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最新深度演講：人工智能投資如何對標高質量發(fā)展目標（全文）

11月13日，“太湖世界文化論壇·錢塘對話”在杭州舉辦，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原副院長蔡昉作題為《人工智能投資如何對標高質量發(fā)展目標？》的主旨演講。本文來源：財經雜志、財經智庫、澎湃新聞、新浪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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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人工智能將推動贍養(yǎng)生產率提升，跑贏老年人口撫養(yǎng)比增速

“很多人說老齡化社會的撫養(yǎng)比會越來越高，社會養(yǎng)不起這些老年人，我認為這是錯誤的。在制度合理建設下，人工智能會推動贍養(yǎng)生產率大大提升，遠遠跑贏老年人口撫養(yǎng)比增長速度的。”11月1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原副院長蔡昉在太湖世界文化論壇·錢塘對話上分享了他關于人工智能投資如何對標高質量發(fā)展目標的思考。

蔡昉認為，當前，全球掀起人工智能投資熱潮，人工智能是典型的“雙刃劍”。歷史研究表明，所有顛覆性技術的發(fā)展周期都伴隨著投資泡沫，科技革命與泡沫幾乎如影隨形。亞馬遜創(chuàng)始人貝佐斯曾對泡沫做出區(qū)分：一種是“產業(yè)泡沫”，即便過程中有波動，最終會留下成熟技術、提升生產率、增加社會財富，這是“好泡沫”；另一種是“金融泡沫”，其破裂必然引發(fā)災難，但二者相輔相成、難以分割。從經濟學視角看，人工智能的“創(chuàng)造性破壞”本質上是創(chuàng)新的必然，它既創(chuàng)造新價值，也會帶來破壞性影響。

對中國而言，人工智能發(fā)展的最大優(yōu)勢在于龐大的應用市場和豐富的應用場景，但應用過程中“雙刃劍”效應也會充分顯現。要實現“智能向善”，就必須讓人工智能在全流程、各環(huán)節(jié)都精準對標高質量發(fā)展目標，具體可從供給側、需求側兩大維度發(fā)力。

在供給側，發(fā)展人工智能技術的目的是通過提高生產率，打破增長制約。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2035年建成中等發(fā)達國家的愿景，這需要特定增長速度支撐，而老齡化加劇背景下，經濟增長動能必須從要素投入型轉向生產率驅動型。但現實中，“索洛悖論”依然存在——我們隨處可見新技術應用，卻在統(tǒng)計數據中難以看到生產率的同步提升。這背后的關鍵是技術應用不平衡：率先使用新技術的企業(yè)、部門生產率大幅提升，卻排斥了部分勞動力，而這些勞動力往往流入生產率較低、未跟上技術浪潮的領域，最終導致整體生產率提升不及預期。

同樣在供給側，我國目前還面臨“內卷式競爭”的問題。全要素生產率趨于下降，資本回報率逐步回落；而要實現同等產出，需要投入更多貨幣和物質資本。這一循環(huán)導致部分企業(yè)陷入“內卷式競爭”，只能通過降價搶占市場。破解這一困局，必須依靠人工智能推動創(chuàng)新，讓技術進步真正轉化為整體生產率的提升，而非加劇發(fā)展失衡。

在需求側，人工智能需破解消費制約。隨著人口負增長、老齡化加深，消費需求已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瓶頸。從人口與消費分布來看，中年和老年人口占比不低，但消費占比卻明顯偏低——老齡化本身就有降低消費率的內在趨勢。更值得關注的是，勞動年齡人口作為消費主力軍，面臨著三重負擔：一是養(yǎng)老保險制度的唯一繳費者，繳費壓力削弱消費能力；二是需贍養(yǎng)家庭老年人，補充其養(yǎng)老金不足；三是出于對未來養(yǎng)老的擔憂，需進行預防性儲蓄，這就是“現收現付悖論”，直接抑制了消費意愿。而老年人自身因社會保障水平、就業(yè)率、收入水平有限，消費能力和意愿也相對較弱。

那么，人工智能的未來發(fā)展，如何對標供給側、需求側的改革？蔡昉列舉了三個改革方向。

第一，通過制度建設平衡人工智能的創(chuàng)造性與破壞性，讓創(chuàng)造性大于破壞性。2012年以來，我國新增就業(yè)1.7億，但有五千多萬崗位被替代，凈增就業(yè)超1億，這是在人工智能尚未充分發(fā)力的情況下取得的成就。未來，人工智能可能加劇就業(yè)崗位的替代效應，對此我們需秉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思路，用人工智能的賦能優(yōu)勢應對其破壞性挑戰(zhàn)，通過完善就業(yè)保障、技能培訓等制度，最大化其積極影響。

第二，用制度建設實現“老有所為、老有所養(yǎng)”。有人擔憂老齡化加劇會導致“養(yǎng)不起”，但數據顯示，2035年前我國贍養(yǎng)生產率年均增長5.6%，高于老年人口撫養(yǎng)比4.6%的年均增速；若人工智能能像國際智庫預測的那樣，使我國GDP提升20%，贍養(yǎng)生產率年均增速將超7%，完全能跑贏老齡化進程。關鍵在于通過制度設計，讓人工智能賦能基本養(yǎng)老保險制度和銀發(fā)經濟，既可提高贍養(yǎng)生產率，擴大養(yǎng)老資源，又可提高分享水平，讓生產率增長的成果被全體居民包括老年人共享。

第三，深化戶籍制度改革，釋放需求側紅利。我國戶籍人口城鎮(zhèn)化率與常住人口的城鎮(zhèn)化率存在18個百分點的差距，每1個百分點的差距就對應800多萬勞動力。通過戶籍制度改革打破人口流動壁壘，既能增加勞動力供給、提升生產率，又能擴大消費市場，同時滿足供給側和需求側的發(fā)展需求，而這一過程也需要人工智能的賦能支撐。人工智能不僅幫助擴大生產率基礎，創(chuàng)造“卡爾多改進”條件，也為分享收益和分擔成本創(chuàng)造模型，實現各級政府間的激勵相容。（澎湃新聞趙利新）

蔡昉最新深度演講全文：人工智能投資如何對標高質量發(fā)展目標？

大家上午好，我知道今天我們的主題是財富金融文化，其實這三個領域都不是我的專業(yè)，但是我們現實就有一個這樣的話題，所以我也一直在關心，今天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起來思考。人工智能的投資如何對標我們的高質量發(fā)展目標？

人工智能帶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機遇，也帶來前所未有的風險挑戰(zhàn)。我想這兩個前所未有充分刻畫了人工智能對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重要意義。也就是說機遇是前所未有的，取決于你能不能抓住，風險挑戰(zhàn)也是前所未有的，要求你去積極地應對。剛剛閉幕的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部署了發(fā)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同時強調了堅持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今年國務院也頒布實施了人工智能+行動意見，特別強調了促進人工智能與諸多重點領域的廣泛深度融合。剛才鄭主席在致辭的時候特別講到了人工智能的發(fā)展，特別是智能向善，我今天講的這個話題與此有關。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人工智能的投資如何對標。因為能不能良好地對標，也就是對標中國的高質量發(fā)展目標，是人工智能發(fā)展的健康性和可持續(xù)性的重要保障。我們知道全世界都形成了一股人工智能的投資熱，美國的經濟學家預測美國今年經濟增長的90%多的GDP全部來自人工智能的投資，這是一個巨大的投資現象，但是這個現象很自然就引起人們要問一個重要的問題，我看我們后邊也有一節(jié)專門討論這個問題，就是人工智能的這一輪發(fā)展究竟是一場革命還是一場泡沫？我也聽到過很多學者和業(yè)界人士在討論，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大家都說兩者都是，那我們就很難說到底應該遏制這場革命還是鼓勵這個泡沫。

這三個國家也有一些共同性，第一都是東亞國家，更重要的特殊性就是都是生育率極低，勞動力開始短缺，老齡化程度非常高。這張圖顯示最核心年齡段的勞動力，三個國家這些年都是迅速下降的，而人工智能提高勞動生產率、減少各種要素投入的這種功能是我們急需的。有一個傾向，大家認為世界上所有解決不了的重大挑戰(zhàn)，氣候變化、老齡化、極端氣候等等，歸根結底都可能要靠人工智能，這是第一條。

第二，在地緣政治形勢激化的情況下，也是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時候關鍵性科技也就是人工智能的實力決定了一個國家處在什么樣的制高點上，所以每個國家都會不遺余力地推動這場革命，這也是沒法遏制的。

第三，處在投資熱中心的這些世界上最大的最重要的科技企業(yè)，美國、中國都有很多這樣的處在漩渦中央的企業(yè)，他們都把人工智能的技術地位當作自己的技術領先和市場份額的一個象征，這也是競爭的壓力所在，同時作為人工智能的用戶，任何企業(yè)甚至機構都會認為如果我不積極地擁抱人工智能，那么我就會落后，落后就在競爭市場上挨打、被淘汰，因此我承受不起。所有這些都決定了這一輪人工智能投資熱是澆不冷的，不管是革命還是泡沫，你都澆不滅它。

任何技術都有雙刃劍的性質，人工智能也有一個雙刃劍的性質，也有二分法的分析范式。我隨便列了歷史上具有顛覆性的技術，有人專門做了這樣的研究，歷史上所有的顛覆性技術的周期上都伴隨著巨大的投資泡沫，幾乎全部是和泡沫相伴的，只要有科技革命就有泡沫存在，而這個泡沫就難以避免。大家都可以看到一個視頻，貝佐斯講他也承認這輪的投資熱潮是有意的，同時也存在著泡沫。他做了一個有意思的區(qū)分，有兩種泡沫，一種是人工智能本身，它是一種產業(yè)泡沫，不管別的，最后這個技術留下來了，生產率得到了提高，社會財富得到了增加，所以他說這是好的泡沫。另一方面伴隨著科技泡沫是金融泡沫，金融泡沫從來是要破裂的，破裂以后都伴隨著災難。但是兩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系，你不可能想要這個而不要那個。我覺得他這種分類也有他的意義，真正意義上人工智能是一個創(chuàng)造性的破壞，是創(chuàng)新就有創(chuàng)造性的破壞，既有創(chuàng)造性也必然有破壞性。

在我們的領域，我研究勞動經濟學，我們這個行當去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西莫格魯也做了一個區(qū)分，他說人工智能有正確的有錯誤的，正確的人工智能是增加人的能力，使一些過去不能做的工作，這些勞動者做這項工作也能稱職，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創(chuàng)造了更多的就業(yè)機會。他說也有一種錯誤的人工智能，這個人工智能唯一的目的就是替代人的工作，很自然它是破壞就業(yè)崗位的，兩種到底哪個占上風，取決于我們的選擇。

我們怎么選擇好和壞、正確和錯誤呢，就是我今天想談的對標的含義。研究人工智能，技術界的人士知道在人工智能的發(fā)展中有一個對齊問題，對齊問題最早由維納提出來，他說人工智能是為人服務的，但是它一旦獨立行動，你沒法控制它，如果你知道沒法控制它，你應該在最初在它的基因中就寫上它什么事不能做，要讓它跟人類的道德觀對齊，所以他們叫對齊問題。這些就涉及倫理、向善、隱私的保護、安全問題等等，也就意味著人工智能再次具有了雙刃劍性質，其中一條是說它有外部性，巨大的外部性，它對人類的影響已經外溢到技術之外了，到了經濟領域，到了社會領域。所以如何讓人工智能看齊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甚至生死攸關的問題，因為很多設想它可能會駕馭人類、控制人類甚至傷害人類。

剛才我講的看齊問題，他們叫作Alignment problem，我想最好的翻譯，既是翻譯又是意譯又增加它的社會含義，就把它叫作對標，這是中國人善于說的東西。不管你是處在第一梯隊還是在第一梯隊什么樣的位置，我們必須公認，我們最大的優(yōu)勢是人工智能的應用，我們有龐大的應用市場，有龐大的應用場景，這是優(yōu)勢。應用中人工智能的雙刃劍性質就會充分顯示，我們?yōu)榱艘謵簱P善就必然在整個過程中，而不僅是說在技術環(huán)節(jié)、開發(fā)環(huán)節(jié)去對齊看齊，而是在全過程中涉及所有的當事人來進行對標，對標就是我們所說的智能向善，這個可能決定了人工智能的發(fā)展方向。

因此我下邊列幾條我們應該對標什么東西。

第一是人工智能的目的針對中國來說是用生產率的提高打破我們供給側的增長制約，因為這次四中全會再次確認了2035年我們成為中等發(fā)達國家是個什么樣的愿景，解讀材料在數量上也給了新的定義。要求我們以特定的增長速度實現GDP的增長，這個增長速度伴隨著老齡化的來臨是有所減慢的，因此我們就必須轉變經濟增長動能，從要素投入型轉向生產率提高型。人們說人工智能的目的就是提高生產率，就是減少投入，這不是天然的，沒有必要再額外講對標。

其實不然，在經濟學理論上和現實的經濟史上，我們都看到了索洛悖論，索洛1987年得了諾貝爾學獎，同一年他有一篇小小的豆腐塊文章發(fā)表，其中講到如今我們到處都看到了計算機，但是我們在統(tǒng)計里看不到計算機帶來的生產率的提高，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后人把它概括為索洛悖論。我們的目的是用新技術提高生產率，但是現實中生產率又沒有多大提高，我想解釋它最好的辦法就是在應用技術上，每個企業(yè)之間、部門之間、地區(qū)之間、國家之間是不平衡的，那些使用了新技術提高了生產率，這是必然的，但是它就把勞動力排斥出去了，而勞動力的去處只有進入到生產率不高而且沒有趕上新技術浪潮的企業(yè)、部門和地區(qū)，這樣就等于說生產率高的有，生產率低的就更低了，馬太效應就顯現出來了，總體勞動生產率就沒有像預期提高那么快。因此對標是必須讓人工智能服務于提高生產率，使勞動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成為經濟增長的新的驅動力的一個重要的保障。從這個圖也可以看到過去這些年我們二產的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明顯快于三產，但是勞動力的增長卻是三產增長最快，證明了生產率不是自然而然的，必須要對標，必須科技向善。

這些年中央大力致力于（整治）所謂的內卷式競爭，有一些政策也都陸陸續(xù)續(xù)出臺，我想這些政策有一些是治本的，也有很多是治標的，標也必須得治，但是治本中我們更應該關注它歸根結底導致內卷競爭的根源，我叫做兩降兩升。

兩降就是隨著我們進入到了新的發(fā)展階段，在更高的發(fā)展階段上我們勞動生產率攀升就更加難了，高處不勝寒，因此全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都趨于下降，這是第一降。同時勞動力短缺、資本回報率下降，你的投資，不管你的投資環(huán)境多好，你多么寬松的政策，但是投資的回報率是趨于下降的，這也是趨勢，因為改革開放大部分時機中國的投資回報率都高于全世界，現在也算回歸到均值。相應的就有兩升，取得同樣的GDP增長，取得同樣的產出，你必須發(fā)放更多的貨幣，你必須投入更多的物質資本，就是這樣的結果，這種結果是你更多的投入，但是你的回報率下降、生產率下降，企業(yè)如果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它就只好去內卷式的競爭了，就降價，競爭到底線。我們必須打破競次的惡性循環(huán)，提倡創(chuàng)新。

前面是供給側。

需求側越來越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制約，特別是伴隨著人口的負增長、老齡化程度提高，消費需求成為越來越大的制約因素。在我們年齡的人口分布和消費分布上面存在著明顯的不對稱現象，占人口比重更多的中年和老年人的消費占比卻是非常低的，老齡化的情況具有降低消費率的內在趨勢。正在工作的勞動年齡人口就業(yè)人口是掙錢的時期，因此應該是消費最旺盛的年齡組，但現實中這部分人面臨著三重負擔，第一，我是所有的養(yǎng)老保險制度的唯一繳費者，我繳了多少費，費率是多少，多大程度上減少了我的消費能力。第二，我家庭的老年人，在他們領取養(yǎng)老金之后其實還不足以跟我有同樣的生活水平，因此我還要贍養(yǎng)我家里的老年人，這是第二重負擔。第三重負擔是現收現付制的養(yǎng)老制度，未來人口撫養(yǎng)比會變化，等我退休的時候沒有那么多人繳費了，因此我今天就要未雨綢繆就要預防性的儲蓄，因此這三重負擔，我把它叫作現收現付悖論，導致人們的消費意愿是不強的，消費能力也受到了影響，更不要談老年人的社會保障不高、就業(yè)率不高、收入不高，因此他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都偏低。這些都應該通過人工智能來解決他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問題。

現實目標，2035年成為中等發(fā)達國家，要成為中等發(fā)達國家就要保持特定的增長速度，比如4.8%，這個速度從我們潛在增長率供給側來看是做得到的，我們具有這個能力，但是如果需求側條件得不到滿足，它就會讓你達不到這種能力，因此我們需要打破的制約就是需求側特別是居民消費方面。因此在這個時候我們顯著提高消費率，居民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成為關鍵的關鍵，我非常高興看到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的文件把消費專門列了一個部分，幾乎提出了提高居民消費率的目標。具體把它量化一下，未來我們要成為中等發(fā)達國家，我的算法是我們要趕超20個國家，直到達到葡萄牙的水平，這20個國家GDP要趕超，我們知道，更重要的是這20個國家的居民消費力的算術平均值是61%，而我們的水平目前是39%，也就是說有20個百分點要趕超，這就是我們面臨的任務。在常態(tài)的發(fā)展軌跡上我們達不到這個目標，唯有利用人工智能才可能。

最后，人工智能的對標，對標供給側，對標需求側，都不是自然而然的，都需要制度環(huán)境，而這個制度環(huán)境需要我們通過改革，我只舉三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第一，我們應該用制度建設平衡新技術的創(chuàng)造性和破壞性之間的關系，要讓創(chuàng)造性大于破壞性。這張圖顯示的是這些年我們的就業(yè)在不斷提高，凈增長也不斷在增長的情況下，同時已經出現了一些流失的現象，我新創(chuàng)的就業(yè)不可能百分之百全部轉化成凈增就業(yè)，這兩者之間的差就是被破壞掉的工作崗位，向下走的是增量和存量的就業(yè)破壞量。我們創(chuàng)造的毛就業(yè)增量是1.7億，在2012年之后，其中有5000多萬被損失掉了，凈剩了超過1億，這也是了不起的成就，但這是沒有人工智能充分發(fā)揮的條件下，未來的人工智能可能會加大破壞性，因此你必須應對，這里就要應用一個詞，中國的傳統(tǒng)智慧叫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人工智能有強大的賦能，我們必須用這個東西來應對它的巨大的破壞性，用前所未有的機遇去應對前所未有的風險挑戰(zhàn)，這要通過改革來達到。

第二，制度建設要實現老有所為老有所養(yǎng)。最近我算了個數，大家都說老齡化，未來撫養(yǎng)比會越來越高，我們養(yǎng)不起這些老年人，更不能做到最好狀態(tài)的老有所養(yǎng)，但是我認為這是錯誤的，我算了一個數，我們用合理的勞動力勞動年齡人口去看他能夠創(chuàng)造多少GDP，因為我們對GDP的潛在增長率測算到2035年，因此得到的這個數就叫作贍養(yǎng)生產率，這個數到2035年之前每年以5.6%的速度增長，與此同時我們的老年撫養(yǎng)比每年只以4.6%的速度提高，也就是說生產率跑贏了老齡化程度。同時我們根據國際上的一些智庫對美國的估算，他最好的情況下到2035年可以提高GDP20%，我們中國是龐大的應用人工智能，我們假如也能夠提高20%，把它折算到每年的增長率中，我們的贍養(yǎng)生產率就可以提高7%以上，那就更快于老齡化的程度。因此這些都要求我們創(chuàng)造條件，第一保持生產率增長，第二能夠讓生產率增長通過制度在全體居民中包括老年人得到充分的均等地分享。

都說我們缺勞動力，資源重新配置的空間縮小了，但是我們的戶籍制度改革有巨大的潛力，我們在城鎮(zhèn)戶籍人口和城鎮(zhèn)常住人口的兩個城市化率之間有著18個百分點的差距我們14億人，勞動力有8億多，1個百分點的勞動力就是800多萬，10個百分點是多少，18個百分點又是多少，因此通過改革實現重新配置可以帶來巨大的勞動力供給、巨大的資源重新配置空間，也就是生產率的提高以及巨大的消費者市場，供給側和需求側都同時能夠得到滿足，這個同樣依靠人工智能的賦能。

謝謝大家！■

王一鳴：鼓勵設立市場化并購基金，解決創(chuàng)投基金退出問題

11月13日，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在太湖世界文化論壇·錢塘對話上談了金融如何助力新質生產力發(fā)展的路徑。

首先，要拓展商業(yè)銀行支持科創(chuàng)的空間。鼓勵商業(yè)銀行針對高新技術企業(yè)、“專精特新” 中小企業(yè)設立專門服務部門，開展信用貸款、知識產權質押、股權質押等業(yè)務，并放寬考核周期、提高風險容忍度；推動商業(yè)銀行與風投機構合作，對投資機構意向投資的科創(chuàng)企業(yè)提供配套貸款。

另外，鼓勵銀行業(yè)金融機構在風險可控前提下，與外部投資機構深化合作，探索“貸款+外部直投”的業(yè)務模式，通過風險共擔掌握企業(yè)內在經營情況，實現風險與收益的跨期平衡。此外，還要推進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發(fā)展。借助人工智能與數字銀行技術，破解知識產權估值難題，精準評估其市場價值，為知識產權質押貸款規(guī)模化推廣創(chuàng)造條件。

他還提到，現在國家層面正在推進設立國家創(chuàng)業(yè)投資引導基金，很多地方建設創(chuàng)投基金，解決“募投管退”問題，其中解決“募”的問題的解決，近些年有了很大的進展。但現在還有一個“退”的問題需要解決。很難完全靠IPO單一通道實現創(chuàng)投基金的退出，所以要大力發(fā)展并購市場，鼓勵設立市場化的并購基金，來解決創(chuàng)投基金的退出問題。

另外，要強化股權市場服務功能。進一步提升科創(chuàng)板、創(chuàng)業(yè)板對創(chuàng)新企業(yè)的服務水平，發(fā)揮地方產權交易中心的補充作用，為不同階段的科創(chuàng)企業(yè)提供股權融資支持。并以科技賦能金融服務升級。利用人工智能、機器學習構建智能風控模型，動態(tài)評估企業(yè)信用風險，降低金融機構決策成本與風險；通過智能投顧為企業(yè)提供定制化投融資方案，提升資金使用效率。

最后，還要健全風險分擔與補償機制。借助智能技術構建動態(tài)信用畫像，提升金融機構風險識別能力；通過保險、再保險為科技型企業(yè)融資分擔風險，探索地方政府主導的科創(chuàng)企業(yè)征信與風險補償機制，筑牢金融支持科創(chuàng)的風險防線。（澎湃新聞記者 趙利新）■

諾獎得主斯賓塞：目前數字領域投資熱潮催生股市狂熱仍屬“理性泡沫”

圍繞中美貿易、全球經濟體系等話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在11月13日舉辦的太湖世界文化論壇·錢塘上分享了他的觀點。

他先談了自己對美國經濟的看法。他認為，現在美國經濟增長率穩(wěn)定強勁，但存在“高增長與弱就業(yè)、硬通脹”的矛盾。另外，經濟總量若剔除人工智能、數據中心、量子計算等相關投資，實際經濟增長率僅約 0.1%。另外，美國股市目前已經陷入“瘋狂”。這主要是由數字領域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熱情和投資所驅動。標普500指數超過30%的市值都集中在前七大科技公司中。

但他認為，目前數字領域投資熱潮催生股市“狂熱”，仍屬于“理性泡沫”。因為現在人們都相信“投資不足所付出的代價遠高于投資過度所付出的成本”。另外，站在谷歌、微軟、Meta或亞馬遜的立場，相比過度投資或效率低下帶來的損失，在競爭中淪為第三名所付出的代價過于巨大，所以這些企業(yè)都在以極高的速度投資。于是就有了投資浪潮，金融市場也隨之跟進。但這不是不理性的投資，之所以認為這是理性的，是因為這些投資決策背后的邏輯是，一旦被淘汰出局，就會付出比現在更高得多的代價。

在中美經濟關系方面，中美在核心科技領域的差距持續(xù)縮小，尤其在人工智能領域已基本 “不相上下”；雙方在量子計算領域均取得重大突破（如中國研發(fā)的模擬芯片，雖距商用較遠，但屬關鍵進展），且中國在開源領域的發(fā)展速度顯著，進一步推動科技競爭力提升。盡管美國在半導體產品領域實施限制，但未完全阻斷中國科技創(chuàng)新路徑，兩國在科技投資上形成 “互不相讓” 的競爭態(tài)勢。決策者均不愿本國在關鍵技術領域落后，因此不會主動為過熱的科技投資“降溫”。

他認為，關稅對中美兩國經濟沖擊有限。中國雖為制造業(yè)大國，但因對美出口占比不高，且若其他國家不效仿美國關稅政策，關稅對中國經濟的沖擊也不會很大。

“真正的風險并非關稅本身，而是‘政策的不可預測性’。特朗普政府關稅稅率頻繁搖擺，導致企業(yè)難以制定長期投資與生產計劃。制造業(yè)需穩(wěn)定預期以規(guī)劃供應鏈，不確定性會直接抑制投資意愿。”他說。

但他同時認為，二戰(zhàn)后建立的國際體系（含 WTO、WHO、聯(lián)合國等多邊機構）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通過“去中心化資源配置”與“全球專業(yè)化分工”實現生產力套利，讓各國普遍受益。但當前該體系面臨“專業(yè)化逆轉” 趨勢。比如，私人部門為規(guī)避供應鏈“單點故障” 調整布局，一些國家的政策層面為保障“國家安全”推動關鍵產業(yè)本土化，這種逆轉早于特朗普政府，但特朗普政府加劇了體系動蕩。

關稅政策的更大隱患在于可能沖擊二戰(zhàn)后形成的國際貿易體系。目前的全球經濟體系依托多邊規(guī)則，實現了“專業(yè)化分工與資源高效配置”，讓中美、新興經濟體及發(fā)達國家均受益。若美國持續(xù)推行 “隨意加征、朝令夕改” 的關稅政策，或引發(fā)關稅戰(zhàn)蔓延（如美國對其他國家加征關稅），可能導致全球貿易體系碎片化，甚至重現 “斯穆特 - 霍利關稅法” 式的貿易崩潰。

但他對全球經濟貿易體系的維持仍保持積極態(tài)度。特朗普政府對多邊機構采取“退出或癱瘓” 策略，打破了美國此前與歐洲、中國等共同維護多邊體系的格局。這種行為導致全球治理出現動蕩，但并非意味著體系必然崩潰。中國、歐洲及多數新興經濟體仍希望延續(xù)現有體系，且全球75%的經濟活動仍可通過各國間的雙邊或者區(qū)域合作繼續(xù)維持。目前的全球經濟體系具備“部分延續(xù)”的基礎。也就是說，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可以在沒有美國領導的情況下，部分延續(xù)現有的體系。

歐洲雖有意愿參與維護全球體系，但因內部缺乏統(tǒng)一決策中心（類似 “聯(lián)邦制下的弱中央”），需先完成內部協(xié)調，導致在關鍵問題上難以快速果斷行動。和中、美兩個經濟體相比，歐洲在科技與創(chuàng)新領域存在明顯短板，存在數字領域落后、無全球級科技巨頭、對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研發(fā)投入不足的問題，另外歐洲關于人工智能的監(jiān)管偏向“風險防控”，忽視了對創(chuàng)新的支持，未能釋放人才潛力。這些因素都導致歐洲在參與全球經濟體系治理方面存在欠缺。（澎湃新聞記者 趙利新）■

倪鵬飛：建議將杭州打造成“金融平臺+金融人才”聚集區(qū)

11月12-13日，“太湖世界文化論壇·錢塘對話”在浙江杭州舉行，主題為“財富金融文化的互鑒與創(chuàng)新”。在“圓桌論壇一：金融港灣的發(fā)展與差異化”中，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提出，建議將杭州打造成“金融平臺+金融人才”的聚集區(qū)。

他進一步解釋到，因為在互聯(lián)網金融、區(qū)塊鏈金融的背景下，大部分的金融是在線進行的，在線進行的重點，一是要有平臺，“如果你掌握了平臺，可能你就是中心。”二是金融的從業(yè)者可能不是很大的公司，可能是很小的企業(yè)甚至個人，但是這些人可以分布在一個地方，也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地方，他們創(chuàng)造的財富就與當地有關。“如果把這些人聚集在你這個地方，既抓住了平臺，又抓住了金融人才，當然就成了一個很好的中心。”

要做到這一點，倪鵬飛指出，有四點建議：

第一，專注它的長處。強化金融平臺和金融人才的優(yōu)勢，利用數字支撐、平臺支撐、個體支撐打造，強化它，并且積極探索智能時代領先的金融工具和金融產品。

第二，對接合作實體交易場所。“實體交易場所，上海、深圳已經定了，不可能再給杭州了，但是距離比較近，要加強合作，包括與國外的合作。”

第三，爭先抓觀念。他表示，觀念就是金融科技的基礎設施，包括軟的，也包括硬的，所以要積極爭取金融科技重大資源向杭州布局。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金融之都創(chuàng)新的試點，比如多爭取一些人民幣國際化試點，以及金融科技的應用場景試點。

第四，攜手打基礎，塑造金融發(fā)展的環(huán)境。倪鵬飛強調，杭州在重商業(yè)、重科教、重生活方面有非常好的基礎，因此可以打造頂級的穩(wěn)定誠信的商業(yè)環(huán)境、寬容失敗的金融文化、品質優(yōu)越的生活環(huán)境，這點特別重要。

此外，針對“聚集金融人才”，他特別提到，金融人才是高端人才，對生活環(huán)境特別敏感，杭州有很好的優(yōu)勢，可以進一步提升這個優(yōu)勢。吸引和培育科技金融人才等要素，培育科技和金融創(chuàng)新的主體，能夠順勢而為，盡早實現“金融人才+金融平臺”聚集區(qū)的目標。（新浪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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