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默爾索到西西弗：加繆如何用一塊滾落的巨石，砸開荒誕人生的自由之路？

1940年2月，加繆完成了《局外人》。他在構思下一部關于“瘟疫或者探險”的小說，同時也在寫后來成為《西西弗神話》的隨筆，主題是荒誕。而在1942年1月至2月的手記里，加繆寫道：“一旦做出了荒誕的結論，愿意接受這樣的人生，人就會發現意識是世界上最難把持的東西。所有的狀況幾乎都在跟它作對。事關如何在一個分崩離析的世界里保持清醒。”這一段話基本可以被用來作為進入《西西弗神話》的導語。

加繆是一個很有計劃的人。所謂的“荒誕”三角與“反抗”三角并非只是評論界的一面之詞，而是作者本人的寫作計劃，主題核心早就已經定下，內容卻可能隨著閱讀或者經驗的延展而產生變化。在1942年，這個三角已經確定。從1941年底開始，在皮亞的幫助下（因此我們看到《西西弗神話》就是“獻給帕斯卡·皮亞”的），加繆就已經產生了將《局外人》《卡里古拉》和《西西弗神話》放在一起出版的想法。在他看來，三部作品不僅彼此關聯，貢獻于同一個關于荒誕的主題，而且彼此闡釋，也彼此支持。更何況，最先完成的《局外人》已經得到了馬爾羅的肯定，他也根據馬爾羅的意見做了一些調整，前景還是很好的。伽里瑪出版社當時在波朗的強力推薦下，對出版這三本書的反應也很積極，盡管在德占期間，需要拿到許可證和紙張的配額，但是看來什么也不能阻擋一位將在法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留下重要足跡的年輕作家橫空出世了。

的確，“荒誕”三角的成熟度容易讓我們忘記另一個事實：那就是在《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話》相繼出版的1942年，加繆還只是一個三十歲不到的年輕人。他從阿爾及利亞來，雖然父親是法國人，但是父親的早逝和家境的貧窮讓他與法國的精英教育和主流文學圈沒有任何直接的關系。幸好巴黎主流文學圈的判斷在大部分時間里沒有錯——雖然他們也時不時“看走眼”——條件具備，他們首先出版了《局外人》，首印4400冊。然而《西西弗神話》還是在當時的特殊情況下經歷了一些小波折，因為被要求刪去關于卡夫卡的部分。急于出版的加繆接受了，代之以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的部分。最終，《西西弗神話》在1942年的10月出版，首印2750冊。不過，好消息是，《局外人》賣得一直不錯，《西西弗神話》出版之際，又再印了4500冊。

戰爭結束之后，《西西弗神話》再版，原來被要求刪去的卡夫卡的這一部分成了補篇，也仍然是《西西弗神話》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也是我們現在讀到的《西西弗神話》的通常版本。因此，除了補篇之外，《西西弗神話》分成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關系到荒誕的概念和推理。第二個部分則是所謂的“荒誕之人”，是從荒誕的概念到荒誕的行動（創造）之間的過渡。第三個部分就是荒誕的創造，因為“創造，就是活過兩次”。最后一部分是西西弗神話，加繆把荒誕之人放在了西西弗的肩上，通過這個時時都在推石頭上山，并看著石頭滾落，卻依然保持平靜的形象告訴我們什么是人的尊嚴。

“荒誕”概念當然不是加繆的首創。在加繆之前，馬爾羅用過荒誕（absurde）的說法，薩特也在他的小說《惡心》里明確提到過荒誕的概念。羅岡丹產生惡心的感覺，他說：“荒謬（誕）這個詞此刻在我筆下誕生了。……荒謬（誕）不是我腦中的一個念頭，也不是一種聲音，而是我腳下的這條長長的死蛇，木蛇。是蛇的爪子還是樹根還是禿鷲爪，這都沒有關系。我沒有形成明確的語言，但我明白自己找到了存在的關鍵、我的惡心及我自己生命的關鍵。”（沈志明等譯，《薩特讀本》）加繆在《西西弗神話》里雖然沒有點名，但是也提到了薩特的這一概念，提到“這種被我們當今的某位作家稱之為‘惡心’的感覺，就是荒誕”。但是薩特并沒有在自己的哲學體系中對之加以定義，顯然，他也不想從這個角度去生發自己的哲學思想。因而在《西西弗神話》的開始，加繆也明確定義《西西弗神話》說，這些文字就只是“一個世紀以來散見于各處的荒誕的感覺，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并不是我們的時代尚不知曉的荒誕哲學”。而在另一個方面，雖然荒誕哲學并不存在，可是人類荒誕的命運早已在數個文學的文本中被一再提及，除了略顯抽象的《惡心》之外，我們自然還會想到塞利納的《茫茫黑夜漫游》或者是馬爾羅的《人類的命運》。

既然加繆放棄了哲學的提法，我們在閱讀《西西弗神話》的時候，當然是盡量忘卻這個字眼比較好，寧愿用他在開頭所提議的“想法”。只是荒誕說到底，是人類存在的一種境況，因此總是和彼時的哲學思想撇不清關系。于是在《西西弗神話》中，加繆也還是從雅斯貝爾斯、克爾凱郭爾、胡塞爾、海德格爾、舍斯托夫、舍勒入手，還有當代思想永遠繞不過去的尼采。即便我們不用費勁地去弄明白所有這些哲學家的彼此關聯和思想體系，我們也能夠從這種態度中獲知，荒誕是被加繆當作一個切入人類存在的角度的：從這個角度，描述人的存在的種種面貌，以及種種面貌之后的仍然體現為“現象”的共同命運。

這是怎樣的一種共同命運呢？

在《西西弗神話》的第一部分，加繆探討了荒誕與三個存在要素——也是彼時的哲學家熱衷探討的三個要素——之間的關系：死亡、理性與自由。死亡的背后隱含的是生命的意義問題；理性的背后隱含的是意識或是認識問題；而自由的背后則隱含的是對待生命的態度問題。人的必死性是人類荒誕命運的基礎，因此哲學家們試圖從這樣或者那樣的角度確定存在的意義，以求證生命的合法性。但是，在《卡里古拉》中，卡里古拉發現的真理是：人必有一死，但是他們并不幸福。于是，卡里古拉一夜之間準備拋卻一切束縛，隨心所欲，轉而成為人人痛恨的暴君。

荒誕就此和非理性連接在了一起，因為直到荒誕之人清醒過來之前，我們所提供的種種方案都不足以解決人的幸福問題。荒誕是從懷疑開始的，它首先是在現代社會下被凸顯出來的一種分離，加繆說：“世界重新變回原來的面貌，我們不再能夠有所把握。這些為習慣所遮蔽的布景又變回原來的樣子。它們遠離了我們。……世界的這份厚重和陌生，就是荒誕。”

更甚一步，“有時布景會坍塌。起床，電車，四小時待在辦公室里，或者在工廠里，吃飯，然后再是電車，四小時的工作，吃飯，睡覺，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和周六，都是同樣的節奏，大多數的時間里，這條路也不會有什么問題。只是有一天，突然間就問了個‘為什么’，于是，在這份驚訝所掩藏的厭倦中，一切開始了”。

工業社會中，人被曾經掌握在手的技術所規定，開始的時候也不要緊，因為我們已經接受了一切，我們從來沒有細想過。但是突然之間，會有人因為某種特殊的原因，覺得并非都是如此理所當然。對于平常人來說，這種異樣的感覺只是一閃而過。但在戲劇化的舞臺上，我們可以對荒誕之人面對的分離加以濃縮，并且將之演繹為邏輯的推理。加繆因此為默爾索創造了殺人的環節。默爾索因為殺了人，進了監獄，想明白自己究竟是因為什么才進的監獄，他在精神上被他人擇了出去，自己也主動把他人都擇了出去，于是默爾索清楚地看見了布景與自己的存在之間的這份距離，并有意識地將坍塌下來、不再能默默吞沒自己存在的布景放置在了對面的位置，像堂吉訶德沖向風車一樣地沖上去。我們平常人并沒有機會成為荒誕之人，因而也不會因為這種突然之間的發現打破日常生活的常軌，爆發出如默爾索一般的巨大激情——倘若從這個意義上說，荒誕的情感的確是一種非理性的情感。

加繆的可貴之處，或許正在于他將非理性的激情與理性的推理連接起來。如果說，荒誕的命運是任誰都回避不了的，也并不因為清醒的認識就可以避得開，那么加繆在開始時為我們帶入的就是地中海的陽光。在《西西弗神話》中，他明確地告訴我們：“以前，是要知道生命是否有意義，值得我們活過。而此時，恰恰相反，正是因為生命很可能沒有意義，它才值得更好地活過。經歷某一種經驗，經歷命運，就是充分地接受它。但是倘若我們不竭盡全力，充分掌握通過意識顯現出來的這份荒誕，就無法經歷這我們已知是荒誕的命運。”

迎著命運而上，無論在“荒誕”三角，還是“反抗”三角里，都是加繆為我們確立的存在的態度，也是他嫁接在西西弗這個形象上的人類應有的態度。巨石的滾落就好像人的必死性。然而，除了平靜地一次又一次地迎接命運的挑戰之外，人還有更好的昭示尊嚴的途徑嗎？縱使人類幾千年來累積的智慧還不足以抵擋諸神霸道而無理的懲罰，但人類運用智慧完成的一件又一件的創造本身，用加繆在《西西弗神話》里的話來說，是“最為有效”的反抗。

人不也是在創造中對自己的存在負起責任的嗎？當堂吉訶德走出家園，從此告別了那個由上帝，由神，或者由任何一個先驗的權力來規定何為人類美德的世界，他最大的野心和西西弗的一樣，是迎來一個真實的世界。為此，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來自原先那個虛無的美德世界的懲罰。人的這種創造的態度，被加繆稱為希望。人是不幸福的，這千真萬確；但另一個千真萬確的真相是，即便如此，人從來沒有停下過追求幸福的腳步。當加繆寫下“我從荒誕之中得到了三個結果：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時，當加繆引述整個20世紀為之傾倒的尼采的名言“重要的不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恒的生命力”時，當加繆借用西西弗總結道，“他爬上山頂所要進行的斗爭本身就足以使一個人心里感到充實。應該認為，西西弗是幸福的”時，我們還有任何理由不跟隨著加繆的邏輯，不將《西西弗神話》看作是“最為有效的反抗”嗎？

否則，又如何解釋加繆已經離世六十年后的今天，人類再次面臨命運的巨大考驗時，我們有不堪，有掙扎，有怯懦，有痛苦，但我們也依然沒有停下腳步，我們每一個個體都在為了人類繼續存在下去而努力地活著。如果看到這一點，加繆應該也覺得是幸福的吧。因為是在努力活著的過程中，人類終于翻轉了荒誕命運之牌，獲取了掌握自身命運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