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各執一詞”到“一紙結論”：寧波“小洛熙”醫療事件責任應如何認定？

2025年的冬至（12月21日），上百萬網友等待著寧波“小洛熙”醫療糾紛的后續——兩天前的晚上，“小洛熙爸爸”在社交媒體上再度發文，質疑其5月齡女兒手術的合理性和規范性。

“小洛熙爸爸”發文截圖

20日，該博文被公眾人物轉發，在網絡上引發大量評論；同日下午5點許，寧波市衛健委工作人員回應媒體采訪，稱正在進行醫療事故鑒定后續程序，尸檢報告將予以考量，后續將依據醫療事故鑒定結果對涉事責任醫師作出處理；當晚9點后，多家媒體報道醫院就患兒部分尸檢報告發布情況說明，但一個小時后，許多人發現“寧波大學附屬婦女兒童醫院”微信公眾號的相關文章已不見蹤影。

12月21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撥打了寧波市衛健委的公開及24小時值班熱線，并聯系了寧波大學附屬婦女兒童醫院宣傳科，但上述電話均無人接聽。

這次醫療事件的真相是什么？責任如何厘定？又是誰說了算？12月21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了醫院管理人員、資深臨床醫生、醫療糾紛律師和社工服務機構，還原出一條醫療事故責任認定的規范路徑。

醫院管理人士：我“理解”醫院的沉默

2025年11月14日，寧波5月齡早產兒“小洛熙”在寧波大學附屬婦女兒童醫院接受心臟房間隔缺損手術后離世。

據媒體報道，“小洛熙”的母親鄧女士自述寶寶是早產兒，患有心臟房間隔缺損，經寧波大學附屬婦女兒童醫院檢查后決定手術。其上傳的病例顯示，11月14日患兒在全麻下進行手術，病情評估為病危，有合并癥。然而，在經歷長達7個多小時的“成功手術”后，“小洛熙”卻在重癥監護室搶救無效死亡。

據鄧女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講述，今年11月，“小洛熙”被查出房間隔缺損，有兩處繼發孔型，一處約3毫米，一處約7毫米。寧波大學附屬婦女兒童醫院心臟科主任醫師陳某賢彼時稱，孩子的情況符合手術指征，如果不進行手術治療，可能影響孩子的生長發育，甚至造成腦癱，且這種手術屬于心臟手術中“入門級”的微創手術，幾乎沒有風險。

但這場原定2個半到3小時的手術，最終進行了7小時10分鐘，并以“小洛熙”離世告終。此后，“小洛熙”家屬陸續在社交平臺發文。

11月17日，寧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通報，已成立專項調查組，對該起醫療糾紛事件展開全面徹查。

12月14日，寧波市衛健委發布官方情況通報，明確該醫療團隊在診療過程中存在風險評估不足、手術操作過失、術中突發情況告知不及時等問題。依據調查結果，涉事主刀醫師陳某賢、麻醉科主任等相關責任人員已被免職，醫院分管副院長受撤職處分，醫院黨委書記受警告處分，院長被記大過處分。

但近日，該事件再度引發關注。19日，鄧女士在社交平臺發布“小洛熙”尸檢報告，其中提到“右側第3至4肋間見長6.5cm的橫行手術創口，未縫合”“心包右側見長5.0cm的未縫合手術切口”“冠狀竇口可見，但未見異常”“房間隔缺損大小為1.0cmX0.9cm”。

對于房間隔缺損大小問題，寧波大學附屬婦女兒童醫院在20日進行了回應。醫院方在微信公眾號中稱，尸檢報告顯示：“房間隔缺損大小為1.0cm×0.9cm”，而不是患方所說的0.3cm。在尸檢時，患兒的心臟處于停止狀態，較生前充滿血及跳動時有大幅度縮小。1cm左右的房間隔缺損對于5個月患兒的生長發育存在較大的影響。

但隨后，該聲明又立即刪除。

涉事醫院發布的情況說明截圖

12月20日下午5點許，寧波市衛健委工作人員稱，該尸檢報告由醫院、患兒家屬、衛健委三方共同委托相關機構出具，目前尸檢工作已結束，正在進行醫療事故鑒定后續程序，尸檢報告將予以考量，后續將依據醫療事故鑒定結果對涉事責任醫師作出處理。

但這一回應很快淹沒在輿論之中。

不過，作為中國醫院協會原副秘書長，莊一強暫時保持觀望態度。他今年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大量醫患矛盾的根源是溝通障礙。”《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也注意到，醫療糾紛發生后，醫院通常會有一段時間的“沉默”。這種沉默是否有依據和必要性？醫院內部會開展哪些工作，導致其無法及時對外發聲？

12月21日，莊一強接受了《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他表示，這與法律規定和后續鑒定程序的需要有關。普通民事糾紛遵循“誰主張誰舉證”，但醫療糾紛因技術復雜、患方缺乏專業知識，當存在推定醫療機構存在過錯的三種情況時，患方無需自行舉證，而由醫方拿出證據證明自身無過錯。這就要求醫院方面相關人員花費時間整理病歷、手術記錄等各類材料，完成“自證清白”的舉證工作，這段時間內院方無法倉促對外發聲。

不可回避的是，從醫院的立場出發，存在開脫責任的可能性。如果醫方的舉證材料缺乏說服力，衛生行政部門會聯合地方醫學會，組織其他醫院的同領域專家，對病例進行重新核查認證，也就是醫療事故鑒定。由于鑒定過程需要嚴謹審核、集體研判，必然耗費一定時間。

“因此，很多時候醫院的‘沉默’并非逃避，而是為了完成舉證和鑒定這兩項關鍵工作，確保處理結果的專業性和合法性。”莊一強說。

尸檢報告引發爭議 臨床醫生：該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下場了

12月21日，一位三甲醫院主任醫師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出現類似醫療事故或糾紛時，尸檢報告是最關鍵的判斷依據。

他表示，“通過尸檢首先認定患者病癥、體征及死亡原因。通過尸檢結果，判斷是否采取了不當治療措施，再推導是否由于診斷錯誤導致了治療錯誤。目前，從“小洛熙”家屬公布的尸檢報告來看，涉事醫生應該不能判定為診斷完全錯誤，而是存在診斷偏差或風險預估不準確”。

談到應該由誰進行尸體檢驗時，該醫生談到，有權進行尸檢的機構和人員主要分為兩類：處理醫療糾紛的臨床病理機構，通常是衛生行政部門批準、具備獨立病理解剖能力的病理科或醫學院校；以及處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司法鑒定機構，如公安、檢察院的法醫等。但他強調，在醫療事故責任認定中，往往是“家屬同意、醫院委托”的原則，如果家屬對醫院單方面委托的機構不信任，可以嘗試協商后共同委托。

除尸檢報告外，醫療機構也應該積極提供患者病歷資料、手術記錄、主要醫療人員資質及手術室影像記錄等資料以配合調查。但他也提到，“因為患者隱私保護及實際操作等原因，手術室的視頻資料往往只作大環境的監控，難以看到手術中操作的細節或患者死亡的具體原因”。

而如果出現“小洛熙”事件中“尸檢報告公布后，雙方仍有爭議或分歧”的情況，可以通過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進一步分析事件原因和責任歸屬。一般而言，醫療機構所在地都會設立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該委員會備有醫療專家庫，當發生類似事件時，會抽調單數的各醫療機構相關專家等，經審閱事故資料及探討、投票后，明確結論并告知涉事醫院及患者家屬等。“如果對判定結果仍有異議，則可以申請省級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再進一步討論。如果委員會認為醫療機構或醫務人員負有責任，具體責任劃分和賠償等則將經由司法機關確認。”

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在醫療事故中，往往分為“技術事故”和“責任事故”。其中，責任事故或可能涉及刑事犯罪，而技術事故主觀上無嚴重過失，但客觀上能力不足。“如果因為手術指征判斷失誤，造成非必要手術的發生，往往稱之為技術事故。”

小洛熙生前照片

法院已經受理患兒家屬訴訟 醫療糾紛律師：我在等醫療鑒定報告

12月12日，法院已經受理患兒家屬提出的訴訟。對此，北京聲馳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李真告訴記者，一般來說，醫療糾紛的常見的處理結果有兩種，一是在第三方主持調解下，醫患雙方達成調解協議；二是雙方調解無果，最終通過法院出具法律文書解決。

目前看來，“小洛熙”的父母選擇了第二條路，希望通過法律獲取一個真相。作為一名從業多年的爭議解決律師，李真坦言自己看待“小洛熙”事件的態度比較冷靜，“同行的普遍態度也是等待醫療鑒定結果，而不是過早站隊或評判”。

李真告訴記者，醫療事故糾紛的本質是人身侵權案件，與普通侵權糾紛相比，其核心特殊性在于專業性極強，需依賴專業醫療鑒定報告認定關鍵事實。醫療鑒定報告是處理醫療糾紛的最關鍵證據，往往直接決定事實認定和法律訴訟的結果，而一份醫療鑒定報告的出具，需要由診斷證明、醫療材料、醫患溝通記錄、院方出具的說明或答復等豐富材料支撐。

據李真介紹，一份醫療鑒定報告能明確幾個關鍵問題，即醫生操作是否違規、是否存在過錯；患者身體受損與醫生行為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醫生的責任程度；若構成醫療事故，其等級如何界定等。由于大部分人缺乏相關專業知識，難以分辨醫療行為的合理性，許多過早發表的言論并不妥當。

李真表示，醫療糾紛的參與主體包括衛生行政部門、院方、患者方、專業鑒定機構（有資質的醫療鑒定機構或相關專家），四方需各司其職。從流程上看，患者首先要求院方就糾紛問題作出初步回應和解答；若對院方答復不滿意，衛生行政部門會介入，組織雙方協商解決；協商無果時，需委托第三方專業鑒定機構出具鑒定報告；無論患者是否認可衛健委委托的鑒定結果，均可自行委托鑒定，或向法院提起訴訟（多為民事訴訟），上文提到的醫療鑒定報告，就是法院審理時的關鍵證據。

“在這個過程中，律師發揮著重要作用，可以協助當事人維權、明確責任與賠償主張。但在鑒定結果出具前，很難作出實質性評判，需基于事實和法律提供客觀意見。”李真說。

誰來補救“小洛熙”的家庭創傷 社工服務機構：這個缺失的角色很重要

每個醫療糾紛的情節有所不同，但各方都是輸家。莊一強感慨，家屬失去幼兒的痛苦是真實的，情緒化表達符合人性，應予以共情；醫院通過衛健委通報承認過錯，接受相應處分，也應得到認可；媒體可以向公眾科普舉證倒置、醫療事故鑒定等核心程序，讓公眾理解事件處理的復雜性和嚴謹性，減少情緒化、非理性的輿論對抗。但其中，社工的角色是缺失的。

由孫文軍創辦的遞愛之家，是國內最大的腫瘤病友社群和專業的院外醫務社工服務機構，其工作內容之一是為近兩萬個腫瘤等大病家庭提供患者教育、心理支持、社會資源鏈接等公益服務。

12月21日，孫文軍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醫務社工有專業的工作方法，針對醫療糾紛事件能做不少事，包括提供心理支持，幫助家屬緩解情緒；協助處理后續事宜，比如孩子的葬禮安排等相關事務；如果事件中確實存在問題，社工可以幫忙對接相關資源、推進維權流程。

“在‘小洛熙’事件中，目前來看都是家長自己奔波維權，當他們無力感很強時，只能在社交媒體求助，導致事情被放大，如果社工參與其中，不僅可以為案主提供維權支持和心理疏導，還可以在事件上升為社會事件時，參與社會輿論引導。”他談道。

據記者了解，現在很多一線城市的公立三甲以上醫院被要求配備社工，設有社工部。但孫文軍指出，在醫療糾紛事件中，醫院的社工因為隸屬于醫院方，介入角度容易不被案主和服務對象接受，其客觀性、獨立性會受到質疑，這時候第三方社工介入會更好。

孫文軍還提醒，國內社工體系建設起步較晚，未來發展仍面臨兩大挑戰：一是政策關注和資金支持——社會工作的資金來源主要靠政府付費，所以要發展這個行業、發揮其服務作用，還需要持續的資源投入；二是角色定位問題——社工到底是作為獨立的第三方，還是基層治理的主要角色？這涉及到具有本土特色的社會工作定位問題，還有很多需要探索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