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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她》
今天,當你遇到煩惱,你會找 ChatGPT、DeepSeek、豆包聊天嗎?你是否覺得,TA 們有時比朋友更擅長回應,更耐心,甚至更值得信任?
看上去,AI 正在不同層面上模擬甚至“替代”人類的功能——真的是這樣嗎?不久前,單讀與瑞士文化基金會邀請瑞士作家Jonas Lüscher和Martina Clavadetscher來到位于北京的書店單向空間·郎園 station 店,與作家陳思安、《單讀》主編吳琦展開一場名為“與技術爭奪愛與記憶”的對談。這次跨越亞歐大陸的、“肉身”在場的相聚,也是我們對 AI 時代的一種回應。
我們也重新思考:人類究竟在與技術爭奪什么?如果像 Martina 所說,AI 也是人類創造的產物,本質上這是一場“人類與人類自身的爭奪”。
以下收錄對談精華,邀你一同思考:“文本末世”真的會到來嗎?在這個劇烈變動的時代,我們如何繼續創作,繼續去愛,繼續與真實的人建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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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技術爭奪愛與記憶”公眾講座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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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
我現在最好的朋友
是 ChatGPT”
吳琦在你們目前的工作場景中,有沒有任務已經能被 AI 完成?如果我們不得不接受 AI 是今天這個時代的風口,那么在未來的五年、十年里,你們認為自己身上的哪些功能可能會被 AI 奪走?
陳思安目前,我在寫作上還沒有使用AI,但是我感覺到我在和 AI 競爭。舉個例子,之前我和合作很久的一位導演討論劇本時,TA 會給我一些模糊的想法,覺得有問題也說不清楚。但是自從 TA 開始用 AI 之后,就能非常有邏輯地把所有 TA 認為有問題的地方列出來。
所以在和那位導演討論時,我突然發現,TA 怎么突然間這么有邏輯了?而我不得不用加倍的努力解釋我自己:為什么我要這樣設計,為什么從人類對世界的理解、對微妙的情感的感受上,需要這樣設計。
我自己在文學尤其是劇本的創作上,有一個核心的想法是:我們會用“潛臺詞”說很多事情。一個人不會說一句話,就只說這句話表面的含義,而是寄予了很多人物在特定的心理情境下,想要繞一個彎或是十個彎對對方說的話。這一點暫時是沒有辦法通過純粹的邏輯推導出來的,需要你在特定的情境與情緒下,在兩個人特定的背景的交纏中,去進入到這個語境當中。
另一方面,我還因為 AI 感受到了一些情感沖擊。我最好的朋友有一天和我說,“你知道嗎?我現在最好的朋友是 ChatGPT。”因為 GPT 可以 24 小時回應 TA 的情感需求,永遠耐心,而我作為一個白羊座,在交流中經常缺乏耐心;朋友凌晨三點失眠也可以找 GPT 聊天,而我十一點就要睡覺。
朋友在表達這些的時候非常認真,這讓我思考:我們到底如何從人的行為和語言中感受“愛”?這對我來說現在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如果我們通常通過對方的語言、行為,付出的時間和精力來判斷愛,那 AI 在某種程度上似乎都做到了。當然你可以說它沒有身體,不能擁抱你或陪你上街,但每天和你聊好幾個小時,確實也是實實在在的陪伴。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經常看到有情侶坐在一起吃飯的時候,各自在看手機不說話,他們的肉體是在一起的,但其實沒有真正的陪伴。所以這成了一個新時代的課題:我們如何判斷愛?如何判斷一種有效、有價值、有情感濃度的陪伴,而不只是肉體的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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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戲劇編劇、導演陳思安
Martina我覺得思安剛才提到一點非常重要,線下的、真實的生活場景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語境”。
在我的寫作里,我不會讓 ChatGPT 幫我去做調研,即使我會用谷歌這些搜索引擎查資料,但我依然會去線下的圖書館。因為很多寫作中的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在和別人的交談中獲得的,別人會給你很多新的點子。
所以我認為,我們必須去談論“他者”,“他者”不是你自己,而是你必須走出去、去意識到的那個對象。無論是人與人的關系,還是人與工作的關系,你都必須隨時準備迎接意料之外的東西,這正是創作的重要部分。
如果你把自己困在一間只能看見自己的倒影的“鏡子屋”里,你就永遠不會遇到任何意外的事。這種狀態就像你只是去搜索你已經知道的東西,結果也只會得到你預期中會找到的內容。
比如我去到圖書館,即使是去某個固定的書架,也會路過一些關于螞蟻、蜜蜂之類的書。有一天,也許正是這些我曾經路過數次的東西,會忽然給我一個關于“蜜蜂”的新想法——語境就這樣改變了。我想,藝術就是在不斷尋找新的語境,把看似不相關的事物連接起來。這些也正是 AI 所無法替代的。
在整個關于 AI 與人類、以及“是什么讓我們成為人”的討論中,我反而看到一個機會:重新發現人的價值,人的獨特性在哪里,重新看見人與人之間那些獨一無二、帶有意外性的瞬間。在劇場里,這種獨特性就很明顯:每一場演出都是現場發生的,僅此一次,不可重復的。這些獨特的生命瞬間,值得被放到更高的位置。
機器可以在場,但人永遠是獨特的;而人始終會對人感興趣——事情本該如此。
Jonas 你們說到“人類始終對人類感興趣”,我覺得在文學上尤其如此。讀者之所以閱讀文學作品,是因為他們想從中讀到某個人的經歷,某個人的思考。比如,在我最新的小說里,有一部分寫了我在疫情早期感染了很嚴重的新冠病毒,昏迷了好幾周,依靠機器維持生命。我把這段經歷寫進書里,讀者會認真讀,是因為他們知道:這是一個真實的人、一個具體的作家親身經歷過的事情。如果這些內容是機器寫出來的,大家就不會覺得這么有意思。
當然我認為有一些文化產品,挺容易由 AI 完成的,比如一部已經拍到第十七季、每一集套路都差不多的注水電視劇,用 AI 去寫劇本,大概也能寫得不錯,至少再過幾年一定可以做到。
但我最大的擔憂是,這會讓社會出現巨大的斷層。在未來,可能大多數人只能消費由人工智能生產的音樂、書籍、電影、理論等等,因為他們能支付的只有這些由 AI 大規模制造的文化產品。
與此同時,有一小部分有錢的精英能購買“真正(人類創作)的東西”。他們會讀作家寫的書,穿由設計師設計的衣服,聽老舊唱片,享受過去時代的文化產品。也就是說,參與那些由“人類親手創作”的事物,可能會變成只有有錢人才能享受的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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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作家、散文家 Jonas Lüs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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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之所以重要,
正是因為我們是有限的
吳琦 在今天,技術、金錢似乎都能給予我們很多承諾,代替我們做很多事情,當 AI 已經開始“代替”我們寫文章、交朋友的時候,你們正在做什么、寫什么?你們期待自己的創作能為讀者與觀眾提供哪些獨特的東西——不僅是 AI 不能提供的,也是你看到其他人類還沒有提供的?
陳思安 我最近馬上在單讀出版的小說《穿行》,寫到了關于性別表演的問題,以及城市變遷中一部分人的生活變化。這是我很想和大家交流的話題,也伴隨著我自己的很多生活經驗。在我的小說寫作中,我非常渴望做一件事:把那些真正困擾我、讓我在意的,并且我認為有價值、能帶來情感或思考上的沖擊的話題,拿出來與大家交流。
這也是疫情之后我的情感模式的巨大改變。我渴望那些更濃烈的情感分享,我想把自己那些潛藏的、不愿說出口的事情,藏在我虛構出來的人物與事件背后去講。因為我總覺得好像隨時隨地都可能“嗝屁”了,那么,這些寶貴的,你渴望與人交流的東西,還要藏到什么時候呢?
隨著年齡增長,我非常渴望更真實地,勇敢地面對自己,也更勇敢地面對讀者。這曾經是我畏懼的事情:因為當你講一些太深入、太切身的事情,就相當于把脆弱的一面暴露給讀者。對讀者來說,那可能只是一篇小說;但對我來說,是把解讀我、傷害我的武器和權力讓渡給了對方,所以我會有點逃避這種暴露。但是疫情之后,我在這方面很大程度地放開了。
說回 AI,我們真的是在和它們“爭奪”嗎?爭奪記憶嗎?爭奪愛嗎?對我來說,問題在于我們是不是有足夠的勇氣,在這個技術成為主流的時代,依然袒露自己的真誠,拿這部分去與其他人類交流?這必然意味著你的一部分脆弱,甚至是短處被人拿捏了,要承受一種“我沒有被保護得很好”的感覺。但這個東西我覺得永遠不可能被機器感受到,而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部分。
Martina 在我的作品中,無論是戲劇《埃達思考著不可思議之事》(
Frau Ada denkt Unerh?rtes) , 還是 2021 年出版的小說《不服從的發明》 (
The Invention of Disobedience) ,我都嘗試把三個元素放在一起研究:人工智能、女性身體,以及 19 世紀初的數學家 埃達·洛夫萊斯 (Ada Lovelace) 。 她是歷史上第一位程序員,在 1841 年寫出了歷史上第一段供機器運行的程序,后來的所有技術,都建立在這套邏輯之上。我寫這些故事,是因為我對“女性身體如何被程序化”很感興趣。
我的那部小說開篇設定在深圳的一家性玩偶工廠,有一位名叫林的女性角色,負責檢查這些性玩偶的“女性身體”的生產缺陷。在工廠里,有許多女性工人每天都在流水線上制造“理論上的女性身體”。還有一位住在紐約的女性角色,無法確定她到底是人還是機器,小說的恐怖感也部分來自于這種模糊性。
所以在故事的最后,你面對的是那些根本無法判斷她是否是被“程序化”過的女性身體。你會發現,某個角色究竟是不是“真正的人類”,其實并不重要。因為我們所有人都在被編程——基因的編程、社會的編程、行為的編程——我坐成現在這樣,是因為社會告訴女性應該這樣坐。我們體內有無數無意間被寫入的“程序”,那么女性可以做什么,才能從這些程序中逃脫?
我覺得把“真實的女性”與“并不真實的(甚至可能是機器的)女性”放在一起,將她們之間的界線拉近到幾乎消失,是一種有意思的方式。它讓那個問題重新浮現——究竟是什么讓我們成為“人”?人與機器之間的差別在哪里?
我當然沒有答案。但小說試圖表現:也許能夠講述自己的故事、能夠擁有歷史與經驗,就是人與人工產物之間仍然存在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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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作家、劇作家 Martina Clavadetscher
Joans我覺得如果想真正了解人工智能的意義,無論在當下,還是不久的將來,我都必須重新理解人和機器的關系的根源,要從歷史的角度重新回看這一切,所以我做了大量關于歷史研究,了解這一切最初是在工業革命中如何發生的。
之后我寫了新的小說《被施了魔法的決定論》(
E
nchanted Dete
rminism),這個題目來自于批判性 AI 理論中的一個概念。這部小說跨越兩個半世紀的時間,我在不同的世紀之間穿梭,描寫 250 年來技術與人的關系。第一章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壕中,那是“工業化戰爭”真正開始的時刻;還有一章發生在 19 世紀早期的歐洲紡織業工廠 ,那是 工業革命、早期工人抗爭的時代。
小說中也有一部分設定在當代埃及,以及近未來的埃及,當地政府正在沙漠中建造一座全新的未來主義首都,科技感十足,但它在這個過程中已經開始崩塌、荒廢。在這個篇章中,有一段兩位女性之間的愛情故事,其中一位女性與某種“總連接”(general spirit)相連,實時接入互聯網,是一種與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存在。而她愛上了一位人類女性喜劇演員。
我之所以這樣設定,是因為我在思考一個問題:究竟是什么將我們與機器區分開來?在我看來,有三個最明顯、最根本的答案。
第一,關于愛,關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剛才思安提到朋友說“ 現在 ChatGPT 是我最好的朋友,因為它永遠在那兒”,但那并不是友誼。真正的朋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對 TA 很重要,TA 對我也很重要”。而 ChatGPT 這樣的大模型不會在乎我們——它不會因為你是你,而在乎你。
第二,是幽默。笑聲是一種群體行為,幽默是一種深深植根于人類共同體的能力。
第三,是對死亡的意識。人類知道自己終將死亡,這是非常獨特的意識。即使未來某一天真的出現有意識、有自我覺知的類人機器人,它們仍然不必死亡,因為數字存在可以無數次復制。而“不必死”會徹底改變關系本身。如果你是永生的,那么愛與關系的意義會完全不同;對我們來說,愛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我們是有限的、會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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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與技術
爭奪什么?
吳琦今天的主題是“與技術爭奪愛與記憶”,我們是否真的需要與技術爭奪?對于寫作者而言,在所謂的“文本末世”年代,我們與技術之間爭奪的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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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讀》主編、播客《螺絲在擰緊》主播吳琦
陳思安 我還是從我的那位朋友說起。當 TA 作為人類說出“ChatGPT 是我最好的朋友”這句話的時候,其實是有潛臺詞的——“Pay attention to me!”(多關注我吧!)“快多愛我,不然 GPT 都要比你強了,你快失去我了。”那種濃烈的情感,或是朋友之間打趣式的威脅,以及 TA 對于技術的理解,都蘊藏在這句潛臺詞之下。這也是我會一直會對人更感興趣的原因。
那些直白的邏輯說不通的東西,在我看來才是屬于人類的、很難被復刻的部分。就像此刻我可以重述這個場景,但是你們看不到 TA 的表情、聲音、說出這句話的姿態,這也是剛才我們討論到的劇場的力量。在技術越來越強大,對人的生活有主導性的推動作用的時候,這種肉身的、具體的在場體驗——看到一個故事發生在你的眼前,看到演員的情緒與能量在你面前爆發,是其他東西無法代替的。
對我來說,我非常渴望了解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的一切,并且不斷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思考接下來還能做什么、想做什么,也許不是為了全世界,只是為了我的某個朋友。到了這個年紀,我不再渴望被所有人理解,可能只是為了少數人寫作,而他們回饋給你的情感就足以支撐你繼續前行。這是我的感受。
至于“我們在爭奪什么”,可能是爭奪對自我的定義權:我是誰?我能做什么?我想做什么?
Martina我認為首先要看到一點:這不是“人類和人工智能之間的戰斗”,這是“人類與人類自身之間的爭奪”。因為 AI 不是外星來的產物,它是我們人類創造的。所以問題的核心,其實是我們如何使用AI,我們如何做出選擇。
我們必須主動走出去,去遇見另一個活生生的人,我們要通過行動來證明:人類的工作、人類的關系、人類之間的接觸與交流,都是有意義的。
我想所謂的“談判”或“平衡”就是:我們需要意識到,我們本身是有價值的,我們不需要把一切都交給我們親手創造的 AI。如果我們愿意退后三步,重新看待整件事,就非常簡單。
Joans我擔心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我理解你的意思,也認同它“應該”這么簡單。但問題是,這些工具本身非常強大,而且它們的設計方式就是為了讓人上癮。社交媒體、手機都是這樣——我明明知道過度使用手機對我不健康,但我仍然會依賴它,停不下來。
還有另一個趨勢:許多事情已經無法像以前那樣“走出去就能完成”,你必須通過各種線上支付、線上流程,現金正在消失,整個世界都在變成這樣,而這可能正是我們面臨的真正挑戰。而且,我覺得這個挑戰在中國和西方可能會很不一樣。
此外,在全球范圍內,現在大概只有五六家公司在開發主要的 AI 模型,而真正生產所需硬件的公司,例如英偉達,幾乎處于壟斷地位。我們正在把巨大的技術能力、基礎設施和資源交到極少數公司的手中。而這些公司背后掌控決策的人大多只是商人,他們關心的是利潤和增長,而不是自由、民主,或者我們今天談論的這些與人類自身相關的價值。
所以,也許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避免把如此巨大的權力交給少數人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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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技術爭奪愛與記憶”公眾講座現場
吳琦 我想起最初與瑞士文化基金會策劃這個活動的初衷,就是讓不同國家、不同語言的人們在一起交流,這種具身性的相聚本身也是我們的一種回應。
同時,我們也看到,所有 AI 技術背后都是具體的人——是誰在制定政策?是誰在上傳他人的原創作品?在技術背后的這個人是誰,是更為值得去追問的。
今天我們在書店里的討論,或許影響不了遠方的政策制定者,但也許可以影響每個人在自己的具體生活當中的的人,以及,我們想過什么樣的生活。
編輯:王泓鑫、菜市場
攝影:Yaping
設計:李政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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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瞬間:
“相聚在人類寫作的小島上”
工作坊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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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與 Jonas 的工作坊;下:與 Martina 的工作坊
主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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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技術與人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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