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 | 心中的遠山

文 | 曹可凡

每個人在其成長的某一特定階段，總會有仰慕的偶像，心中的圣者，古今中外賢者概莫能外。譬如蘇東坡對陶詩愛不釋手，對其人生態度更是羨慕不已，并大聲表明心跡：“我即淵明，淵明即我。”偶得《陶淵明集》，大為感嘆：“字大紙厚，甚可喜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盡，后無以自遣。”其內心之尊敬，溢于言表；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一輩子執著于描寫自己那“郵票大小”的故鄉，其文字直擊莫言心靈，而立之年的莫言讀到福克納的文字后，如遭雷擊，大為震撼：“我感到如夢初醒，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地胡說八道，原來農村里發生的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寫成小說。”于是，莫言追隨福克納的文學精神，穿梭于“高密東北鄉”，構建屬于自己的文學王國；電影導演李安對伯格曼的《處女泉》頂禮膜拜，形容那次觀影經驗仿佛“被奪走了童貞”，而《處女泉》也促使李安決定投身電影藝術。盡管后來李安拍攝多部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電影，卻一直無緣拜見伯格曼。直到2006年，才得以有機會飛往法羅島，走近他心中的遠山，尋求慰藉與力量。從兩人相見的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年過半百的李安撲入伯格曼的懷中，伏在老人肩膀上猛烈抽泣，場面令人動容。據說，伯格曼詢問李安如何處理與演員的關系，李安說：“有時我憎恨自己，因為我把他們撕裂，只是為了看見我自己。我把他們撕成兩半，殺死他們，以求將深處的東西暴露出來。”而伯格曼則平靜地回復：“你要愛你的演員。”僅僅過了一年，伯格曼魂歸道山。之后，李安總是不由自主地遵循伯格曼的思維方式，即電影的首要任務是“追問”，并且沿用偶像鏡頭擺放方法，即“當一個人深思時，從他的身后拍攝他，而不是正面，這變成了一個習慣”……

曹可凡與周有光

大師們固然有其人生航標，吾等凡夫俗子亦有心中的遠山。從事電視媒體數十年，采訪過逾千位不同領域的嘉賓，有若干位長者之人生態度對我內心產生強烈沖擊，并重塑自己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其中，被譽為“漢語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先生雖只有一面之緣，然而其開闊的胸襟，澄澈的心靈世界，著實令人著迷。有光先生早年供職于美國一家大銀行，工作之余，常和老舍、趙元任等聚會。而留下清晰記憶的僅僅是老舍先生最愛講有關烏龜的故事，有人聽煩了，讓他唱一段京戲，沒想到，他竟還是來上一段《釣金龜》。友人何廉帶他去見退休在家的大科學家愛因斯坦，但有光先生以談話缺乏學術價值而不復記憶。唯一留下的印象是愛因斯坦這位堂堂大科學家衣著樸素，西裝袖口都有不同程度磨損。特殊年代，他被“發配”至寧夏“五七”干校勞動。某個夏日清晨，有光先生頭頂大草帽下地勞動。不想，沒過多久，天空“烏云”密布，原來，數萬只大雁飛臨頭頂，只聞得領頭大雁一聲怪叫，所有大雁齊刷刷一起“出恭”，幾乎所有人被大雁糞便澆得狼狽不堪，懊惱不已。但有光先生卻感到樂趣無窮，因為，在他看來，如此“糞雨”，實屬人生難得經歷。依靠如此樂觀主義態度，老先生能夠將苦難轉化為淡然。作為一個從傳統成功過渡到現代的知識分子，他領銜創立的漢語拼音方案，不僅使華夏五千年漢字語言從此有一套標準、規范的讀音，還使學齡兒童能夠提前兩年開始閱讀名著，真正做到以漢字改革來推進人類社會的進步。但他總結自己的人生時，卻淡淡地說：“原來，生活就是一朵浪。”當年采訪他老人家時，他已104高齡，卻仍然耳聰目明，我詢問其長壽秘訣，他說：“一是少吃；二是不生氣。”并引用了尼采名言“生氣是拿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所以，從周有光身上，我懂得了何為寬容。

曹可凡與余光中

和周有光先生相類似，余光中先生的詩與散文也對漢文字的優美與深邃作了新的注解。因為《鄉愁》，我們認識了余光中，但縈繞我心間的卻是《聽聽那冷雨》邈遠幽深的意境：“雨來了，最輕的敲打樂敲打這城市，蒼茫的屋頂，遠遠近近，一張張敲過去，古老的琴，那細細密密的節奏，單調里自有一種柔婉與親切，滴滴點點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時在搖籃里，一曲耳熟的童謠搖搖欲睡，母親吟哦的鼻音與喉音……”古老的方塊字，在光中先生筆下，如同跳動的音符，層層疊疊、虛虛實實、忽揚忽抑、忽遠忽近，具有獨特的韻律美。難怪柯靈先生評曰：“《聽聽那冷雨》直接用文字的雨珠，聲色光影，密密麻麻，縱橫交織而成。這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對中國文字和現實文學的表現力增加一點信心，也應該承認，這在‘五四’以來的散文領域中，算是別辟一境。”余先生在生活中為人處世，亦一如其文字，溫潤如玉，不露鋒芒。即使面對有人公開之責難，暴力謾罵，也始終處變不驚，從不辯白。有一段時間，李敖先生一直在電視節目中對光中先生多有指摘，可是，余先生卻八風不動，沉默以對。其實，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余光中先生與李敖先生便有交往，兩人在文學創作上還有一段“文星”期。《文星》是一本文學刊物，同時還有一家同名書店，擁有梁實秋、余光中、林海音、李敖等臺灣（地區）名噪一時的作家。余光中曾負責《文星·詩頁》編輯工作，并在《文星》出版《左手的繆斯》、《掌上雨》和《逍遙游》三本散文集，以及《蓮的聯想》和《王陵少年》兩本詩集。而李敖登上《文星》舞臺，則以《老年人和棒子》、《播種者胡適》和《給讀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三篇文章初定乾坤。數年后，還一度出任《文星》主編。李敖一系列思想激進的文章終于惹惱當局，《文星》雜志因此被封殺。得知消息，余光中寫下《黑天使》和《有一只死鳥》兩首詩，以表達悲痛和震驚。然而，文人終究以賣文為生，由于所有著作遭禁，李敖想改行賣牛肉面以維持生計，因此，央求余光中先生為其牛肉面店寫段文字，以招徠顧客。于是，余光中倚馬可待，一揮而就，寫成一篇《牛肉面賦》，其中有一段文字振聾發聵：“我們贊助他賣牛肉面，但同時又不贊助他賣牛肉面。贊助，是因為他收筆隱市之后，潛心思索，來日解牛之刀，更合桑林之舞；不贊助，是因為我們相信，以他之才，即便操用牛刀，效司馬與文君當壚，也恐怕該是一時的現象。是為贊助。”因此，熟悉這段歷史的朋友都為光中先生叫屈。我也當面問余先生，為何從不反擊。余先生不無揶揄地說：“一是學我的老師梁實秋，中年以后不接招；二是李敖先生天天罵我，我則保持沉默，這說明，他的生活不能沒有我，我的生活可以沒有他。”所以，從余光中先生身上，我懂得了何為寬恕。

曹可凡與傅聰

如果說余光中先生如水一般溫潤，那么，傅聰先生仿佛一座隨時可能噴發的火山，個性倔強，且始終如一，無懼任何表達。他討厭李斯特，認為他“夸夸其談”；說拉赫瑪尼諾夫“只有肉沒有骨頭”；而勃拉姆斯則是“故弄玄虛”。對音樂也好，對世事也罷，傅先生永遠秉持自己的原則，從不退縮，即使付出沉重代價也在所不辭。也是因為如此，他與巴倫博伊姆的友誼經歷了半個世紀的嚴峻考驗。當年傅聰與小提琴大師梅紐因女兒喜結連理，他們在倫敦的住所幾乎成為音樂沙龍，其中就有杜普蕾和巴倫博伊姆。每次排練結束，傅聰都讓巴倫博伊姆陪同杜普蕾回家，沒想到，天長日久，巴倫博伊姆和杜普蕾感情升溫，有情人終成眷屬。即便是這樣的交情，中東“六日戰爭”后，巴倫博伊姆邀請傅聰參加慶祝音樂會，也遭傅聰斷然拒絕。許多年之后，傅先生談及此事，仍保持其一貫觀點：“戰爭與殺戮不可原諒。”他因此得罪西方古典樂壇權勢人物，事業雪崩似下墜，也從此與巴倫博伊姆割袍斷義。但傅聰絕不退縮，眾人皆迷惑不解。其實，傅先生之舉動絕非心血來潮，而是完全受其父親影響。當年，圣雄甘地遇刺，傅雷先生將自己關在屋里絕食近兩周，以此抗議冷酷與邪惡。失去昔日摯友，傅先生內心之痛無以言表，閑談之間，也常不由自主談起“丹尼爾”這個“小兄弟”。直至二十世紀末，巴倫博伊姆與巴勒斯坦學者共同組織“西東合集樂團”，讓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音樂家并肩演奏貝多芬《命運交響曲》，并宣告：“在現實生活中，不會人人平等。但在貝多芬音樂中，人人平等。音樂是武器，我們用音樂了解自己，了解社會，了解人類。”傅聰先生聞之，老淚縱橫，并反復觀看那場音樂會錄像，不停地說：“那是我兄弟！”一種自豪感油然而升。對他而言，音樂最為純粹、神圣。他曾說過，有段時間反復研究一首莫扎特樂曲，卻總是不得要領，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偷錄了音，然后再放給他聽，他這才發現已深得音樂精髓，于是趕緊準備錄音。不料，錄音當天，練琴時的感覺倏然消失。他這才恍然大悟，練琴時心無旁騖，內心平靜如鏡；待錄音時，名利思想襲上心頭，音樂也就不再單純。因此，他說，音樂家要有一種胸懷，那就如同橋下的流水，過去了，就過去了。所以，從傅聰先生身上，我懂得了何為寬闊。

曹可凡與黃永玉

論“倔”，黃永玉先生大概和傅聰先生旗鼓相當。年輕時的黃永玉愛憎分明，快意恩仇。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身上自帶一股湘西氣”。不過，隨著歲月的磨礪，他的面貌已經變得越來越慈祥，甚至直面人生終級問題，就連自己的墓志銘都已想好，即“愛、憐憫、感恩”。我問他為何要用這五個字。他說，自己一輩子遇到那么多愛他的前輩，豈能不用愛予以回報？面對殘暴、幼稚，我們不能原諒，也不可忘記，但是，可以憐憫。最后是感恩。面對那么多愛你的人，難道不應該感恩嗎？其實，黃永玉先生早在1980年就在《假如我活到一百歲》這首詩中表達了對生死的基本看法：“嘿！有一天將會到來，像一次旅行一樣，我將提著小小的行囊，在胸前口袋插一枝未開的玫瑰，有如遠航的老手，不驚動別人，反手輕輕帶上住了已久的家門……”；而到了晚年，生命的終極話題一直盤旋在他腦際。九十五歲那年，他寫下《非夢》一詩：“半夜躺在床上看手機，一個鄉下孩子掉進深坑里去了。五個多小時他叫著：‘媽媽我怕’。二十個小時之后他死了。我，一個九十五歲的老頭哭濕了枕頭。‘孩子別怕，老爺爺快來陪你了！’另外那個世界，沒有‘怕’這個東西。”黃先生九十歲那年，我曾當面問他如何直面身后之事。他坦然回答，“我關照過，死亡不必取回骨灰。魯迅先生說，如果一個人死了，不活在人們心理，那就真的死了。其實，我覺得人應該灑脫，不必非得活在他人心里。不過，有一點要注意，如果我還沒死透，千萬別送走，要用根針咯吱我一下，看我笑不笑。否則，一旦被送進電爐，門一關，就來不及了。”我清楚地知道，黃老盡管對生死有通透的看法，但仍珍視生命，就像他在生命中的最后一首詩《春》所寫的那樣：“春天來了，大樹小樹開始長芽，幸好他們不笑，要不然，白天晚上吵死了。”這符合他一貫的人生哲學：“很多人想跳出紅塵，我偏要往紅塵里鉆。”我問永玉先生：“如果再過五十年、一百年，當人們談起黃永玉的時候，你希望他們怎么說你？”黃老微微抬頭，望向遠方，幽幽地吐出四個字：“這個混蛋！”…… 所以，從黃永玉先生身上，我懂得了何為寬厚！

一個人在其一生中會無數次站在十字路口，或彷徨，或迷惘，甚至不知所措。此時此刻，我們需要一個燈塔，照亮前行的道路；需要一面鏡子，看清自己的生命底色，激發自身的良善、堅韌、果敢；更需要擁有一座心靈的遠山，去獲得一個珍貴的參照系，一股持續的賦能源，一個溫暖的精神故鄉，并通過智者身上的寬容、寬恕、寬闊、寬厚的人格魅力，來更好地重塑自我，并最終成為最好的自己。

2025年10月12日PM 15:00

于海上“花露水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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