倆不滿12歲的女孩殺害7月男嬰，為何無法承擔刑責？

今天，一則“7月男嬰遭倆不滿12歲女孩殺害”的新聞登上熱搜，像一根尖刺，扎進了公眾的心里。一個尚在襁褓中的嬰兒，生命之花還未綻放便已凋零，而行兇者，竟是兩名法律意義上的“孩子”。

面對如此惡劣的行徑，公眾的第一反應往往是“必須嚴懲”。然而，兩名犯罪嫌疑人我因為不滿12周歲，無法被追究刑事責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十七條　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對依照前三款規定追究刑事責任的不滿十八周歲的人，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依法進行專門矯治教育。

通俗解讀：

1、刑事責任年齡的“門檻”：我國法律為追究一個人的刑事責任設定了年齡門檻。簡單來說：

• 16周歲以上：對所有犯罪行為負責。

• 14-16周歲：只對8種極其嚴重的暴力犯罪負責（如故意殺人）。

• 12-14周歲：只有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且情節惡劣，并經過最高檢核準，才能追究刑責。

• 不滿12周歲：一律不承擔刑事責任。

2、本案的焦點：新聞中提到，兩名女孩“不滿12歲”。這意味著，她們處于法律劃定的“絕對無刑事責任”年齡段。因此，即便最終調查證實她們故意殺害了男嬰，公安機關也無法以“故意殺人罪”立案偵查，檢察院無法提起公訴，法院也無法對她們進行刑事判決。

法律之外：懲罰與矯治的悖論

如果刑事處罰的道路走不通，那該怎么辦？法律也給出了后續路徑：

1、家長的民事賠償責任：根據《民法典》，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監護人承擔侵權責任。男嬰的家人可以向兩名女孩的監護人（通常是父母）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巨額經濟賠償。但這對于失去生命的嬰兒而言，金錢何嘗不是一種蒼白的慰藉？

2、“專門矯治教育”：法律規定的“專門矯治教育”是最后的防線。但在現實中，這套體系是否完善、有效，足以應對如此極端的個案？將兩個可能具有高度人身危險性的孩子送回家庭或普通學校，是否足以消除其社會危害性？同時，又能否真正“矯治”她們內心深處的問題？這些都是懸而未決的難題。

超越法律的思考：悲劇的根源何在？

將這起悲劇簡單地歸咎于“法律太寬容”是片面的。它更像一個復雜的“病癥”，需要深挖“病根”。

• “性本惡”還是“教育缺失”？：不滿12歲的孩子，理應處于最天真爛漫的年紀。她們是如何形成對生命如此漠視的價值觀？是家庭教育的徹底失敗？是接觸了過多暴力、不良的網絡信息？還是在其成長過程中，長期缺乏關愛、引導和正確的心理干預？家庭和學校在“育人”方面，是否只關注了成績，而忽略了對生命的敬畏教育與情感培養。

• 法律是否應該調整？：每次發生類似低齡惡性案件，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呼聲就會高漲。支持者認為，如今孩子心智早熟，法律應與時俱進，不能成為“小惡魔”的保護傘。反對者則堅持，刑罰的目的在于教育和挽救，對低齡兒童適用刑罰過于殘酷，且可能適得其反。這其中的平衡點，是必須慎重權衡的法治命題。

• 社會的責任：在如今這樣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孩子們能輕易接觸到各種良莠不齊的內容。社會是否有完善的過濾機制？社區、鄰里之間對問題兒童的早期干預機制是否健全？

7月男嬰的無辜逝去，不僅是一個家庭的悲劇，也是整個社會的傷痛。法律為保護未成年人劃下了明確的年齡線，但這起案件卻讓我們看到，當極端的惡意出現在這條線之下時，法律手中的工具顯得如此捉襟見肘。

此案不應止于一場輿論的喧囂。它必須成為一個沉重的警示，盡可能避免下一個“無法處罰”的兇手和下一個無辜受害者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