擱了，而此前的一些地主惡霸和國軍舊部開始趁機作亂。

公開資料顯示，當時全國約出現了40萬邪惡勢力人員，其中相當一部分接受地主惡霸資助。

一時間，地主大院成了“小司令部”，惡霸本人成為“情報站”。

為此高層不得不祭出大旗，并明確指出：土地改革不僅是經濟斗爭，更是“推翻整個地主階級政權的斗爭”。

高層清楚的明白，只有把惡霸型地主從組織、武裝、宗法、經濟上同時摧毀，才能切斷其與外部敵特的聯絡，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

02 打擊地主惡霸

定調之后，任務很明確，第一步就是“清匪反霸”。

各地組織工作隊開始深入鄉村，發動農民成立農會，召開控訴大會，揭露地主惡霸的罪行。

當時在全國各地進行的轟轟烈烈。

在陜西洛南縣，僅1950年便斗爭惡霸百余人，其中80名罪大惡極者被公審處決，千年積怨一朝得雪。

湖北、四川等地同樣聲勢浩大。

鳳縣斗爭惡霸29人，廢除債務折合銀元萬余塊；樂山專區通過四期土改，將“劃分階級、沒收財產、分配果實”步步推進。

昔日騎在農民頭上的“趙老爺”們被徹底拉下馬。

不過，面對洶涌的群眾怒火，高層也怕鬧的太過激，明確提出“區別對待”政策。

即對一般地主僅沒收土地財產，給予生活出路；對“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及堅決反抗土改的犯罪分子”，則經法庭審判后公開打壓。

那樣既震懾了敵人，也避免了亂打亂殺。

當時毛主席的態度很鮮明，“任務是消滅封建制度，而不是消滅地主個人。”

在此原則下，許多中小地主被允許回鄉參加勞動，社會秩序迅速穩定。

到1952年底，除少數民族地區外，全國大陸基本完成土地改革。

3億多無地少地農民獲得7億畝土地和大量農具、房屋，每年免除地租折合糧食3000萬噸以上。

更重要的是，昔日作威作福的地主惡霸階層被連根拔起，農村基層政權牢牢掌握在貧雇農手中。

直到那時，農民們才有資格喊出“天下終于是我們的了”的口號。

那么，當時土改運動到底處決了多少地主惡霸呢？

這個數據估計很多人都要大吃一驚。據1954年公安部給高層的一份內部報告顯示，全國“鎮反”與“土改”中的打壓規模：

全國共逮捕262萬余人，其中71.2萬人被處決，130萬人被關押。

那是官方最早給出的數字。

到了1996年，又有新數據浮出水面：全國“惡霸分子”中被處決人數為87.3萬。這兩個數字，成為目前官方渠道最接近“答案”的統計。

后來還有資料披露，周公曾估算過，土改中被處決的惡霸地主約為83萬人；而毛主席則認為，實際數字可能在200萬到300萬之間。

數據之間之所有有這么大的差距，有兩方面原因：

其一，有的地區把“地主”與“惡霸分子”分開統計。

其二，有的地方，群眾運動失控，私刑、批斗致死未被納入正式統計。

今天，我們追問“上世紀50年代到底殺了多少地主惡霸”，或許，真正的答案早已淹沒在歷史的風暴中。

但那些倒在批斗會上、公審臺下的人，無論是罪有應得，還是含冤而死，都已成為那個時代無法回避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