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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我相當榮幸地離了婚,在離婚的現場我和我的妻子接了一個很長的吻,差不多就有火車那么長。那一天風和日麗,一草一木都像是為我們的離婚搭起來的布景,這樣的日子不離婚真是糟蹋了。那時的人們普遍熱衷于離婚,最時髦的一句話是這樣說的,離婚是現代人的現代性。這話多出色。正如馬季先生推銷張弓酒所說的那樣:不好,我能向你推薦嗎?現代性是什么?我不知道。不知道就沉默,這樣一來就連我的沉默也帶上現代性了。這在大多數人的眼里絕對是一件望塵莫及的事。
離婚之前我們活得很擁擠,更糟糕的是,我們有些“歲月感”,真正的生活似乎是不應該帶有歲月感的。我們便學會用“距離”和“批判”這兩種方式來審核生活了。距離,還有批判,這一來第一個遭到毀滅的只能是婚姻。在這樣的精神背景底下我認識了我的“小九九”,而我妻子也出了問題,她和她的小老板對視的時候目光再也不垂直了,多了一種角度,既像責備,又像崇敬,簡直是美不勝收。我們結婚之后妻子就再也沒有用這樣動人的目光凝視我了。不過我和我的妻子說好了的,周二、周四和周六在家里恩愛,其余的晚上則各得其所。也就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沒有多久我就發現妻徹底不對勁了,她走路時腦袋居然又歪過去了。她的那一套程序我熟,她走路時腦袋歪過去就說明她和小老板已經愛出“毛病”來了。“毛病”是妻子的私人話語。它表明了一種至上境界。可是我沉得住氣,盡管我也有“小九九”,我還是希望見到這樣一種局面:不是我,而是妻子對不住婚姻與愛情。誰不指望既當婊子又立牌坊呢?等我有了妻子的把柄,我會以一種寬容的姿態和她攤牌的。然而,妻子迫不及待。她在一個周末的晚上伸起了懶腰,打著哈欠對我說,怎么越來越想做少女呢?這話很露骨了。她在用露出來的骨頭敲我的邊鼓。我想還是快刀斬亂麻吧,與其她裝沉痛,不如我來。我臉上的皺紋多,沉痛起來有深度。我點上煙,說,我們還是尊重一下現代性吧。妻子聽懂了我的哲學語氣,然而,她憑借一種超常的直覺直接破譯了哲學,妻說:“你不是想和我離婚吧?”我說:“是。”妻子便哭了。妻在當天晚上哭得真美啊,淚光點點的,就該那林妹妹服用了冷香丸之后又受了屈似的。你要是看到了肯定會憐香惜玉。女人遂了心愿之后哭起來怎么就那么迷人呢?連身姿都那么裊娜。我走上去,擁住了她,妻說:“你不要碰我,我不要你管。”
后來我們便離掉了。離婚的時候我們手拉手,膩歪歪的就像初戀。我們把這個愛情故事演到最后一刻,連離婚辦理員都感動了。她用一句俚語為我們的婚姻做了最后的總結。她說,唉,恩愛夫妻不到終啊!
和妻子一分手我就給我的小九九打去了電話,我大聲說,快點來,到我這里來掉頭發!我的“小九九”在愉快的時候總是掉頭發,弄得我常為這個細節懊惱又緊張。可在那個下午我的“小九九”一根頭發也沒有掉。我都懷疑她過去是故意的了。她這個人就喜歡在別人的生活里頭制造蛛絲馬跡。果然不錯,當天下午我的“小九九”懶洋洋的,不像過去。但那個下午從容得就像婚姻。我的“小九九”賭氣地說:“一點氣氛都沒有。”
她的“氣氛”指的是緊張。我不知道故意設定緊張再人為地消解緊張是不是現代性。這是學問,需要研究。我就覺得我這個婚離得太平庸了,沒有距離,沒有批判,一點異峰突起都沒有。
——這些都是舊話嘍。
我現在在火車上。火車以每小時八十公里的速度奔向我的前妻。上車之前我又一次體驗到榮幸的滋味,我要復婚了。聽明白沒有,不是結婚,也不是再結婚,是復婚。這里頭太復雜了。火車每小時八十公里,它歸心似箭。我的心情棒極了,長滿了羽毛,撲愣撲愣的。我現在依然不知道婚姻是什么,現代性是什么,然而,既然結婚的心情像小鳥,復婚的心情就不可能不長羽毛。光禿禿的心情怎么能每小時八十公里呢?
離婚使我們的“距離”與“批判”失卻了參照,為了現代性,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把扔掉的東西再揀回來。這多好!復婚吧,兄弟們、姐妹們,老少爺兒們。揀起羽毛,把它插到心情上去。
現在正是夜晚,我的火車融入了夜色。只有一排修長的、筆直而又明亮的窗口在風中飛奔。火車夾在兩瓣鐵軌的中間,往黑暗里沖,鐵軌'咣啷咣啷'的,真令人心花怒放。眼下正是三月,火車里空空蕩蕩,火車駛過一座鐵橋的時候整個車身都發出空洞的呼應,像懸浮。我努力把火車想象成天堂,事實上,天堂在夜色之中絕對就是一列火車。火車送我們到黎明,終點站不可能不是天剛放亮的樣子。
我的口袋里揣著妻子的信。信上只有一句話:丈夫,來,和你的妻子結婚。
多么美妙的十個字。它是漢語世界里有關婚姻的最偉大的詩篇。
而它就取材于我們的生活,它是我們基礎生活的一個側面。我把這十個字默誦了一千遍,享受生活現在就成了享受語言。我想對我的妻子說,我來了,每小時八十公里。
但是我并沒有飛。我坐在軟席上,寂然不動,手里夾了一根煙。我把這四年的生活又梳理了一遍,它們讓我傷心。距離,還有批判,是我們對自身的苛求,并不涉及其它。所有的難處都可以歸結到這么一點:我們厭倦了自我重復,我們無法產生對自己的不可企及。這句話怎么才能說得家常一點呢?還是回到婚姻上來,當我們否定了自我的時候,我們,我,用離婚做了一次替代。我想我的妻子也是這樣。我們金蟬脫殼,拿生命的環節誤作自我革新與自我出逃。婚姻永遠是現代人的替罪羊。
我還想起了我的小九九,她差不多就在我離婚的時候離開了我。她給我只留下了這樣一句話:我不想和你結婚,我不想用大米飯作零食。
她怎么就這么深刻呢?
不過這四年里頭總算有一個溫柔的插曲,我在南方的沿海城市邂逅了我的妻子。我們擦肩而過,卻又回過了頭來。我的妻子戴了一副大墨鏡,她說:“哎,這不是你么?”她摘下墨鏡,我激動得發瘋,大聲說:“嗨,是你,都不像她了!”
聽出來沒有?好丈夫永遠是“你”,而好妻子則永遠是“她”。
我的妻子變漂亮了,從頭到腳都是無邊風月。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兩件事合到一塊去了,你說人能夠不爆炸么?我們把自己關在飯店里,三十個小時都沒出門。
妻望著我,這么多年過去了,她瞳孔里頭光芒越來越像少女了。妻感染了我。我們歪在枕頭上,執手相看淚眼。他媽的,我在戀愛呢。
分手之后我們開始通信。我們再也不像初戀的日子那樣,整天抱著電話膩歪了。我們寫信,用這種古典的方式裝點現代人生。我們用神魂顛倒的句子給對方過電,雞皮疙瘩整天豎在后背上,后來我對她說,嫁給我吧!妻子便再也沒有回音了。
半年之前妻子回話了,她一上來就給我寫了一首偉大的詩篇。
你說我的后背能夠不豎雞皮疙瘩么?我的雞皮疙瘩上頭能夠不長羽毛么?
不到九點火車駛進了中轉站。下去了幾個人,又上來了幾個人。上車的人里頭包括一對新婚的夫婦和一個漂亮的女人。我希望那一對年輕的夫婦離我遠一點,而那個單身女人能夠坐在我的身邊。結果那一對恩愛的夫妻坐在了我的斜對面,而女人坐在了我的對面。我就知道天堂里頭不會有不順心的事。只是那一對夫婦太近了點。他們顯然是正月里剛結婚的,正到南方度蜜月。他們手拉著手,一對白亮的情侶鉆戒在他們的無名指上閃亮閃亮的。他們架好行李就開始悄悄說話了,他們擁在一起,臉上的笑容又滿足又疲憊,說話的唇形都是那樣地情深意長。要不是我的心情好,哪里受得了這份刺激?
不盡如人意的事還是,我對面的單身女人一直是一副很冷漠的樣子,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就好像她是出使中東的政治家。她的紫色的口紅傲慢得要命,時時刻刻都像在拒絕。你說你傲慢什么?拒絕什么?我都是快復婚的人了。我一直想和她打招呼,我想說:“嗨!”這有點太好萊塢了。中國式的開局應當是“你吃了沒有?”這話又問不出口。于是我只好用手腕托住下巴,傲慢,兼而憂心忡忡。我一定要弄出政治家或外交家行走在中東的模樣。
女人拿出了“三五”香煙,她的指甲上全是紫色的指甲油。我也掏煙、掏火柴,比她快,這樣我就有機會給她點煙了。我給她點上,而后用同一根火柴給自己點上。我叼了煙,很含糊地說:“上哪兒?”
“終點,”她說,“你呢?”
我說:“我也是終點。”
終點,多么好的一個站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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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上哪兒去對我們來說并不要緊,那是機車和鐵軌的事。重要的是,在哪兒都必須有我們的生活。不是有這樣一個好比喻么,人的一生,就像人在旅途。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拒絕天堂里的一生。
我說:“做生意還是開會?”
她說:“離婚。——你呢?”
我沒有料到她這樣爽快,一下子就談及了這樣隱秘的私人話題。我有些措手不及,支吾說:“我復婚。”
她說:“當初怎么就離了?”
這個問題太專業化,也太學術化。這是一個難以用一句話概括的大問題。我想說,整天擁抱在一起,精神和肉體都覺得對方“礙事”。但是我沒有這樣說。我用一種類似于禪語的方式回答了她。我劃上火柴,把火苗塞到火柴盒的黑頭那一端,整個火柴盒內一個著,個個著,呼地就是一下。
“就這么回事。”我說。
她點點頭。
我說:“你呢?”
她說:“要是有人愿意和我一塊燒死,我現在就往火坑里跳。——他一年只回來十來天,錢倒是寄回來不少。我要那么多錢做什么?誰死的時候收不到一大堆紙錢?我還沒死呢,他就每個月給我燒紙了。我連寡婦都比不上,寡婦門前還有點是非呢。”
她的男人不是“小老板”就是“總經理”,像火柴盒里的火柴,出去之后就回不來了。
不過旅途真好,只要有緣分面對面,任何一個陌生人都比你最好的朋友靠得住。你一上來就可以傾吐,享受天堂的信賴與撫慰。整個天堂就這一節車廂,世界只能在窗戶外面,而玻璃外的夜也只能是宇宙的邊緣色彩。我甚至很肉麻地認為,在這個世界我就是亞當,而對面的女人必須是夏娃。我們廝守在一起,等待一只蘋果。而蘋果的液汁沒有他媽的現代性,它只是上帝他老婆的奶水,或人之初。
她真的拿出了水果。是桔子。給了我一只,在這樣的時刻我不喜歡桔子,裹了一張皮,一瓣一瓣的,又擠在一塊又各是各。只有蘋果才能做到形式就是內容。除了用刀,它的“皮”沒有任何可剝離性,咬一口,蘋果的傷口不是布滿了血跡就是牙痕。
她似乎說動頭了,岔不開神。她說:“他就是寄錢,不肯離。他在電話里頭對我說,實在寂寞了,就'出去',這是人話么?我要是'出去',我花你的錢做什么?”
我說:“離了也好,再復。一來一去人就精神了。”
她說:“我不會和他復的。我有仇。”
我說:“怎么會呢?再怎么也說不到仇上去。”
她說:“是仇。婚姻給我的就是仇。你不懂。”
我不知道我的“夏娃”為什么如此激動,但是我看得出,她真的有仇,不是夸張。她的目光在那兒。她的目光閃耀出一種峭利的光芒,在天堂里頭寒光嗖嗖,宛如蛇的信子,發出駭人的絲絲咝咝聲。
“人有了仇,人就不像人了。”她說。
我們說著話。我們一點都沒有料到那對恩愛的夫妻已經吵起來了。他們分開了,臉上的神色一觸即發。新郎看了我一眼,似乎不想讓我聽見他的話。他壓低了聲音說:“以后再說好不好?再說,好不好?”
“少來!”新娘說。
我避開新郎的目光,側過頭去,我在玻璃里頭看得見這對夫婦的影子。新郎在看我。我打過斯諾克,我知道臺球的直線運動與邊框的折射關系。他在看我。
新郎低聲說:“我和她真的沒有什么,都告訴你了,就一下嘛。”
新娘站起身。她顯然受不了“就……一下”的巨大刺激,一站就帶起一陣倒春寒。她的聲音不大,然而嚴厲:“都接吻了,還要怎樣?”
新郎的雙手支在大腿上,滿臉是懊喪和后悔。新郎說:“這又怎樣呢?”他低下頭,有些自責。他晃著腦袋自語說:“他媽的我說這個做什么?”
但新娘不吱聲了。新娘很平靜地坐下去,似乎想起來正在火車上了。她的臉上由沖動變成冷漠,由冷漠過渡到“與我無關”的那種平靜上去了。這么短的時間里頭她完成了內心的全面修復,她的吐納功夫真是了得,她的內功一定比梅紹鳳更得“九陰真經”的真傳。我看新郎的喜氣是走到頭了。她的表情在那兒,她不看他,不理他,旁若無人。新郎很可憐地說:“嗨——!”她就是望著窗外。
“我把我的嘴唇撕了好不好?”新郎突然說。
火車里的人們聽到這句吼叫全站立起來了。沒有人能夠明白一個男人為什么要撕自己的嘴唇。這里頭的故事也太復雜了。但是閑人的表情是拭目以待的。
“隨你。”新娘輕聲說。
新郎的瘋狂正是從這句話開始的。他從行李架上取下行李,怒沖沖地往回走。他那種樣子完全是一只沖向紅布的西班牙牛。但是他沖了一半,火車便讓他打了個趔趄。他終于明白他是走不掉的了。他返回來,央求說:“都不相干了,你怎么就容不下一個不相干的人呢?”
“只有廁所才容別人呢。”
新郎丟下包,說:“你說怎么辦吧。”
“離。”新娘說:“做不了一個人就只能是兩個人。”
這句偉大的格言伴隨火車的一個急剎車,天堂“咣當”一聲。火車愣了一下,天堂就是在這個瞬間里頭被剎車甩出車廂的。
然而火車馬上又重新加速了。它在發瘋,拼命地跑,以一種危險的姿態飛馳在某個邊緣。速度是一種死亡。我聞到了它的鼻息。火車的這種樣子完全背離了天堂的安詳性。我感覺到火車不是在飛奔,而是在自由落體,正從浩瀚的星空之中往地面掉。它窗口的燈光宛如一顆長著尾巴的流星。
我擔心地問:“會離么?”
對面的女人噘起了紫色口紅,說:“不管人家的事。”
這話說得多親切,就好像我們已經是兩口子了,背靠背,或臉對臉,幸福地被桔子皮裹在懷里。我笑起來。我敢打賭,我的笑容絕對類似于向日葵,在陽光下面十分被動地欣欣向榮。但一想起陽光,我的心思就上來了,陽光,那不就是天亮么?那不就是終點站么?
車廂里的排燈終于熄滅了。夜更深了。我對面的女人從行李架上掏出一件毛衣,裹在小腿上。她自語說:“睡一會兒。”我點上煙,用丈夫的那種口吻說:“睡吧。”她在黑暗里頭看了我一眼。我突然發現我的口氣溫柔得過分了,都像真的了,都像在自家的臥室了。天堂的感覺都讓我自作多情得出了“毛病”了。我摁掉煙,掩飾地對自己說:“睡吧。”我聽出了這一次的口氣,對終點與天亮充滿了擔憂,那是一種對自我生存最嚴重的關注。我想我臉上的樣子一定像政治家行走在中東,憂心忡忡。
文章來自:當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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