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喬冠華去世，新華社只發了一句話，胡喬木拍案而起：這也太不像話了

“請重視此事！”

一九八三年9月22日，北京的秋風帶著幾分蕭瑟，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胡喬木，看著手里那份簡短得不能再簡短的訃告，罕見地發了火。
因為那個剛剛離世的人，不是別人，正是跟他爭了大半輩子名字、在外交場上叱咤風云的“喬老爺”喬冠華。
眾人一時間沒想到，這兩個為了一個筆名“打”到毛主席面前的“老冤家”，在生離死別之際，竟是這般光景。

01
這事兒得從一九八三年那個秋天說起。
那年9月22日上午，喬冠華在睡夢中走了。
走得很安靜，就像一片樹葉落到了地上，沒驚動什么人。
他這一生，那是相當的跌宕起伏，當過外交部長，在聯合國大笑過，也在風波里沉浮過。
可臨了，這身后事卻辦得異常冷清。
骨灰在骨灰堂里孤零零地放了三天，就被家里人悄悄帶回去了。
沒有追悼會，沒有遺體告別儀式，甚至連報紙上的訃告都“吝嗇”得讓人心里發慌。
新華社發的那份電訊，干巴巴的幾行字，既沒有生平介紹，也沒有哪怕一句評價，就冷冰冰地通知大家：喬冠華死了。

這種待遇，對于一個曾經代表中國在聯合國發出第一聲大笑的外交家來說，確實有點讓人看不過去。
就在所有人都選擇沉默，生怕沾上一星半點麻煩的時候，胡喬木站了出來。
胡喬木當時看著那份比豆腐塊還小的訃告，眉頭皺成了“川”字。
他直接找到了有關部門，話說得很重：喬冠華同志雖然犯過錯，但他對黨和國家是有功的，這樣的訃告，太不像話了，請重視此事。
這一聲喊，把很多人的思緒都拉回到了幾十年前。
因為這世界上，大概沒有誰比胡喬木更懂喬冠華了。
畢竟，這兩人為了證明“誰才是真正的喬木”，可是足足較勁了半輩子。

02
說起這“南北二喬”，那真是緣分深得像兩股擰在一起的繩。
兩人都是江蘇鹽城人，老鄉見老鄉，本來該是兩眼淚汪汪，可這兩人是“兩眼火光光”。
喬冠華是一九一三年生的，胡喬木比他大一歲，一九一二年生的。
這兩人不光是老鄉，還是清華大學的親師兄弟。
喬冠華一九二九年考進清華哲學系的時候，才16歲，那是當時同級里年紀最小的學生，妥妥的天才少年。
他在清華待了四年，書讀得好，文章寫得更好，后來更是跑去德國深造，拿了個博士學位回來。
那時候的喬冠華，滿腦子都是黑格爾、康德，研究的是歐洲的軍事地理，妥妥的一個“洋派”學者。

胡喬木呢，一九三零年進的清華歷史系，雖然晚了一年，但他走的路子跟喬冠華完全不一樣。
他早早地就投身到了革命的洪流里，一九三七年就去了延安，在《中國青年》當主編。
也就是在延安的那段日子，胡喬木給自己取了個筆名，叫“喬木”。
這就好比現在的兩個大V，突然都用了同一個ID，那還不得亂套？
喬冠華當時在香港搞新聞工作，寫起文章來那是筆走龍蛇，氣勢磅礴。
他也給自己取了個筆名，好巧不巧，也叫“喬木”。
這下好了，文壇上突然冒出來兩個“喬木”。
這一南一北兩個“喬木”，手里的筆都跟刀子似的，把國民黨反動派罵得狗血淋頭。
毛主席當時都看過他們的文章，還夸過一句：古有大小二喬，今有南北二喬。
喬冠華在香港那會兒，寫了近百篇國際述評，每一篇都像是重磅炸彈。
老百姓看得熱血沸騰，都以為這“喬木”是一個人，心想這人真神了，怎么一會兒在延安，一會兒又跑香港去了？
這就埋下了一個巨大的誤會。

03
這誤會到了什么程度呢？
有一回，胡喬木的親妹妹在國統區，偶然看到香港報紙上“喬木”發表的文章。
她心里那個激動啊，尋思著自己親哥胡鼎新（胡喬木原名）這是去香港了？
于是，她趕緊寫了一封家書，信封上端端正正寫著“喬木收”，寄到了香港報社。
結果可想而知，這封信到了喬冠華手里。
喬冠華拆開信一看，滿腦子問號：我啥時候多了個妹妹？
這事兒雖然是個烏龍，但也說明當時這兩人“撞名”撞得有多嚴重。
真正讓兩人正面交鋒的，是一九四五年的重慶談判。
那時候抗戰剛勝利，毛主席去了重慶，胡喬木作為主席的秘書自然也跟著去了。
喬冠華呢，當時跟著周總理在重慶，是《新華日報》的編委。
這兩位“真假美猴王”終于碰面了。
本來老鄉見老鄉，應該喝兩杯，可這兩人一見面，為了名字的事兒，那是誰也不服誰。
周圍的朋友同事都勸，說你們倆這太容易混淆了，要不誰改改？
喬冠華那是一米八三的大高個，往那一站跟個鐵塔似的，說話也是理直氣壯。
他指著自己的鼻子說：我本來就姓喬，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用喬木這個名字，那是名正言順，天經地義！
胡喬木雖然是個書生模樣，戴副眼鏡斯斯文文的，但嘴皮子那是相當利索。
他反駁道：我從一九三五年在上海就開始用這筆名了，我的名氣是靠這個筆名打出來的，而且我愛人為了配合我，專門改名叫“谷羽”，取的就是“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的意思，這名字就是我家的招牌，憑啥讓我改？
這就好比現在的商標爭奪戰，誰占了就是誰的，誰也不肯讓步。
兩人在重慶那段時間，雖然工作上配合得挺好，但私底下為了這名字，那是暗戳戳地較著勁。
直到重慶談判結束，胡喬木回了延安，喬冠華留在了國統區，這事兒才算暫時擱置。

04
這官司一直打到了一九四九年。
新中國成立了，這“二喬”都進了北京，都在中央工作。
胡喬木在中宣部，喬冠華在新聞總署下屬的國際新聞局。
這下好了，抬頭不見低頭見，文件往來要是弄錯了，那可是大事故。
最后，這事兒還得毛主席出馬。
有一天，毛主席把這兩位都叫到了跟前。
看著這兩個都不肯服軟的大才子，主席笑了，覺得這事兒挺有意思。
主席吸了口煙，先問喬冠華：你原來叫什么名字？
喬冠華老老實實回答：原名喬冠華。
主席一聽，手一揮：這個名字好啊！冠華冠華，冠蓋中華，多大氣！你以后就叫喬冠華，還是姓你的喬。
轉過頭，主席又對胡喬木說：至于你嘛，你本來姓胡，喬木這個筆名你既然用了那么久，也有感情了，那就把姓加上，以后就叫胡喬木好了。
這一招，那是真的高。
喬冠華留住了祖宗的姓，胡喬木留住了心愛的名。
毛主席這一句話，算是一錘定音，把這場持續了好多年的“姓名保衛戰”給結了案。
從那以后，這兩人一個搞外交，一個搞宣傳，都在各自的領域里發光發熱。
但要說喬冠華這輩子最高光的時刻，那絕對不是這次改名，而是一九七一年在聯合國的那次大笑。

05
一九七一年，那可是個大年頭。
第26屆聯合國大會在紐約召開，全世界的目光都盯著那個著名的“玻璃房子”。
中國能不能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就看這一哆嗦了。
喬冠華作為中國代表團的團長，帶著隊伍浩浩蕩蕩地去了紐約。
出發前，其實喬冠華心里也沒底。
那時候美國為了阻撓中國，那是使出了吃奶的勁兒，又是拉票又是搞什么“雙重代表權”。
喬冠華臨走的時候，還跟挪威駐華大使打了個賭。
挪威大使說：今年中國肯定能進！
喬冠華搖搖頭說：我看懸，美國人那關不好過。
兩人當場拍板：要是進了，喬冠華輸一瓶茅臺酒；要是沒進，大使輸。
這瓶酒，喬冠華那是輸得心甘情愿。
一九七一年10月25日晚上，聯合國大會的表決現場，氣氛緊張得能擰出水來。
電子計票板上的數字在瘋狂跳動，每跳一下，人的心就跟著顫一下。
結果出來的那一瞬間，整個大廳“轟”的一聲，炸了！
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
反對票雖然還有35張，但在壓倒性的76票面前，美國人的臉都被打腫了。
當時那場面，坦桑尼亞的代表直接在過道里跳起了舞，好多非洲國家的代表高興得直拍桌子，那叫一個揚眉吐氣。
這時候，有外國記者擠過來，把話筒懟到了喬冠華面前。
記者問了一個特別刁鉆的問題：喬先生，你現在坐在這張椅子里，有何感想？
這要是換個一般人，肯定得打一通官腔，說什么感謝支持之類的套話。
但喬冠華是誰？那是真性情的才子！
他根本沒說話，而是把頭往后一仰，發出了那個震驚世界的“仰天大笑”。
那一笑，沒有任何掩飾，沒有任何做作。
那是被壓抑了22年的怒火，是一雪前恥的痛快，是一個大國重新站起來的自信！
西方記者第二天在報紙上寫道：喬的笑，震碎了聯合國議事大廳的玻璃！
那張照片，后來拿了普利策新聞攝影大獎，成了中國外交史上最經典的一張名片。
回國后，喬冠華特意買了一瓶茅臺酒，樂呵呵地送給了挪威大使。
這大概是他這輩子輸得最開心的一次賭約了。

06
一九八三年那個秋天，當喬冠華躺在病床上咽下最后一口氣的時候，身邊沒有鮮花，沒有掌聲，更沒有那些曾經簇擁著他的閃光燈。
只有窗外的落葉，一片一片地往下掉，顯得格外凄涼。
胡喬木的那聲怒吼，雖然為他爭回了一點身后的體面，但終究擋不住世態炎涼。
那個曾經“冠蓋中華”的名字，那個曾經讓美國代表布什都尷尬得說不出話的“喬老爺”，最后只在報紙角落里占了那么小的一塊豆腐塊。
從清華園里的意氣風發，到重慶談判時的筆墨官司，再到聯合國大廳里的仰天長嘯，最后歸于這幾行冰冷的文字。
這兩人爭了一輩子，斗了一輩子，最后也是這一聲怒吼，給這段跨越半個世紀的恩怨畫上了句號。
喬冠華走后的第9年，也就是一九九二年，胡喬木也走了。
這兩位才子，終于在另一個世界重逢了。
不知道在那里，他們還會不會為了一個名字，爭得面紅耳赤？
也許會吧，畢竟那是他們骨子里的傲氣，也是那個時代文人特有的倔強。

01
胡喬木看著那份簡陋的訃告，心里五味雜陳，最終化作了一聲長嘆。
他拿起筆，在那份文件上重重地批示了一行字。
這一筆下去，不光是為了喬冠華，也是為了那段只有他們才懂的歲月。
一九八三年9月，北京的秋天，風很冷，但人心，總算還有點熱乎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