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拱四年,暮色中洛陽紫微城的銅匭泛著冷光,身著十二章紋袞龍袍的武則天,指尖劃過案頭《臣軌》絹本,目光投向嵩山封禪臺。
彼時武氏子弟借“革唐命,立周制”鉆營,武承嗣偽造瑞石刻讖語謀儲君之位。十四年后,這位唯一女皇帝在長生殿頒《退位詔書》還政李唐,朝野驚嘆背后,是史書勾勒的權力本質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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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武則天登基之后,起初最中意的接班人并非李氏子孫,而是她的兩個族親,即武三思和武承嗣。
只是這兩個被武則天寄予厚望的接班人,皆為爛泥扶不上墻的主。
《舊唐書·武承嗣傳》中記載,武則天稱帝之初,曾對武承嗣寄予厚望,不僅擢升其為文昌左相,更讓他“監修國史,掌東宮兵馬”,幾乎將儲君的核心權力盡數交付。
但這位武氏嫡侄的表現,卻屢屢將“外戚專權”的弊端暴露無遺。他為鏟除異己,羅織罪名構陷宰相岑長倩,僅憑一封匿名書信便株連數十人,朝堂之上人人自危。
而在處理突厥入侵的邊事時,他既無軍事謀略,又不懂安撫民心,反而強征民力修建家廟,導致河北流民四起,差點引發兵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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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資治通鑒》中關于武三思的記載更顯荒誕。這位梁王依仗姑母的權勢,在洛陽城內強占民宅,甚至將御史大夫李承嘉的府邸改為自己的花園,被彈劾后在朝堂上又直言“天下乃武氏之天下,何關他人宅第”。
更致命的是,在武則天晚年病重時,武三思試圖聯合張易之兄弟“矯詔立儲”,卻因謀劃不周被宰相張柬之察覺,反而加速了李唐舊臣的復辟計劃。
武則天從感業寺的尼僧一步步登上權力巔峰,靠的是“通文史,多權謀”的政治智慧,以及在廢王立武、打擊門閥中積累的實戰經驗。而武承嗣、武三思等人,自幼生長在勛貴之家,既未經歷過朝堂的爾虞我詐,也缺乏治理天下的遠見卓識。
他們對權力的理解,始終停留在“擅作威福”的淺層階段。
正如《新唐書·酷吏傳》中所評:“武氏諸侄,徒借外戚之勢,無經世之才,若付以社稷,恐重蹈呂氏之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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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武則天定都洛陽后,曾下令銷毀長安太廟,改立武氏七廟,試圖從禮制上切斷李唐與天下的聯系。
但《唐會要》中記載的一則細節耐人尋味:垂拱二年,她命人在洛陽街頭張貼《大云經疏》,宣稱自己是“彌勒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卻有百姓在夜間偷偷將疏文撕去,換上“李氏當復”的字條。
更具象征意義的是,當武則天派官員前往并州(李淵龍興之地)祭祀武氏先祖時,當地百姓竟閉門不出,連酒食都不愿供應。而當廬陵王李顯被召回洛陽時,沿途百姓“夾道焚香,高呼萬歲”,甚至有老人哭著說“吾皇終于歸矣”。
這種深入骨髓的“李唐認同”,源于數代帝王積累的文化與社會根基。從李淵太原起兵“除隋之亂,安天下之民”,到李世民開創貞觀之治,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李唐王朝早已在百姓心中樹立起“正統”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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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食貨志》記載,貞觀年間“斗米不過三四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這樣的治世景象,成為百姓衡量政權合法性的標尺。
而武則天稱帝后,雖在吏治、科舉上多有革新,但為鞏固權力重用酷吏,導致“朝野震恐,冤獄遍天下”,僅天授年間被酷吏周興、來俊臣迫害致死的官員就達數百人,民間對武周政權的信任度始終未能超越李唐。
更關鍵的是,唐代社會的核心紐帶門閥士族與科舉士人,大多心向李唐。《舊唐書·宰相世系表》顯示,武則天時期的宰相中,出身關隴集團、山東世族的官員占比達七成,這些家族與李唐皇室世代聯姻,利益深度綁定。
而通過科舉入仕的寒門士子,雖得益于武則天“破格用人”的政策,但他們誦讀的儒家經典中,“君權神授”“嫡長子繼承”的觀念早已根深蒂固,難以接受“外戚繼位”的倫理挑戰。
正如宰相狄仁杰在《諫立武承嗣疏》中所言:“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矢石,以定天下,傳之子孫。陛下今乃欲以武氏為后,恐天下人心不服,社稷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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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臣與百姓皆反對,加之武則天晚年常居長生殿,病榻前的權力博弈,成為決定王朝走向的關鍵。
《資治通鑒》詳細記載了長安四年的一場對話:武承嗣、武三思多次請求立武氏子弟為儲,武則天始終沉默,直到狄仁杰進言:“姑侄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后,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侄,則未聞侄為天子而祔姑于廟者也。”
這句話精準擊中了武則天的核心顧慮,作為女性皇帝,她既想延續武氏的榮耀,又無法擺脫傳統宗法制度的束縛。
在宗法制度下,“父死子繼”是天經地義的傳承法則,而“姑侄”關系在家族祭祀中毫無位置。若立武承嗣為儲,待其繼位后,武周的太廟中供奉的將是武承嗣的父親武元爽,而非武則天。
而立李顯或李旦為儲,她作為“皇太后”,既能保住“配食太廟”的地位,又能避免武氏家族因“謀逆”被清算。
這種對身后名的考量,成為武則天轉變態度的重要推手。《新唐書·則天武皇后傳》記載,此后武則天多次召見李顯,“賜其甲第,令居洛陽,恩寵甚厚”,實際上已將其定為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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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武則天開始不動聲色地為還政李唐鋪路。她先是借“二張之亂”,默許張柬之、崔玄暐等大臣發動神龍政變,誅殺張易之、張昌宗兄弟,掃清朝堂上的腐朽勢力。
隨后又以“年老多病”為由,主動退位,傳位于李顯,詔書中“朕復以皇帝為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則天大圣皇后”的表述,既保留了自己的尊榮,又明確了李唐的正統地位。
這種平穩過渡,避免了像西漢呂氏之亂那樣的血腥清洗,武氏子弟雖被削奪權位,但大多得以善終,武三思甚至在中宗時期仍擔任司空,這與武則天“平衡各方勢力”的政治智慧密不可分。
公元705年正月,武則天在上陽宮病逝,遺詔“去帝號,稱則天大圣皇后,與高宗合葬乾陵”。這座矗立在梁山之巔的陵墓,以“無字碑”見證著這位女帝的復雜一生。
她打破了“女性不得稱帝”的傳統,卻最終選擇回歸“李唐皇后”的身份;她曾試圖建立武氏王朝,卻在權力的巔峰保持著難得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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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武則天還政李氏的抉擇,本質上是對“權力本質”的深刻認知:皇權并非個人私產,而是需要依托民心、文化與制度的共同體。
武氏子弟的無能,讓她明白“外戚專權”終將引發動蕩;民心對李唐的認同,讓她看清“正統”的力量難以撼動。
宗法制度的束縛,則讓她不得不接受“母以子貴”的現實。正如《舊唐書》對她的評價:“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責,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
千年后立于乾陵無字碑前,方知其深刻智慧:真正的權力非占有,而是在恰當之時歸還天下。
參考資料:
[1]徐琦淇.淺析武則天還位于李唐王朝的深層原因[J].新楚文化
[2]季慶陽.武則天與忠孝觀念[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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