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配得諾貝爾文學獎嗎

在我“消失”的文章《 讀莫言的 <蛙> ：荒誕時代的宏大敘事與螻蟻般的個體命運》中，曾聊過我買了一套12本莫言全集，一直放在儲藏室里吃灰。

托前段時間被關小黑屋的福，我總算有時間把這套書看完。那么，作為中國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他的名字卻至今爭議不斷：有人說他是文學的奇才，也有人 批評他模仿馬爾克斯； 從吃煤炭的孩童，到高密荒灘上的放羊人，再到用小說對抗沉默的作家，他的作品為何既魔幻又真實？他的沉默是軟弱、智慧，還是一種文學策略？他為何既不逃離、也未完全臣服？今天咱們來聊聊。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莫言生活過的地方比馬爾克斯的哥倫比亞更魔幻。就拿“莫言”這個筆名來說，雖然來源復雜，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莫言希望自己能少說話。小時候，因為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他沒少給家里惹事。

有一次，他看到對岸飄過來的傳單。村里人都說那的人生活得水深火熱，他卻來了一句：“但是他們的樓特別好看。”這下闖了大禍，莫言的父親被大隊書記叫去好一頓批評，莫言的母親恨鐵不成鋼：“你不說話別人會把你當啞巴嗎？你要是再亂說，我就用針線把你的嘴巴縫起來！”

不能亂說話，是很多中國作家的一個共識——王小波也經歷過相同的事。他小時候趕上了最窮的時候，有一次家里好不容易吃頓好的，他興奮地四處宣揚：“我家吃大魚大肉啦！我家吃大魚大肉啦！”

王小波的父親聽見了，立刻把他拎回家揍了一頓。“從那之后我就變成了沉默的大多數。”王小波說。實際上，他真正的潛臺詞是：如果一個地方連表達幸福的自由也失去了，那么這個地方大概不會有人愿意再說話。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天性被壓抑，莫言雖然自稱“莫言”，但他下筆卻總是萬語千言。和他在公眾面前顯得不善言辭的形象正好相反，他在小說里話非常多，非常密。有時候滔滔不絕，有時候陰陽怪氣，有時又橫生枝節。不能節制說話的欲望，成就了他的風格，也成了他的魔障。

莫言出生在五十年代的山東高密，那里土地貧瘠，生活困苦。

有一次，莫言在做演講的時候問大家：“你們知道人能餓到什么地步嗎？”臺下的年青人一臉茫然，他們最多能夠想到挖草根、吃樹皮。莫言的確也提到了，他說：“我真的忘不了那些被剝了皮的樹，光禿禿地站在那里。”但他話鋒一轉又說：“我吃過煤。”生怕別人沒聽懂，他又加了一句：“就是燒的那種煤炭。有一回，大家看到一個同學手里捧著一塊學校里用來燒飯的煤吃，就問他：‘好吃嗎？’那個同學點頭：‘好吃。’大家聽了都去拿來吃，就連老師也加入了吃煤的隊伍。”

后來，莫言把這段經歷寫進了《蛙》：

“我們班三十五個學生，除了幾個女生不在，其余都在。我們每人攥著一塊煤，咯咯崩崩地啃，咯咯嚓嚓地嚼。每個人的臉上，都帶著興奮的、神秘的表情，仿佛在進行一場即興表演。有個女孩子被煤塊磕破了嘴，滿嘴是血。”

“第二天，同學們一邊在課堂上吃煤，一邊聽老師講課。那天老師講的是《烏鴉與狐貍》——烏鴉得到一塊肉，非常得意，站在樹梢上。狐貍在樹下，對烏鴉說：‘烏鴉太太，您的歌聲太美妙了，您一歌唱，全世界的鳥兒都得閉嘴了。’烏鴉被狐貍的馬屁拍昏了頭，一張嘴——哇，肉就落在狐貍口中了。老師帶著大家朗讀課文，同學們滿嘴烏黑，也跟著一起朗讀。”

莫言給張藝謀講過這么一個真實的故事：在他們村磨房工作的一個婦女，為了不讓自己的孩子和婆婆餓死，想盡辦法偷公糧。但無論怎么偷，都會被村干部發現。最終她想出一個“絕妙”的主意——每天晚上下工前，拼命抓起一些玉米粒和豆子，囫圇著塞進嘴里，然后趕緊往家跑。到家后找一個大盆，摳嘴巴把吃下的糧食吐出來，再用水淘洗干凈。她就是用這個辦法養活了自己的兩個孩子和婆婆。

后來，莫言把這段經歷寫進了《豐乳肥臀》：

“母親用手捂著嘴巴，跑到杏樹下那個盛滿清水的大木盆邊，撲地跪下，雙手扶住盆沿，脖子抻直，嘴巴張開，哇哇地嘔吐著。一股很干燥的豌豆，嘩啦啦地傾瀉到木盆里，砸出了一盆撲撲簌簌的水聲。”

“第一次往外吐，要用筷子攪喉嚨，那滋味……現在成習慣了，一低頭就倒出來了。娘的胃，現在就是個裝糧食的口袋。”

當然，張藝謀聽到上述故事時告訴莫言，這個場景放在電影里不好表現。

七十年代末，莫言成了一名光榮的人民解放軍，他生平第一次終于能吃飽了。剛進部隊的時候，他一頓飯能吃八個饅頭。不光他，別的新戰友也這樣。這把指導員嚇壞了，生怕他們吃出毛病來。

管食堂的老兵聽了后說：“這事好辦，我來！”他一連好幾天給新兵們燉大肥肉吃，新兵們的飯量從此開始直線下降，從一頓八個饅頭減到六個，再減到五個……最終穩定在三個。

饑餓，是幾代中國作家的創作主題。蕭紅這樣寫：“我拿什么來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嗎？草褥子可以吃嗎？”

古華在《芙蓉鎮》里，讓人們一邊批判舊社會，一邊回憶過去那“夾得筷子都要彎下去的四兩一塊的扣肉”。

余華的描寫最有趣。在《許三觀賣血記》中，許三觀用嘴巴給孩子們炒了好幾個硬菜。他說：“好了，我現在給你們做了一道紅燒肉，里面有五塊肉。”孩子們說：“不行不行，我要六塊！”炒完紅燒肉，許三觀又給老婆做了一道清燉鯽魚。孩子們也跟著咽吐沫，許三觀就假裝訓斥孩子們：“這是給你們媽做的魚，你們吞什么口水？”

饑餓不是生活中的唯一障礙，還有精神上的無依無靠。

一個作家寫他在文革中的經歷時講了這樣一個小故事：他到農村插隊時帶了一本《變形記》。全大隊的人把它看了又看，翻了又翻，最后把這本書看成了一卷海帶的樣子。

精神上的無依無靠和饑餓一樣痛苦。莫言家庭成分不好，小學五年級就輟學了。因為身體瘦弱干不了重活，大隊就安排他到荒灘上去放牛放羊。荒灘上整天也見不到一個人，莫言想說話就只能和牛說，和樹說。一個人實在呆著沒事兒干，他就幻想聽過的故事全都成了真——比如田螺姑娘忽地一下飛出來和他一起放羊。

長達十年的時間，他都是一個人在荒灘上度過，這讓莫言的感官變得異常發達。他經常能看到或者聽到別人感覺不到的東西。他看到小鳥在歡叫，牛羊也跟著叫；他看到成千上萬的草葉子碰到一起，就把這想成只在書上見過的大海。

這片荒灘如此封閉，卻又廣闊得難以想象。生活成了文學，文學也是生活。莫言那時候并不知道，他觀察世界的眼光就是一個作家寶貴的天賦。

八十年代初，初出茅廬的文學青年莫言考進了解放軍藝術學院。他生平第一次讀到了馬爾克斯、福克納、米蘭昆德拉、卡夫卡和海明威……他就像是馬孔多的人第一次摸到了冰塊：“天哪，這東西簡直熱得燙手！”他向所有人宣告：“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發明！”

西方文學極大開闊了莫言的眼界，也解開了捆在他身上多年的繩索。他終于在文學上開了竅——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寫，原來人可以寫任何他想寫的東西，寫他看過的、想過的、感受過的，可以表達任何想表達的感情——美好的、甜蜜的、偏激的，甚至骯臟的、丑陋的。

很快，莫言就寫出了他的成名作《透明的胡蘿卜》。書中的主人公是一個皮膚很黑的孩子，從頭到尾一句話都沒說，但他腦子里有各種各樣的奇異想象，好像他的感覺和別人不一樣——他的耳朵可以聽到水底下的魚發出的聲音，聽到聲音在空氣中傳播，聽到色彩的變化……

小黑孩就是莫言，莫言就是小黑孩。他在這篇小說中把他觀察過的世界，通過小黑孩的眼睛，分毫不漏地寫進書里：

“他的眼睛本來是專注地看著石頭的，但是他聽到河上傳來了一種奇異的聲音。聲音細微，忽遠忽近，他用力捕捉著，眼睛與耳朵并用。他看到了河上有發亮的氣體起伏上升，聲音就藏在氣體里。只要他看著那神奇的氣體，美妙的聲音就逃跑不了。”

1986年，莫言發表《紅高粱》，這篇小說不僅獲得《人民文學》的中篇小說獎，還因為同名改編電影紅遍全世界。

《紅高粱家族》寫了我爺爺、我奶奶與高粱家鄉的往事，帶著一種噴薄而出的生命力——陽剛勁道、狂野無忌。這部作品讓莫言成為中國最流行的作家，這部作品也經常被人拿來與馬爾克斯的魔幻現實主義進行比較。

什么是魔幻現實主義？它本來是一個繪畫概念，畫家們用“表現主義”來挑戰“自然主義”，專門畫一些變形得厲害的事物。“后表現主義”的出現則把二者中和：就是雖然畫的是日常事物，但畫家是用一種主觀的、神奇的眼光去描述。于是有人就把這種新風格叫做“魔幻現實主義”。

莫言的確受到了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喜歡運用象征、變形、夸張、荒誕的技巧。但諾貝爾給他頒獎時的授獎詞更加準確：“用幻覺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和現代融合一體。”

莫言的作品受馬爾克斯、福克納影響最深，還帶著一股蕭紅式的狠厲，但終究也沒有離開中國傳統文學和這片大地的滋養。你不能說莫言模仿馬爾克斯，因為這片大地本身就比魔幻更荒誕。

《生死疲勞》里的藍臉就來源于一個真實的人物：五十年代初，一個嘎巴嘎巴的三代老貧農，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在黨的光輝照耀下，終于分到幾畝薄田，可沒幾年土地又要收回去搞合作化。

藍臉成了十里八鄉唯一一個不上交土地的人。無論組織上怎么說，他就是要單干。“想讓我入社，除非偉大領袖親自下令。國家說了，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他們憑什么強逼我？我就是不服這口氣，我就要用我的行動，試驗一下你們說話算數不算數。”

書中的老藍臉堅持單干了幾十年，等到了包產到戶以后，終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在太陽底下種地了。可真實生活中的藍臉呢？想必沒有書中那么幸運。

莫言自己說：他和動物在一起的時候最放松、最自在。小說《生死疲勞》因為寫動物寫得太順手，四十多天就寫完了。有批評家認為這部小說缺乏節制，但一個人寫到最讓他快樂的東西時，很難做到完全節制。莫言自己說：“我寫豬、寫牛寫得特別好，因為我了解它們。”

莫言實在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作家。他的作品濃墨重彩，神秘瑰奇，丑陋怪誕。他毫不掩飾地展現出“戀畝情結”，然而這又似乎是中國男作家的一種集體心理現象，從張賢亮到賈平凹，無一例外。

這些年，莫言在輿論場上陷入一種兩難的境地。有人批評他不批評該批評的，又有人怒斥他是漢奸。一方面，他的作品有對權威的解構；另一方面，他又總是淺嘗輒止。

有人問，莫言為什么不離開？脫離這個環境，他不就能好好說話、放心寫作了嗎？他是不可能離開的——他的一切都屬于山東高密。

“我曾經對高密東北鄉極端熱愛，曾經對高密東北鄉極端仇恨。長大后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我終于悟到：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

山東高密是莫言裝載靈魂的圣器。離開這里，他就死了。

或許在未來，閱讀會成為一種特權。普通人只配沉迷在短視頻這樣的信息垃圾里，過著無知無覺、醉生夢死的生活。所以，趁著那個未來還沒來，大家都讀一本小說吧，讀一本《紅高粱》，看一看莫言的變形記，想一想我們的母親和腳下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