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婷：紡織服裝業為什么能成為“民生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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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很少有行業像紡織服裝這樣，把“民生”融入了產業邏輯。一端連接著民眾四季更迭的剛需，一端串聯起無數城鄉家庭的生計。即便經歷外需反復、關稅戰、超競爭與高內卷，中國服裝紡織業依然保持著穩健的節奏，紡織品服裝出口總額連續多年超過3000億美元。

更重要的，是這條產業鏈背后的人——在直播間按場計酬的拍款主播、廣州十三行、杭州四季青內大量“拼貨”的個體戶以及為應對“雙十一”旺季而臨時招募的短期工——這些龐大而隱形的“非正規就業”群體，與正規軍一道，構成了產業最靈活的彈性基底。

在IPP副研究員李婷看來，我國紡織服裝產業能在產業升級與競爭加劇中持續維系并強化民生屬性，關鍵在于其非標性、開放性與以產業鏈柔性為核心的組織模式。她認為，紡織服裝產業以滿足大眾差異化需求為導向，非標化程度高、自動化程度低，形成了低門檻、高包容度的就業與創業空間，成為農民工的重要就業“蓄水池”和創業“孵化器”。

她分析認為，分散卻協作緊密的產業格局依托城中村等空間，形成低成本、高靈活度的組織體系，使中國服裝產業在“小單快返”模式下展現出強大的應變與效率，同時，龐大的B端市場、完善的產業集群和完整的工業體系，共同托舉了產業的韌性與競爭力。中國紡織服裝產業走出了一條兼顧民生與效率、體現人口大國特點的獨特發展路徑。

李婷 博士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副研究員

民生產業是指在消費、就業、創業等方面對普通民眾具有開放性、有利于民眾生活改善的產業。位于“衣食住行”之首的紡織服裝產業，是我國最為典型的民生產業。

結合我國紡織服裝產業發展的實踐，尤其是廣州紡織服裝產業發展的實踐，筆者想要解答的問題是：我國紡織服裝產業，作為民生產業何以可能？在產業發展和競爭過程中，其民生屬性如何維系和強化，同時又如何兼顧產業升級？

一個典型的民生行業

發展至今，紡織服裝產業不僅為普通大眾提供了物美價廉、多元化且不斷貼合個體需求的產品，也為大量農民工提供了就業機會，被稱為“就業蓄水池”。

它還被譽為“創業孵化器”，是農民工創業最為集中的領域之一。在服裝產業中，普通人通過創業實現致富的情況十分普遍，而且許多農民創業者——無論成功還是失敗——都曾從事過服裝這一行，他們做的那門生意與服裝產業直接或間接相關。

以廣州這座紡織服裝大城為例。廣州海珠區的康鷺片區面積僅1.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過12萬人（高峰期達到30萬人），聚集著近1.6萬戶各類小制衣廠、小作坊和商戶，其中個體戶約1.3萬戶（包括大量工廠、家庭作坊以及便利店、餐館、水果店的老板），注冊企業2400余家。其中，大部分從業者是來自湖北的農民工，因此這一帶被稱為“湖北村”。[1]

海珠區康鷺片區的景象。圖源：作者拍攝

粗略估算，在廣州，類似這樣的城中村有幾十個（海珠、番禺、白云、增城和花都各區都不少于5個），每個村的外來人口均不低于5萬人。在白云區的大源村，作為典型的電商村和制衣村，高峰期人口超過25萬，而本地人口僅有1萬人。

廣州全市共有100多個成衣批發市場和60多個面輔料批發市場，占全市509家專業市場的五分之一，形成了享譽全國的流花礦泉服裝、中大布匹、新塘服裝等多個產業集群。在廣州各大專業市場中，輔料種類超過10萬種、服裝品類超過200萬類；年快遞業務量超過114億件；全市約有40萬名主播每日直播帶貨，品類超過100萬種。全市專業市場商戶總數超過20萬個，帶動就業人口超過150萬，占全市就業人口比重逾10%。

這一數據仍屬于是保守估計。僅中大紡織商圈范圍內，就有61家專業批發市場，經營商戶和企業近1.6萬戶，直接從業人員約10萬人，帶動相關就業超過200萬人。十三行新中國大廈內有4000多個商鋪，每個商鋪保守估計關聯從業人員100人左右，總計約40萬人。不僅如此，每天約有50萬人從全國各地前來廣州專業市場進行交易和消費。以鐵路客流為例，約16%的到達客流會在專業市場交易。[2]

中大紡織商圈。圖源：作者拍攝

據不完全統計，2021年，廣州市涉及紡織服裝產業的在營市場主體數量為61.32萬戶[3] ，占全市市場主體數量的兩成以上。按照每戶帶動3人就業計算，至少有180萬人從業。其中，大量打工者和創業者是來自湖北、潮汕、江西、四川等地的農民。

圍繞制衣產業集群和專業市場的運轉，相關人員的生活消費——如衣食住行——又催生出了一個龐大的消費市場。如果以180萬人計算，按“100 人供養一個夫妻餐館”為標準[4]，僅專業市場就能支撐約1.8萬個餐館。按“每千人一個便利店”測算，這些人還能支撐1800個便利店的生存。

從全國范圍來看，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顯示，我國紡織服裝制造業（含紡織業、紡織服裝服飾業、化學纖維制造業）企業法人單位數量達35.2萬家，占制造業的8.7%。若加上紡織服裝批發和零售業，企業法人單位總數達到174.8萬家，從業人數合計1554萬人。但這僅是納入統計的部分，實際上，紡織服裝業——尤其是服裝產業——未納入統計的部分保守估計占50%，包括未辦理工商登記的家庭作坊、小微工廠及靈活就業人員等。

以海珠區為例，全區規上紡織服裝企業僅8家，已進行工商登記的企業約2000多家，但實際經營主體數量遠超這一數字，僅康鷺片區就有近1萬家，周邊城中村單個村莊服裝企業超千家的情況也十分普遍。

在晉江陳埭鎮——作為紡織鞋服重鎮——未納入統計的工廠和家庭作坊比例高達60%。紡織服裝批發市場也存在類似情況。某批發市場管理人員告訴我們，無論是服裝還是面料批發企業，許多都是在疫情之后才開始辦理營業執照。由此粗略估算，全國紡織服裝從業人數至少3000萬人[5]。

如果再加上與紡織服裝直接或間接相關的生產、生活性服務業，從業人員總數至少3300多萬人[6]，占全國總就業人口的4%，占城鎮就業人口的6.9%，占農民工總人數的10%以上。其中，不少人通過做服裝生意或開工廠實現了致富，也有很多人通過為制衣工人提供服務——如開維修店、餐館、便利店——積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從需求端來看，盡管過去數十年我國教育水平顯著提高，但在適齡就業人口中，絕大多數人的最高學歷仍未超過高中，全國本科人口占比僅約5%。因此，仍有大量非專業型人才需要依托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業，尤其是農民工。

紡織服裝產業及其相關商服業門檻低、崗位多、創業機會廣，對普通人相對開放，發展上升通道也較為通暢，對他們意義重大。據統計，我國紡織服裝行業中，初中及以下學歷人才占83.3%，高中學歷占13.4%，大專及以上學歷僅占3.3%[7]。

廣州康鷺村里的家庭小作坊。圖源：作者拍攝

產業的非標性與開放性

紡織服裝業，尤其是服裝業，作為一個極致非標的行業，以迎合大眾的差異化需求為競爭導向，難以實現標準化和自動化生產，整體產業集中度低、開放性強，給了普通人大量就業和創業的機會。這是其具有強民生屬性的重要原因。

1、極致的非標化

從需求出發，服裝的非標性體現在以下幾個層面：

第一，不同群體之間以及同一群體內部個體之間的身形差異巨大。男女老少、高矮胖瘦，每一個類別再進一步細分，并與其他類別交叉組合，形成了高度分化的需求，使得標準規格的適配度不斷下降。

第二，服裝具有顯著的季節性。不同季節，人們對服裝的功能、款式、色彩等方面都會提出多元化的組合需求。

第三，服裝同時具有文化、價值和符號屬性。它不僅服務于個體在不同身份、不同場景下的穿著需求，也承載著符合基本社群規范、同時又表達個性的自我呈現。

第四，在體驗層面，服裝的非標性因個體感官差異而被進一步放大。看似標準的顏色，在不同人眼中呈現的效果不同；同一個人穿同一件衣服，也可能獲得不同的外部評價。看起來相同的面料，手感差異也往往明顯。

需求的非標化建立在供應能力的基礎上，同時也型塑了供應的非標性。從供應端出發，服裝的非標性貫穿整個產業鏈。

首先體現在面料的設計與生產。棉、麻、化纖等原料性能差異顯著，面料可以由多種纖維混紡（如聚酯 / 棉 / 彈性纖維），其比例浮動范圍極大。紡織工藝上（針織與梭織兩大工藝下衍生出數千種組織結構，如平紋、斜紋、提花等），不同結構直接影響面料的力學性能；而后處理工序（如染色、磨毛、印花、涂層）又會帶來不同的觀感、觸感與垂感。

結合消費者在感官、體驗與功能等層面的需求，面料企業不斷進行新產品開發。僅福建石獅一地，每年就有3000多種新型面料新品問世[8] ，足見其非標性與豐富性。

其次體現在輔料的設計與生產。輔料涵蓋里料（如內襯）、襯料（用于領口和袖口的襯布與襯墊）、填料（羽絨、棉及化纖棉）、線帶類材料（縫紉線、織帶和繩類）、緊扣類材料（紐扣、拉鏈和鉤扣）、裝飾材料（花邊、珠片和燙鉆）及其他輔料（吊牌、洗水嘜和包裝袋）七大類。每一大類下又細分出上千種具體品類。此外，每年還會新增上千種設計型輔料。

圖源：新華社

然后是成衣的設計。一種面向生產的設計，既要服務于消費者的需求，也必須基于現實存在的面輔料條件。在全國最大、最全的面輔料市場——中大紡織城，擁有超過十萬種面輔料產品[9]。幾乎所有大大小小的服裝公司都會在周邊設立研發部門，設計師們每天都要前往面輔料市場尋找最新的材料，結合工藝進行新品開發[10]。這些新款式在被掛出來之后，又會經歷所謂的“二創”。即那些研發能力相對有限的批發市場檔口小老板們，會從中挑選他們認為可能成為“爆款”的款式，進行微改造，從而催生出更多新的款式。

最后是成衣的生產。成衣生產包括從裁片、縫制到后整理等多個工序。由于面輔料本身是非標品，不同面輔料、款式和工藝的疊加，進一步強化了生產過程的非標性，尤其在車縫環節表現得尤為突出。

從整個產業轉型來看，服裝的非標屬性被進一步強化。從福特主義向后福特主義的轉變，是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方向，而在服裝領域表現得最為明顯。消費的個性化和多元化逐漸成為主流，整個服裝產業的運轉模式也從“以產定銷”轉變為“以銷定產”，通過提供更多元化的小批量產品供消費者選擇，再根據消費者的選擇進行爆款的大規模生產，即“小單快返”模式逐漸成為行業主流。

與品牌公司和傳統外貿訂單相比，這種轉變在（跨境）電商平臺和專業批發市場中尤為突出。“小單快返”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小單化。訂單規模從過去每單上千上萬件，縮小為每單僅百余件，甚至僅50件。

第二，多品種。通過多測款來提高爆款概率，新款開發周期不斷壓縮，從過去的每月、每周推出新品，轉變為每天都開新款。

第三，生產周期壓縮。一件衣服的生產周期從原先的6–9個月縮短到僅24小時。

這種變化反向傳導至整個產業鏈，加劇了面輔料與成衣的多元化和非標化趨勢。

2、產業的開放性和民生性

紡織服裝業，尤其是服裝產業，具有顯著的非標屬性，這一特征決定了其資本化程度和產業集中度的有限性。根據天眼查數據顯示，我國從事紡織、紡織服裝、服飾制造的企業近132萬家，其中超過7成的企業注冊資本在100萬元以下，6成以上為個體工商戶。紡紗行業由于其特殊性，屬于資本密集型產業，產業集中度相對較高；而面料和服裝行業則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小企業數量眾多，離散程度較高。根據中國服裝協會統計，全國服裝制造企業數量超過17萬家，2021年規上企業僅12653家，從頭部企業集中度來看，CR10不足6%[11]。

與一些標品相比，這種差距尤為明顯。統計顯示，在淘寶平臺上，女裝品類前十品牌的交易額僅占總交易額的4%，男裝為11%，童裝 / 嬰兒裝 / 親子裝為10%；而在手機這一典型標品行業，產業集中度極高——2020年Q2，華為、vivo、OPPO、小米和Apple五家企業合計占據97.1%的市場份額[12]。

其關鍵原因在于，高度標準化（如手機型號、顏色、內存組合明確）帶來了顯著的規模效應，規模化生產的邊際成本極低。標準化與規模化的結合，也為自動化生產提供了更大空間。再加上手機附加值較高，部分企業的自動化率可達70%以上。例如，榮耀通過5G互聯、大數據等技術，使高端智能手機生產的自動化率達到75%[13]。相比之下，服裝行業的生產仍以手工與電氣化操作相結合為主，整體自動化率僅約6%，即使是頭部企業，如報喜鳥工廠，其自動化率也僅約20%[14]。

這種低自動化率或許會拉低行業整體的自動化與數字化水平，但同時也為普通勞動者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在服裝制造過程中，由于面料具有柔性、易變形等非標特性，與剛性的機械之間存在根本矛盾。非標面輔料與多樣工藝的疊加，進一步放大了這種矛盾。因此，服裝生產，尤其是成衣制造，無法完全依靠設備實現自動化和規模化生產，始終無法擺脫對勞動者的依賴。

在產業轉型的背景下，不同面料與輔料的組合，以及工藝和款式的加速更新，使設備的研發和更新難以跟上行業變化。即便能夠跟進，也往往因服裝利潤有限而缺乏市場動力。由此，在數字化與自動化不斷深入的背景下，服裝產業依然保持著勞動密集型特征。最典型的表現是，車縫環節始終高度依賴人工。在輔料生產方面，一些小眾、組合式、持續創新的產品同樣需要人工完成。據統計，每億元固定資產投資，平均可吸納932人就業，而紡織業和服裝業則分別能吸納1876人和4464人就業[15]。

這也為普通人提供了更多的創業機會。整個生產過程對勞動力的依賴，使工人具備了更高的議價能力。在服裝產業中，只有維持較高的工價才能穩定工人隊伍，從而確保工廠具備持續穩定的訂單生產能力，這也成為工廠經營水平不斷提升的關鍵。

對于工人而言，在產業轉型的背景下，勞動力密集的特性并未改變，這使他們能夠在行業內不斷積累經驗、提升技能。

在生產端，表現為訂單越來越小、波動性越來越大、完成速度越來越快，許多工廠不得不通過壓縮規模和靈活用工的方式來應對，生產模式也從以多名工人分工協作的流水線生產，逐漸轉變為由一兩名工人獨立完成整件衣服的模式。

與在大廠流水線上“從一個個工序學起”、以類似“螺絲釘”的方式參與生產和競爭不同，一兩個人合作完成整件衣服，讓工人能夠更快地鍛煉生產多種款式的能力，尤其是在訂單緊急時更為突出。那些上手快、能做整件的“夫妻檔”，往往只需一兩年就能熟練掌握不同類型、不同款式衣服的全流程制作，在市場上極受歡迎。在廣州等地的制衣村，產業形勢良好時，一個人年收入可達五六萬元，夫妻檔年收入達十幾萬元甚至二十萬元也并不罕見。

這種能力的積累不僅提高了工人的議價空間，也為后續創業打下了基礎。因為他們已掌握了多種服裝生產技能，再加上多年積累的勞動收入，從打工人轉變為創業者就更為容易。在服裝產業，尤其是制衣環節，工人——特別是夫妻檔——做上幾年后自辦家庭作坊的情況非常普遍。家庭作坊規模不斷擴大、能力持續提升，能服務更多客戶或承接更穩定的訂單，收入也隨之增長，甚至逐漸發展為品牌供應商。

從產業鏈價值分布來看，銷售商因掌握渠道而擁有更高的話語權和價值分配主導權。但在極度非標的服裝行業中，生產的時效性成為競爭優勢維系的關鍵，這也提升了工廠與家庭作坊的議價能力，并為相關創業者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這成為諸多服裝創業者的典型成長路徑。其民生性體現在：相較于銷售端，工廠與家庭作坊老板的創業門檻更低，吸納的多是資金與能力層面更為普通的創業者。

另一種成長路徑是從銷售端入手。服裝的非標性強化了市場的分散性，表現為渠道的多元化與碎片化，從而降低了創業門檻，也為從業者創造了更多機會。總體來看，我國服裝銷售渠道極為多元，包括外貿單、電商單、市場單和公司單等多種類型，不同市場容量巨大，內部細分程度高、分散度高。在服裝市場發展的上升期，充足的機會造就了大量普通創業者。

在廣州各大成衣批發市場發展的早期，創業者只需投入二三十萬元，在批發市場租下一個檔口，購買一條可掛3–5件衣服的掛鏈，一年就可能賺四五十萬元；若有兩條掛鏈，年入百萬也并非難事。

一位來自溫州農村的老板告訴我們：

“我老婆一開始是做銷售的，后來自己開了檔口。我們原本在溫州做二批，每年收入十幾萬元。2015年到沙河開檔口，一開始是做掛鏈的，側檔6條，主檔9條鏈（一般分為四家，分別是兩條、兩條、兩條和三條）。 好的位置，一條鏈要17萬元，兩條34萬元。一條鏈子可以掛四五件衣服。我們一開始只拿了兩條鏈，總投入34萬元。那時候生意特別好，年營業額1000多萬元，毛利潤300萬元。”（2025年8月13日 星期三 潘老板）

這類老板中，除少數有家底的外，大多數也是從打工做起的。他們多是在批發檔口或服裝店做銷售的年輕人，對拿貨、陳列、推爆款等有一定了解。當訂單逐漸穩定后，他們往往帶著親友一起幫忙，或自辦工廠，逐步擴大規模。這便是服裝創業者們的另一種成長路徑。

除了紡織服裝產業本身之外，服務于服裝經營者的生產性和生活性商服業，同樣為普通人提供了大量就業與發展機會。

在生產性商服業方面，大量工廠需要設備零配件、設備維修、物流服務等，這些行業普遍具有勞動力密集、門檻低、分散度高等特點，因此為普通人創造了廣泛的就業機會。這與其服務對象的特征密切相關。

以物流業為例，城中村產業以小作坊和微型工廠為主，布匹、服裝等交易呈現“多批次、小批量”的特征，單筆交易規模小但頻次高，導致物流需求高度碎片化，難以形成整車運輸的規模效應。而且運輸距離多為短途，裝卸貨和等待時間占比遠高于運輸時間，使得規模化運力無法顯著降低成本。因此，配送主要以個體運力為主——騎著小電驢運送布匹和服裝穿梭于廠店之間，是常見景象。

為了提升整體供應鏈效率，大量分工細化、規模較小的工廠和家庭作坊聚集在面輔料批發市場或服裝批發市場周邊的城中村，從而在物流與維修等方面形成了局部的規模效應。不僅如此，許多即時性的運輸服務也提高了運輸主體的議價能力。因此，個體配送者雖然經營規模有限，但利潤可觀，進一步拓寬了普通人通過這些機會實現發展的空間。

在生活性服務業方面，從業者的衣食住行又構成了另一個龐大的消費市場，同樣為普通人提供了大量就業與創業機會。生活性消費的市場規模效應更加明顯，因為服務對象不僅包括工廠老板，還包括數量龐大的產業工人，后者是主要消費群體。

不少制衣村人口超過6萬人。以廣州海珠區康鷺片區為例，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達11.96萬人，其中大多數為制衣業相關從業者。根據順為城市地圖測算，以廣州國際輕紡城為中心、1.7公里為半徑范圍內的常住人口達69.51萬人，其中54.4%為制造業人口，工廠主要集中在康鷺片區和瑞寶等制衣村。制衣從業者工作時間長、節奏快，在生產與休息間隙的消費多為就近、即時型消費，集中于工廠周邊的便利店、飯館、水果店、藥店等生活空間。

這些經營者大多選擇工廠樓下的臨街店鋪經營，服務半徑有限，但由于區域人口密集、消費頻次高，利潤依然可觀。以便利店為例，工人和老板下班或開工前常購買飲料、香煙、檳榔，夜宵時則購買煙酒——這種消費幾乎每天都在發生。由于不少工廠實行通宵生產，便利店也多為24小時營業，通常由夫妻合作經營。雖然辛苦，但門檻適中、收益穩定，在城中村，兩夫妻開一家便利店，一年賺個十幾萬甚至二十萬元并不困難。

產業鏈柔性：兼顧民生和效率

非標性并不構成紡織服裝產業實現開放性和維系民生性的唯一條件。事實上，這一產業的非標屬性在任何國家和地區都普遍存在。只是由于各國產業發展模式不同，非標屬性的發展程度和實踐樣態存在差異，平衡民生與效率的能力和方式也有所不同。

與許多國家相比，中國紡織服裝產業的非標化程度更高，而產業集中度則明顯更低。這一特征在快時尚行業，尤其是制造環節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根據咨詢機構Global Data的數據顯示，從2024年全球時尚市場份額來看，SHEIN1.53%的市場份額超越ZARA、H&M和優衣庫（Uniqlo），成為全球第三大時尚零售商，前兩名分別是耐克（2.85%）和阿迪達斯（1.79%）。SHEIN同時也是全球前十大時尚零售商中唯一的中國品牌。

與之相比，SHEIN主要依托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產業鏈與產業帶，品牌經營、平臺運營和生產管理高度分離，以多款式、多SKU為核心競爭力，產品非標化程度高，回應個性化需求的能力強。SHEIN每天上新的款式超過6000個，單個款式的數量僅100–200件，納入其供應鏈體系的工廠數量至少有6000家。

而ZARA和優衣庫等品牌更傾向于采取垂直管理模式，其從運營到面料生產的一體化程度較高，產品以基本款、大眾款為主，回應個性化需求的能力相對較弱。以ZARA為例，其每日上新款式不超過100個，單個款式的數量為500–3000件，其供應商體系包括20家自有工廠、400多家外協廠和260多家面料廠，大多為規模較大、自動化程度較高的工廠。

從行業集中度（CR5）來看，除運動裝外，我國其他品類的市場集中度均明顯低于美國和日本，其中以內衣和女裝差距最大。我國內衣CR5為 7.1%（僅為美國、日本的1/8、1/9），女裝CR5為6.3%（為美國、日本的1/3、1/6）。從龍頭份額來看，我國頭部企業的市場占有率也明顯低于國外。例如，我國童裝龍頭森馬服飾旗下的巴拉巴拉（Balabala）市場份額約5%，而美國龍頭Carter’s占11.7%，日本龍頭Shimamura占8.5%[16]。

不同發展模式并沒有明顯的好壞之分，但產業集中度和產業開放性不同，其民生屬性的維系能力也不同。比較而言，我國的發展模式在民生屬性的維系上更具有優勢，但是也被貼上品牌化能力弱，不正規等標簽。似乎民生屬性的維系和效率提升是對立的。

客觀上，先發國家的品牌化能力確實比我國要強，但中國的紡織服裝產業在產業鏈、供應鏈競爭方面的優勢是十分明顯的。這一優勢在后福特主義時期進一步被放大，形成一種基于產業鏈的柔性生產和供應能力，是中國紡織服裝發展過程中能夠兼顧民生和效率的關鍵機制。

1、產業鏈柔性的內涵和實踐形態

產業鏈柔性，是指能夠快速而經濟地應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中環境變化或由環境變化引起的不確定性的能力。從參與全球競爭的角度出發，結合當前全球產業競爭日趨白熱化的現實，其內涵在于：在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和完整產業鏈基礎上，構建具備高度韌性的產業鏈體系。

結合紡織服裝產業來看，新中國成立后，為了改造舊有的紡織工業，使其成為獨立自主、服務于新中國建設的重要產業，毛澤東主席領導下的黨中央從解決設備與原料自給入手，培養本土技術與管理人才，著力建立起新中國自己的紡織工業體系。與解放初期相比，衣被匱乏的狀況得到顯著改善——人均棉布產量從1950年的4.57米增長至1978年的11.46米；化纖產量則從幾乎為零發展到28.5萬噸。這一時期，我國基本建成了門類齊全、供應鏈完整的紡織工業體系，涵蓋棉紡織、毛紡織、麻紡織、絲綢、印染、針織、化學纖維、紡織機械等多個行業，為中國紡織工業的長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改革開放以后，“三來一補”企業迅速涌入，鄉鎮企業蓬勃發展，隨后民營企業不斷崛起，越來越多的進城農民進入紡織服裝產業。伴隨國內市場與全球市場的共同孵化，紡織服裝產業集群持續成熟，相關技術不斷突破。

以紡織工業為例，2020年中國化纖產量達到6125萬噸，占全球總產量8254萬噸的絕對主導地位。中國龍盛成為全球染料行業的唯一巨頭，年產染料30萬噸、助劑10萬噸，市場份額穩居世界首位。若將其他中國企業計算在內，中國染料產量已占全球總產量的70%以上，是全球最大的染料生產國。生產染料所需的H酸、苯胺等關鍵原料，其全球九成產能也集中在中國。印度曾嘗試自建生產線，但測算后發現成本是從中國進口的三倍，最終放棄了計劃[17]。

浙江龍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產能最大的染料供應商，是國內染料行業第一家上市公司。圖源：新華社

除少數具有高度功能性和技術壁壘的領域外[18]，我國紡織服裝產業不僅不存在根本性的“卡脖子”問題，而且憑借產業鏈的完整性與多元化，獲得了較強的話語權與自主性[19]。

紡織服裝領域的原材料、面輔料等生產與研發，往往是多元產業鏈協同發展的結果。比如，化纖產業就是化工與紡織服裝工業協同發展的產物；又如服裝中的五金件，以拉鏈為例，其制造過程涉及模具加工、織帶染色、沖壓、壓鑄、拋光、電鍍 / 噴漆等多個環節，同樣依賴多元產業鏈的協同運作。這正體現了工業體系多元且完整的意義。

也正因為如此，即便大量品牌和渠道（主要集中在歐美市場）掌握在歐美等國家手中，盡管關稅壁壘等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國紡織服裝產業的發展，但并不能對我國產業構成根本沖擊，因為全球產業鏈仍無法擺脫對中國的依賴。

從市場需求出發，產業鏈柔性的內涵在于：能夠以更快的速度、更好的質量、更低的成本生產不同規模、不同品類的紡織服裝產品。即具備“多快好省”與“少快好省”的能力。其中，“多快好省”可分為數量層面和品類層面兩種，其最極致的體現是“品類多、訂單少”同時還能做到“快好省”。這種能力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是企業層面，二是產業整體層面。

從企業層面看，數量層面的“多快好省”和“少快好省”相對容易實現。前者可通過擴大規模、提升自動化與數字化水平來達成；后者則可通過壓縮規模、轉向家庭作坊式生產來實現。

紡織服裝行業，尤其是服裝行業，具有顯著的季節性，同一企業在淡旺季之間的訂單數量差異巨大，因此企業必須嚴格控制規模，這也限制了企業獨自應對大規模訂單的能力。但通過與外協廠的緊密合作，這一問題往往能夠得到有效緩解。在企業數量充足、結構多樣的情況下，不同企業間閑置設備和勞動力的靈活組合，極大提升了應對不同規模訂單的能力。這種柔性，許多國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實現。

更具挑戰的是——訂單數量少、品類多，同時還要做到“快好省”，即前文所述的“小單快返”模式，還需應對淡旺季的訂單波動。

從企業出發，實現這一模式的策略是多樣的。最典型的代表是SHEIN。它依托消費互聯網和供應鏈系統管理能力，將碎片化需求與不同工廠的多品類、多規模訂單生產能力進行整合，實現高效對接，從而破解了“小單快返”的難題。其局限在于，大量小微企業對平臺形成高度依附，許多企業因此面臨規模擴大后“剛性化”的問題。因此，這一模式具有一定局限性，主要適用于跨境電商領域。

另一種模式是康鷺片區模式，主要面向國內線下檔口與國內電商市場。在沒有平臺集中組織分散工廠與銷售者的情況下，依托中大紡織城的區位優勢與產業集群基礎，眾多檔口與直播電商直接對接大量小微工廠與家庭作坊。一方面，大量分散的、不同規模、不同品類、不同質量要求的檔口單與電商單，以高頻測試單與緊急返單為主，集中在康鷺片區；另一方面，從事不同環節、不同工藝、不同規模的眾多工廠（以車縫廠與家庭作坊為主）也集中于此。

一般而言，檔口或電商的穩定訂單可根據自身需求整合一兩個主要工廠，并與相關工序廠、工藝廠協作完成。由于訂單整體小而分散，工廠規模普遍較小（以200平方米為主），固定工人較少（多在5人以內），生產能力相對單一，難以獨立應對大規模返單、淡旺季及促銷季的訂單波動。

為應對訂單的突然增加，一方面需要不同工藝、工序的工廠之間保持充分合作，同類型工廠之間通過閑置勞動力和設備的靈活組合實現高效協同；另一方面，工廠必須采取靈活用工的方式。訂單波動越大，工廠規模越小，外協合作與靈活用工就越顯重要。尤其在旺季或促銷季，幾乎所有工廠都處于滿負荷運轉狀態，靈活用工成為主要的應對手段。

由于這種即時性需求極大，在康鷺片區逐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以日結工為主體的勞動力市場，主要通過“站街招工”和“即時招工”的方式進行，成為這一地區產業鏈柔性的重要支撐。

康鷺村內的尋找客戶的廣告。圖：作者拍攝

這一模式代表了產業轉型背景下我國產業鏈柔性的一種實踐，尤其適用于非標化程度較高且持續提升的快時尚產業。根據不同類型訂單的完成需求，其他地區同樣會形成類似“小單快返”的能力，只是在訂單規模、多樣性、標準化程度、反應速度以及產業組織模式等方面存在差異。

在廣州，由于與中大面輔料市場的距離差異，以及土地空間形態、價格等因素的不同，形成了可完成不同類型訂單的制衣村體系，與檔口單、品牌單、（跨境）電商單和外貿單等相互匹配。總體來看，廣州城中村制衣廠在不同產業空間中因區位差異而形成了不同的運轉模式，大體可分為三個梯度：

第一梯隊以康鷺片區為代表，主要以“小單快返”模式為主，承接規模較小的測試單和緊急訂單，交貨周期長則2–3天，短則半天甚至一晚即可出貨。工人以臨時雇工為主，上手快、強度大、節奏緊，工資水平較高，月收入1.5萬元以上的情況十分普遍。

第二梯隊以華洲街道龍潭、土華等地為代表，出貨周期相對較長，長則一周以上，短則3–5天，訂單規模相對更大，以不那么緊急的返單為主。工人結構以長期工為主，兼有部分臨時工。

第三梯隊以番禺區洛浦街道、南村鎮等地為代表，生產周期更長，長則一個月，短則一周，經營規模和訂單體量均大于第二梯隊，主要承接公司單和外貿單。用工方面以長期工為主，占比達80%–90%。

從全國范圍來看，由于區位條件、資源稟賦和工業化起點的不同，各地在不同品類的生產領域形成了各自的比較優勢，進而構建出特定的產業集群。按區域劃分：廣東廣州主要擅長快時尚女裝，東莞以毛織產品為主；福建晉江以運動鞋服見長；浙江杭州以杭派女裝為主打，湖州主攻童裝；江蘇平湖以羽絨服為主。根據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2022年發布的數據，全國與中國紡聯建立試點共建關系的紡織服裝產業集群地區共有202 個。

不同區域的產業集群，以及同一區域內面向不同市場的多元發展模式的充分成長，不僅持續擴大了紡織服裝市場規模，也使得整個行業的市場結構更加寬幅化與縱深化。這一體系共同托舉了專業批發市場與電商平臺的運行，同時推動了上游基礎工業的發展，最終催生出一個極為復雜而龐大的產業森林體系，構成了整體層面的產業鏈柔性。

2、產業鏈柔性何以兼顧民生與效率

產業鏈柔性，本身就構成我國紡織服裝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是我國紡織服裝產業能夠兼顧民生和效率的關鍵，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高度分散但高度組織化

分散經營但協作能力強，是產業鏈柔性實現的重要機制，也是產業發展能夠兼顧民生和效率的重要機制。結合服裝制造的實踐來看，在具體的產業競爭實踐中，企業規模小，但是產業鏈上不同環節企業和不同規模企業的協作能力強，是產業鏈柔性實現的重要機制。這一點在康鷺片區表現得最為明顯。為了提升產業鏈柔性，不同環節都進行了極致的細分，這有助于工廠提升專業化能力和靈活性，但是卻帶來了組織問題，即如果組織成本過高，必然會影響到整個產業鏈運行的效率。

結合實踐來看，這些分散的工廠卻能夠高效協作，其一是因為空間的高度臨近。這些企業不僅積聚在康鷺這個城中村，而且會根據生產的需要，在大大小小的街巷基于訂單快速完成的需要，形成一個個不同環節工廠高度臨近的小微生產單元。

其二是因為這些企業組織之間還有諸多社會關聯，降低組織成本。在企業組織內部或者產業工人內部，家庭是最基本的組織單元。親戚帶親戚，老鄉帶老鄉，分布在不同環節，共同協作完成訂單。這些都構成組織成本和交易成本降低的社會機制。

其三是因為企業數量足夠多，選擇空間大，在扎穩腳跟之后，工廠能夠根據自身需要篩選適合的合作伙伴，提升協作效率。而且產業積聚的優勢吸引了大量波動且緊急的訂單，塑造了一種整體的穩定，為不同工廠篩選工廠、長期磨合、提高協作能力奠定基礎。這背后還需依靠踐行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城中村，提供大量可供選擇的、適配的空間。

在以康鷺片區為代表的城中村，農民工以家庭為基本單元，依托家庭經營和家庭組織與工廠老板對接，以計件為主。而工廠老板很多都是夫妻合力打工賺了第一桶金，然后開始開制衣廠。在創業的過程中，一開始都是依靠親戚、朋友和老鄉解決初始的招工和用工問題。在管理生產方面，大多是以家庭為基本單元的長期工和臨時工，他們也大多是夫妻或者家人、朋友合力做整件，采取的是計件制。

在工廠內部，組織的基本單元進一步縮小為一個個小家庭。這意味著，無論是打工還是創業，其底層邏輯都是為自己干，為自己的家庭干，在家庭的組織下完成工作，基本上沒有管理成本，最多就是兩口子吵個架，床頭打架床尾和，很快也就好了。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還很好地應對了沖擊。依托家庭經營，一般是女性管生產、管錢，男性主要負責外出招工找訂單，維系客戶關系，實現低成本、高效的穩定經營。有工廠老板告訴我們，只有這樣才能夠守住財，應對消費風險和陷阱。陪客戶吃飯喝酒，很多是在一些娛樂場所消費，如果不是老婆管錢，很容易犯錯。

等到生意做好了，他們也會介紹自己的親戚、朋友和老鄉，從事一些相關的工序或者工藝，或者也來開制衣廠，合作完成訂單，或者在客戶的組織下，和周邊的工廠一起組成一個臨時的流水線。一開始找親戚、朋友、老鄉合作，或者通過他們進入到這個行業，可以降低試錯成本。

更關鍵的是，因為距離近，面輔料通過小電驢快速在各個工廠之間穿梭，一件衣服快速被生產出來。每一個環節的工廠只需要專心做自己擅長的事情，不同制衣廠之間也能夠分享彼此閑置的設備和勞動力。而且康鷺內部的工廠數量非常多，他們之間也會相互選擇和篩選，找到合作最好、匹配度最高的工廠，組成一個相對穩定的沒有圍墻的工廠。康鷺內部也有一個淘汰機制和篩選機制，家庭經營能力強、能和客戶對接、能和其他工廠合作好、講信用、有能力的被留下來。他們在這里長期經營，相處和互動多了，也就成為了熟人，信任和默契逐漸增長。

這種形式上分散，但是實質上合作緊密、組織成本低且高度靈活的組織形態，一方面降低了普通人的創業成本，也讓普通人能夠依托自己的家庭和社會資本，依托自己的勞動和經營琢磨，不斷提升市場競爭能力，獲得發展機會；

另一方面，也實現了整個產業鏈的高效運轉和靈活性，讓制造端擁有了靈活應對訂單波動、碎片化的能力。

（2）一個無比龐大的B端市場

非標性和開放性引發的分散化經營，全世界最大的B端市場，創造了一種新的產業升級路徑，是產業發展兼顧民生和效率的底座。這一點首先表現在銷售端。市場規模巨大，內部細分市場可以不斷挖掘，再加上經營者的分散化和人口大國的基本國情等，塑造了一個數量龐大的企業群體。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顯示，2023年末，與紡織服裝制造、批發零售相關的企業共有174.8萬家，其中批發零售是大頭。

全國批發和零售業企業法人單位1019.7萬個，從事批發業占比54.0%（約551.0萬個單位），零售業占比46.0%（約468.8萬個單位），其中紡織服裝及家庭用品批發的企業法人單位為79.5萬個，從事批發零售的為60.1萬個。實際上并不止這些，因為很多企業并未納入統計。天眼查專業版數據顯示：經營范圍含“紡織、服飾、服裝”的批發、零售類企業高達844萬家[20]。

如此龐大的企業主體，是產業非標性和經營分散化的最好證明，在全世界范圍內也獨一無二。它們的存在托舉了線下專業批發市場的發展，也支撐了平臺經濟的繁榮。僅廣州市的存量紡織服裝專業市場就有192家，居全國首位。其中，經營規模前60家的市場合計經營面積達440萬平方米，占全市紡織服裝專業市場經營面積總和的九成，平均單個市場面積約7.35萬平方米。而紡織服裝從業者的分散性、龐大的數量及其豐富的盈利機會，使得批發市場物業具備持續盈利能力，一個又一個批發市場得以不斷建設和擴張。

面輔料批發市場與成衣批發市場的意義不同。面輔料市場的存在，匯聚了最廣泛的面輔料品類，為服裝公司和成衣批發商提供更多選擇，降低決策與采購成本，也促使具有研發能力的成衣批發商（“一批”）在周邊集聚。中大紡織城作為全球最大的面輔料市場，幾乎匯聚了全球最前沿、最多元的面輔料，這一格局是經過數十年逐步形成的。

當然，這背后也離不開大量從事成衣批發企業的支撐。兩者共同構成整個產業集群與產業生態的靈魂與核心，也是我國紡織服裝產業集群競爭力的關鍵所在。

其底層邏輯在于產業的非標性與分散性，與我國龐大而多元化的國內市場相結合，再疊加中國作為全球紡織服裝出口第一大國的地位，決定了我國紡織服裝產業的細分領域極其豐富，而且每一個細分領域都擁有巨大的市場空間。由于眾多分散企業主體的充分參與與充分競爭，各細分領域被深度挖掘。一方面，提升了整個市場的流通量；另一方面，也強化了面輔料與款式研發的多元性。

在這些專業市場中，無論是原創類的設計研發，還是抄版后進行改版的設計研發，不一定是最前沿的，但卻是全世界最豐富、最接地氣的。因為分散的一批市場從業者，直接與大量“二批”面對面接觸——他們來自全國乃至全球各地。做得好的商家往往能接觸到最多的零售從業者，了解各地區消費者在本季度的整體偏好。服務于“二批”的需求，開發針對性產品，或者根據“二批”的反饋，將市面上最新、最前沿、最熱門的版式、面輔料、顏色等，與“二批”的市場需求相結合，轉化為符合各地消費者偏好的產品，從而提升設計研發的社會化程度。

為了更好地服務“二批”及各地消費者，整個批發市場逐漸形成了先測款、爆款再返單的運營模式，進一步提升了設計研發的社會化與民主化。整個市場回應需求的能力顯著增強，這也是降低庫存和實現成本控制的核心機制。批發市場的從業主體中，具有研發能力的“一批”和擅長抄版的“一批”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前者研發新品，后者在推動產品社會化的同時提升其流通性，使其迅速成為市場熱銷款。借助整個市場體系完成市場教育，形成整體流行趨勢。由于前者主要對接品牌公司，后者則面向“白牌”零售市場，兩者之間并不沖突，而是相互支撐、相互成就。

廣州也因此成為了全國甚至全球紡織服裝發展的中心，這離不開各大成衣批發市場和面輔料批發市場的檔口老板們。他們積聚在一起，苦心經營，相互學習，充分競爭，構成了一個強大的研發和市場需求回應體系，也有一些品牌從中脫穎而出[21]。

平臺經濟的發展，同樣是在分散且眾多的批發零售者的參與下成長起來的，紡織服裝的貢獻尤為突出。在諸多電商平臺中，服裝始終是最大的類目。可以說，我國電商的快速發展，包括跨境電商的迅猛崛起，都離不開服裝產業從業者的積極參與。淘寶服飾公布的數據顯示，淘寶服飾擁有超300萬動銷商家，超1億動銷商品，每年新開店商家約200萬[22]。

這一方面是因為紡織服裝作為生活必需品，具有高復購率和快速迭代的特性，完美匹配了電商“流量—轉化—復購”的運營模型；另一方面，正是由于非標性與快速變化的時尚特征，不斷涌現出打造爆款和發家致富的機會。大量懂電腦的年輕人和傳統檔口老板不斷涌入，成為流量持續增長、規則不斷完善的主要推動者。

這也離不開成衣批發市場老板們的托舉。在廣州，潮汕人，尤其是普寧的年輕人（當地服裝產業較為發達，許多人早年就在廣州開設批發檔口），最早進入電商領域。門檻低至只需3–5千元的初始投入：買一臺二手電腦，大多采取“炒貨”模式（線下批發市場檔口老板將自己的版式上傳至統一平臺，電商從業者只需選擇圖片，有顧客下單后，要么自己前往沙河等檔口拿貨發貨，要么由檔口老板代發）。

一旦出現爆款，就可能逐步擴大規模，增加店鋪數量。平臺在發展初期為引流，對這些炒貨電商非常友好，甚至包容“刷單”等非正規操作，不少年輕人因此獲得了大量發展機會。不同平臺的發展，帶來了多輪新機遇。在增量市場時代，新的發展機會不斷被創造出來。“炒貨電商—備貨電商—具有開發能力的電商”，構成了大多數電商的成長路徑。他們中有不少人失敗，也有不少人實現躍升，不斷有新人涌入，共同托舉著平臺的持續發展。

在生產端，這個B端市場也支撐了其他產業的發展，例如數字化服務商和設備制造業，最典型的便是縫紉設備產業。一方面體現在新設備的銷售與研發，另一方面則是二手設備市場的繁榮。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8年，廣東從事縫制設備產業的廠家和經銷商數量約2000家。廣州地區的縫制產業以銷售為主，在各服裝生產集中區已形成多個縫制設備專業市場，如海珠區的天雄恒業機電城、后滘針車一條街，白云區的小坪針車城、棠溪針車城，荔灣區的光復路針車一條街，以及增城的新塘等地。同時，廣州也涌現出江南、鴻昌、南天、豐瑋等一大批全國知名經銷商。其中，江南針車公司2018年單個縫紉機品牌銷售額超億元，在該品牌的全球經銷商中名列前茅[23]。

作為服裝加工的重鎮，東莞對縫制設備的需求無疑是最大的。據統計，東莞現有縫制設備經銷商500多家，主要分布在虎門鎮、厚街鎮、石排鎮、萬江區及東城區[24]。

二手（三手）設備市場的發達同樣具有重要意義。服裝行業作為門檻低、人員流動快的行業，二手設備的普及為創業者提供了低成本進入的便利。廠房與設備一并流轉的情況十分普遍，價格從幾百到上萬元不等。在康鷺等制衣業產業集群，大量一、二手設備高度集中，相關設備維修服務需求多元且密集，有助于整體維修能力的提升。

粗略估計，該片區設備數量超過20萬臺，共有十多家維修店，其中不少提供24小時上門服務，能夠精準解決問題，提高生產的時效性。維修人員同時也兼任經銷商，通過提供及時高效的服務獲取更多客戶，提高客戶粘性，并將前沿及大眾需求反饋給設備制造商，進一步推動設備行業的發展。

結語

紡織服裝產業作為民生產業，在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不僅民生屬性得以維系，而且產業競爭力不斷提升。這與服裝產業的非標性有關，更與我國產業發展模式有關。與產業標準化程度不斷提升，或者在有限的非標化基礎上不斷擴大企業規模和產業集中度、提升巨頭企業品牌化能力的這一發展模式不同，我國在紡織服裝產業發展過程中，將產業的非標性和產業組織的分散化發揮到了極致。這降低了普通人參與產業發展的門檻，提升了產業發展的開放性，為大量農民工提供了就業和發展機會。

同時，依托產業集群的發展，提高了產業鏈上分散的小微企業的組織和協作能力，“小而散”的問題轉化為個體企業與產業鏈整體的靈活性，適應了以個性化和多元化為導向的整體產業轉型。不僅如此，依托我國這個規模最大且最為多元的市場，眾多“小而散”的經營主體，促成了我國最大的B端市場，推動了我國專業批發市場和平臺經濟的發展，也成為我國產業鏈完整性和多元性實現的重要支撐。

在紡織服裝產業中，已經形成了一個無比龐大、無比豐富，主要由普通大眾和小微企業托舉和支撐的“產業森林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走出了一條不同的發展路徑——一條符合我國作為人口大國、作為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國情的產業發展路徑。

在這一過程中，也存在不少問題。例如，非正規經營普遍存在，導致治理難度較大；產業貢獻與治理負擔分布不均衡；知識產權保護不足；品牌化能力較弱等。總體來看，這些問題是紡織服裝產業在兼容民生性與發展性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客觀問題，也是產業漸進發展必然經歷的階段性挑戰。依托產業鏈柔性和整個產業森林體系，許多問題——例如品牌化問題——將會被逐步解決。

可以預見，隨著國內市場質量的提升、國力的增強，以及企業品牌經營創新與經驗的積累，一定會有更多企業從這一產業森林體系中成長出來。以安踏為代表的品牌企業已經走出了一條不同的發展道路，這離不開整個產業森林體系的支撐。

這同時也意味著，我們要以更加包容的態度，面對產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內生的、為兼顧民生性與發展性所必須面對的階段性問題。圍繞產業鏈柔性實現的需求，建立跨區域的產業鏈聯合治理體系，探索兼顧民生性與發展性的治理方案，顯得尤為必要。

*參考資料：

[1]康鷺片區總建筑物為5005棟，其中住宅4336棟，幾乎每一棟樓一層都是以經營餐飲、便利店等的商戶為主，根據建筑物面積不同入住商戶1-3戶不等，只有少部分用于加工紐扣和繡花等工藝，因此保守估計康鷺從事生產和生活性服務業的經營主體有5000多家，從業人員按照每家2-3人來測算，也有上萬人，制衣業從業人員和相關服務業從業人員的比例為10:1。

[2]https://k.sina.com.cn/article_2131593523_7f0d893302001edru.html

[3]https://gxj.gz.gov.cn/zw/zfxxgkml/xxgkml/rddbjyhzxta/content/post_8470102.html

[4]據統計，我國有800萬餐館，600萬為夫妻店，按照城鎮化人口/總的餐館數量粗略測算，每個店的消費人數為100人。廣州的數據側面證明了這一點“至2023年底，全市餐飲門店總數達24萬家”，每萬人擁有餐廳近100家。http://news.winshang.com/html/072/3412.html

[5]據統計，2021、2020、2019年海珠全區生產的服裝產量分別是548萬件、329萬件、379萬件，而番禺的服裝產量分別是5861萬件、6216萬和7552萬，增城的服裝產品分別是1.87億、1.44億和1.88億。此外，這三年海珠的規上工業企業里的服裝企業數量分別是7家、6家和5家，而番禺分別是82家、92家和73家，同期增城的數據是250多家。這類數據存在偏差的一個核心原因是越是核心區，工廠規模越小，不納入統計的部分占比更多。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30905843782.html?ref=laborfact.com

[6]按照100人供養一個餐館算，就有30萬個餐館，每個餐館3個人，就有90萬人。便利店2萬個，一個便利單3個人，就有6萬人。再加上水果和蔬菜市場，藥店等相關從業者，從事租房服務的二手房東，店鋪裝修人員，二手電器和設備銷售人員等等，保守估計有300萬。

[7]https://gaokao.chsi.com.cn/gkxx/zybk/201612/20161220/1574727024.html

[8]石獅市的紡織生產能力也走在全國前列。全市共有印染、水洗企業60家，年印染產能45億米，實際年產量30億米左右，主要為服裝面料，占全國布類染整產量6%左右，占服裝面料染整產量10%左右。現有三大印染集控區采取污水集中處理方式，處理能力達27萬噸/日。現有規上紡織企業66家，按生產工藝可分為梭織和針織，每年有3000多種新型面料新品問世。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9873994968542486&wfr=spider&for=pc

[9]“品種”本身就存在模糊性，是按成分、織法、工藝、顏色、還是圖案來劃分？例如，同一款提花面料，更換不同顏色的紗線就可以產生數十上百種SKU。如果將每一種顏色或微小工藝變化都算作一個獨立品種，其總量將是一個天文數字。我們在中大紡織商圈走訪時發現，一個店里面一種放在腰帶上的金屬配飾就有上萬個樣式。因此，“10萬種”更可能是一個基于大類和主要風格的宏觀估算。

[10]現在很多服裝公司基本上每周甚至每天都要出新款，一般開10多個版，從中選1-2個版，一年要出300多個新款。

[11]中國聯通：5G+工業互聯網重點行業白皮書，第47頁。

[12]https://www.digitaling.com/articles/341424.html

[13]https://finance.sina.cn/2023-03-30/detail-imynrnhh7967254.d.html

[14]https://www.sohu.com/a/396650267_655928

[15]https://m.huxiu.com/article/126156.html

[16]https://finance.sina.com.cn/stock/ttyb/2019-01-30/doc-ihqfskcp1637507.shtml

[17]https://mp.weixin.qq.com/s/nasZ6krOUERMGFGWDFwTYA

[18]自動絡筒機中的電子清紗器、化纖機械的高速卷繞頭、織造裝備中的高速高精度電子羅拉等。在國防、軍工或重要民生領域亟需的高性能纖維成型及織造裝備還存在卡脖子問題。https://info.texnet.com.cn/detail-967852.html

[19]即林雪萍老師強調的產業鏈的鏈接力和控制力。參見《供應鏈攻防戰》。

[20]https://www.prnasia.com/lightnews/lightnews-1-102-24915.shtml

[21]這里還需要提一句：他們的最新研發以最快的速度上架，在市場上快速流通，離不開以康鷺為代表的一個個分散的，規模小但能夠專門服務他們的小工廠的托舉。雖然他們中一部分公司有自己的工廠，但是因為訂單的波動性和多元性等原因，工廠能夠覆蓋的需求也是有限的，大部分生產還是要依托以康鷺為代表的制衣產業集群中大大小小分工合作的工廠和家庭作坊，尤其是緊急的測試單。

[22]https://m.ebrun.com/525429.html

[23]http://www.gdsewing.org/news_show.php?id=153

[24]https://mp.weixin.qq.com/s/195fPbNrD-M7k_mtAwy1QA

★本文作者：李婷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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