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張雪峰解禁復播，看文科“逆襲”之路

當 #張雪峰解禁復播后稱文科大有可為# 的話題登上熱搜，輿論場再次掀起對這位 “高考志愿指導頂流” 的熱議。不同于以往直言不諱的 “專業勸退” 風格，如今的張雪峰用一句 “文科大有可為” 完成了公眾視野中的形象轉向，而這背后，是他多年來作為 “教育信息破壁人” 的復雜處境，以及現實語境下必然的選擇。

回溯張雪峰爭議的核心，本質上是他用最直白的 “功利化視角”，撕開了教育與就業市場中層層包裹的 “溫情面紗”，客觀上撬動了長期固化的利益格局。首當其沖的，是那些依托 “弱勢” 專業生存的學術群體 —— 部分以冷門學科為立校之本的院校、依賴傳統專業編制的院系，以及深耕其中的教師團隊。在張雪峰的 “專業科普” 里，“生物工程 = 天坑”“歷史學就業窄” 等直白表述，直接戳中了這些專業招生難、就業對口率低的痛點。以往靠著 “學科底蘊”“學術情懷” 吸引考生的宣傳策略，在 “畢業即失業” 的現實焦慮面前不堪一擊，隨之而來的是相關院校招生指標下滑、專業發展遇阻，這部分群體對張雪峰的抵觸可想而知。

更被觸動利益的，是那些處于 “夕陽” 產業的企業。在互聯網、新能源等新興行業搶占人才市場的當下，傳統制造業、部分服務業等 “夕陽” 產業本就面臨人才吸引力不足的困境，而張雪峰的存在，相當于給考生和家長提前 “劃了紅線”—— 明確告知哪些行業薪資低、發展空間小、職業天花板低。這直接導致這些企業原本依賴的 “信息差” 優勢消失，再也無法輕松招攬到優質且廉價的應屆畢業生。以往，許多考生因對行業前景不了解，誤打誤撞進入 “夕陽” 產業，成為企業穩定的勞動力來源；而張雪峰的科普，讓考生有了更清晰的選擇方向，紛紛轉向更有潛力的行業，“夕陽” 產業的人才困境進一步加劇，自然將張雪峰視為 “眼中釘”。

此外，那些靠 “講故事”“談情懷” 制造信息差，收割年輕人青春的單位，也被張雪峰的言論擊中要害。這類單位往往不注重實際薪資待遇和職業發展，而是用 “理想”“奉獻”“未來前景” 等虛無縹緲的概念，吸引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前來 “廉價打工”。比如部分初創公司、非盈利組織，甚至一些體制內的邊緣崗位，靠著信息不對稱，讓年輕人誤以為 “熬一熬就能有未來”，實則消耗著他們的時間與精力。張雪峰則直接戳破了這種 “情懷泡沫”，告訴年輕人 “先談生存，再談理想”“薪資是衡量崗位價值的重要標準”，這無疑斷了這類單位 “低成本招兵買馬” 的路子，自然引發他們的不滿。

更具爭議的是，張雪峰在科普專業時，還順帶揭露了就業市場中的人情關系潛規則。他曾直言 “某些專業就業要看家庭背景”“沒有資源的普通家庭孩子，盡量避開需要‘拼關系’的行業”，這些言論雖然刺耳，卻道出了許多普通家庭的現實困境。在以往的就業宣傳中，“公平競爭”“能力至上” 是主流話語，而張雪峰將 “人情關系” 這一 “潛規則” 擺上臺面，不僅打破了部分單位營造的 “公平假象”，也讓普通家庭的考生有了更清醒的認知 —— 避免在 “拼關系” 的賽道上做無用功。但這一行為，也觸及了那些依賴人情關系維持運轉的行業和單位的利益，他們既不愿被揭露 “潛規則”，更擔心因此失去普通家庭的勞動力供給。

不可否認，張雪峰自身確實存在局限性。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六七年前他曾向考生推薦土木專業，而隨著房地產行業的下行，土木專業如今已成為許多人眼中的 “冷門專業”。這一 “翻車” 案例，也證明他的觀點并非絕對正確，受限于時代發展和行業變化，其信息也存在一定的滯后性。但即便如此，稍有社會常識的人都能意識到，在信息繁雜、利益交織的社交媒體時代，張雪峰提供的信息含金量依然超過 80%。相比于高中班主任 —— 受限于學校合作院校、升學率等利益考量，往往傾向于推薦特定院校或專業；也不同于高校招生組 —— 以 “招到學生” 為首要目標，很少主動提及專業就業風險，張雪峰的信息雖然功利，卻更貼近就業市場的真實情況，客觀上彌補了不同階層學生之間的信息差距。對于普通家庭的孩子而言，他的建議如同 “避雷指南”，幫助他們在高考志愿填報這一人生關鍵節點上，避免因信息不對稱而做出錯誤選擇。

如今，張雪峰口風 180° 轉向，從 “勸退弱勢專業” 到 “稱文科大有可為”，看似突兀，實則在情理之中。正如古天樂在電影《黑社會》中的經典臺詞 “出來混，遲早要還的”，在當下的輿論環境和現實語境中，張雪峰的改口，更像是一種 “順勢而為” 的信號 —— 他在用行動證明，自己并非只會 “唱衰”“勸退”，也可以談積極、談陽光、談正能量。這種轉變，既是對當下社會倡導 “多元發展”“重視文科價值” 的呼應，也是他作為公眾人物，在經歷爭議與沉寂后，對自身定位的重新調整。畢竟，在復雜的現實環境中，一味地 “破局” 可能會遭遇更多阻力，而適當的 “順勢”，才能讓自己的聲音繼續存在，進而持續發揮信息科普的價值。

從 “破局者” 到 “順勢者”，張雪峰的轉變背后，是教育與就業市場的復雜博弈，也是公眾人物在現實語境下的必然選擇。無論如何，他曾經帶來的 “信息破壁” 價值，依然值得肯定；而如今的 “正能量轉向”，也或許能為教育科普帶來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