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焉：生活已帶給我這么多，遠超我想要的 | 我們的四分之一世紀

編者按：2025年，經濟觀察報以“我們的四分之一世紀”為年終特刊主題，旨在通過數十位時代親歷者的故事，共繪一幅屬于這段歲月的集體記憶圖譜。

2025年12月初，成都已經進入濕冷的冬季。下午5點多，胡安焉從青羊區圖書館走回位于三環內的出租屋，路程大約10分鐘。4年半前，他和妻子從北京搬來，看中的正是這里可以讓有一點積蓄的人躺平的低生活成本。

胡安焉的日程規律：早上七八點自然醒，早早吃過飯后，他會和妻子步行去圖書館，在那里閱讀或寫作，傍晚五六點回家。晚上，他通常會喝點白酒或啤酒，這個習慣從2009年他結束女裝生意、回到廣州開始寫作時養成，至今未斷。

變化開始于2023年4月。那一年，《我在北京送快遞》出版，這種規律生活被打亂了——“各種各樣的事情交替出現，我的寫作計劃幾乎是半停頓的狀態，”胡安焉對記者說。隨著《我在北京送快遞》的出版和引發的廣泛關注，他的生活被各種事項填滿：修訂舊作、配合宣傳、錄制視頻、回應約稿……

就在接受采訪的這個星期，他還要飛往俄羅斯——《我在北京送快遞》俄文版即將在莫斯科的非虛構書展上亮相，這是他自2007年去越南考察生意機會后，18年來第一次出國。

從1999年參加工作開始，這“四分之一個世紀”里他換了19份工作。現在，“作家”也許是他最后一份得以安身立命的工作。“找工作”——既是胡安焉書寫的主題，也是他這二十多年里生活的主旋律。

1、“放下虛的”

如果把時間的指針撥回1999年，胡安焉“找工作”的故事開端就充滿動蕩。那一年，他從一所四年制中專畢業，專業是家電維修。從1996年開始，國家對大中專畢業生不再包分配，畢業后自謀職業。到他畢業時，很多沒有家庭背景的中專畢業生，不再有抱“鐵飯碗”的機會了。

胡安焉和他的同學被學校安排到廣州一家國資背景的四星級酒店——廣州大廈，進行為期半年的實習，崗位是服務員，每月工資600塊。這份工作在那時算不上好的出路，卻是拿到畢業證的必要途徑。

胡安焉說，當時他對此并無太多想法，讀中專只是因為不喜歡讀書，想盡快進入社會工作掙錢。這種選擇并非源于經濟壓力，僅僅是不喜歡學習。半年的實習結束后，他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廣州北京路步行街的一家服裝專賣店做店員。這份工作只持續了半年多，卻讓他初次嘗到社會競爭的苦澀。

“店里邊顧客進來，大家就上去搶。”胡安焉描述道。他意識到自己的性格不是銷售型，往往一看到對方皺眉頭或者不滿意，就沒法堅持，覺得再去強迫人家很難堪。不愿與人爭搶，成功率自然很低。有時，他正在接待顧客，旁邊空閑的同事會直接插進來把顧客搶走。這種“赤裸裸地跟人去競爭的工作”讓他心生退意。

為了獲得一份“相對高級一點，不需要去搶顧客”的工作，2000年9月，胡安焉上了夜校，學習廣告設計。他開始半工半讀的生活，其間換了好幾份工作，其中包括一份在中石化加油站的工作。

2002年的胡安焉（受訪者供圖）

加油站的工作不爭不搶，同事之間沒有競爭關系，每月1800元，每天8小時三班倒，時間規律，胡安焉覺得很適合自己。但后來，他被調往郊區的示范站，通勤時間與夜校課程沖突，沒辦法兼顧，他不得不辭職。夜校讀了3年，2003年一畢業，胡安焉并未進入廣告行業，反而迎頭趕上了彼時方興未艾的國內動漫熱潮。

吸引胡安焉的，是漫畫社刊物上的招收學徒廣告。從小看《圣斗士》《七龍珠》長大的他，對日本動漫有著深厚的感情。當時，國家正出臺政策扶持本土動漫產業，給予辦公場地租金補貼、播出時長獎勵等優惠，甚至禁止在黃金時段播放國外動畫，以培育國內動漫市場。

24歲的胡安焉寄去了自己根據夜校素描課基礎畫的一個小短篇，就被錄取了。在漫畫社，他度過了充滿理想主義色彩卻又略顯殘酷的半年時光。每天的生活是大量基礎訓練：畫人頭和全身像的各個角度、臨摹大友克洋《阿基拉》中復雜的末世場景、在紙上打無數道排線——這是用鋼筆表現陰影和制作效果線的基本功。

然而，漫畫社采用了一種事先未聲明的“末位淘汰制”。胡安焉和朋友們覺得社長（他們被要求稱其為“老師”）“不厚道也不周到”。在一次決定去留的考試中，胡安焉畫了一幅跟老師作對的漫畫交了上去，然后選擇了離開。

之后，胡安焉進入一家新創的動漫資訊雜志公司，參與了創刊。但刊物沒出幾期就難以為繼，公司轉行做起了汽車音響類的刊物。胡安焉也轉任美編，處理復雜花哨的版面。這份工作讓他痛苦，因為做的內容“惡心”，薪水也不多。

2004年的胡安焉（受訪者供圖）

期間有一個插曲，當時他的女友覺得他的工資遠低于行業平均水平，瞞著他打電話給他的老板談判，將他的月薪從1800元談到了2600元。老板直到胡安焉離職時才告訴他這件事。那是2005年，廣州的房價正開始起飛。

2006年，胡安焉跳槽到另一家動漫公司。這家公司的目標明確：獲取政府補貼。胡安焉月薪3000元出頭，加上投稿公司內部征集的動畫短片腳本，每月能拿到4000元。在當時的廣州，這筆錢如果不談戀愛也還行，但他卻需要戀愛，于是每月花得精光，存不下任何錢。創作上，他做的也是自己“絕對不會去買、去看的東西”。

理想與現實的落差，經濟上的困窘，讓他在2007年春節后做出了一個決定：徹底放下“虛的”，專心去掙錢。

2、“人生的新支點”

胡安焉和一位夜校同學湊了4萬元，計劃是去越南做商貿生意。那會兒他們覺得，中國已經改革開放，如果去一個“相對落后”的地方，會有很大優勢。他們結伴到了河內，卻發現語言不通、法規不明、那里的經營成本也不低，不確定因素太多，最終只好放棄。

回國途經南寧轉車時，他們決定留下來。2007年年中，他們在南寧一個大型商場里租下了一個使用面積不足10平米的格子鋪，做起了女裝生意。那一層樓有接近170個攤位，過道狹窄，堆滿貨物。那是實體經濟黃金時代的尾巴，電商尚未形成碾壓之勢。

然而，這也是胡安焉經歷過的最為“赤裸”的競爭場域。170個攤位幾乎都賣著同源同類的女裝，有什么產品好賣，所有人都在密切地去搜刮信息。爆款需要隱藏，同時又要窺探別人的爆款。“人只能變得虛偽，表里不一……心里面都是各自在提防，各自在算計。”胡安焉說。

更讓他難受的，是同行們言語上的攻訐。競爭對手經常會對熟客說胡安焉的壞話，甚至是抹黑、中傷。胡安焉曾感到有些顧客對他流露出莫名的鄙夷或不屑，他清楚，自己從未與對方打過交道，那只可能是有人背后說壞話了。

胡安焉不會對顧客撒謊，聲稱自己賣的是“外貿正品剪標貨”（實際上整個商場賣的都是仿品），他也不會去說競爭對手的壞話。這種“道德潔癖”常常讓他在競爭中處于劣勢。生意做了兩年多，平均下來每月收入只比之前打工多了一兩千，但身心俱疲，“像一根橡皮筋，拉繃得太久，完全失去彈性了”。

雪上加霜的是，胡安焉與合伙人的第二個店面因轉租糾紛被收回，同時，那位曾幫他談工資的女友也因對他失望而分手出國。2009年8月底，胡安焉帶著分到的少許本錢，灰心喪氣地回到了廣州。

“如果我的女裝生意掙的錢能再多些……我就不搞這些多愁善感的東西了，我就專心去掙錢。”胡安焉這樣解釋自己開始寫作的動因。歸根結底是賺不到錢，以及過程中積累的挫折、傷害、失敗。

那時，他覺得生活很糟糕，社會現實、人心、人性都很骯臟，各種想法也變得偏激。30歲的胡安焉，履歷破碎，在擴招后大學生遍地的求職市場上，已難覓“好工作”。鬼使神差地，他開始嘗試寫作，并把寫作當作一種“很純潔的、很高尚的、很理想的精神的追求或者寄托”，作為人生的新支點。

從2009年10月到2011年年中，胡安焉靠之前的積蓄生活，每天買書、看書、寫作。他的文學啟蒙來自漫畫社時期朋友們的推薦：巖井俊二、北野武、村上春樹（《海邊的卡夫卡》是當時漫畫社一位女社員借給他的）、王小波。開始寫作后，他讀了塞林格、卡佛、陀思妥耶夫斯基。兩個月后，他在豆瓣上發現了“黑藍”論壇，那里匯聚了一幫在文學上雄心勃勃、充滿實驗精神的年輕人，于是，黑藍論壇成為胡安焉新的“精神寄托”。

他給自己起筆名“胡安焉”——緣由是他喜歡讀拉美小說，里面經常有叫“胡安”的人；另外，“胡”“安”“焉”這三個字組合起來又像是一種對未來生活的詰問。

積蓄快花光時，還想繼續寫作夢的胡安焉，選擇了時間相對自由的網店。他在廣州批發市場旁租了個單間，做起了“一件代發”的女裝淘寶店。他本想兼顧網店與寫作，結果是“兩邊都沒做好”，生意勉強糊口，寫作難以推進。

在一片灰暗的心緒之下，2012年，他應漫畫社舊友之邀，去了云南大理。

此后數年，胡安焉的職業軌跡在地圖上劃出頻繁的折線：在大理的商場做保安，后轉做烘焙店學徒；2013年，他為追尋一段無果的感情，還一度去了上海，在便利店做收銀員，不久又被隔壁的自行車店挖走；2014年，他再次回大理，擺起了地攤；2015年，開了一家小吃冷飲店；2016年，他再次回到廣州，與舊同事合伙注冊一家公司做汽車香薰網店……兜兜轉轉，一切都無果而終。

那段時間，迫于生計，胡安焉很少寫作和看書，黑藍論壇也已經沒落。但這顆種子一直在萌發，等待時機破土而出。

“精神支撐不完全來自寫作這個行為，也來自自己對文學的理解和領悟，”胡安焉說，“雖然我沒有寫，但對文學的一些淺薄認知，仍然可以讓我覺得自己不全是個一無是處的人。”

2017年5月，胡安焉進入德邦物流上夜班。2018年3月，為與在黑藍論壇相識、后來成為妻子的女友團聚，他前往北京送快遞，這段經歷最終成為他人生轉折的素材。

3、“寫打工自傳的作者”

2020年4月，胡安焉在豆瓣上發表《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文章被廣泛傳播，收獲一萬多點贊，近4000的轉發。2021年，《我在北京派快件》刊發在了《讀庫2103》，成為那一期最受歡迎的文章。這些“非虛構”文章后來結集為《我在北京送快遞》出版，引發巨大關注，讓胡安焉走到了聚光燈下，成為“素人寫作”熱潮的代表之一。

不過，他清晰地將自己與職業的非虛構寫作者區分開來：“我只能寫自己的經歷……我不是像何偉或者袁凌那種，他們是媒體記者出身，我不具備那樣的寫作能力。”他稱自己只是一個“寫打工自傳的作者”。

當被問及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社會變遷在他身上的體現時，胡安焉思考后說：“總的來說，我覺得這25年中國社會確實是往文明的方向發展的。大家過得好了，就愿意對別人更好。”

胡安焉對比了自己早年在加油站工作和后來送快遞的經歷。“早年我在加油站給人加油，是沒有人說謝謝的……只是把你當作一個小工。”而在送快遞時，“95%的顧客他們給我的感受是正面的”，每天能聽到無數次發自內心的“謝謝”和“辛苦了”。

“雖然我書里邊寫的都是負面的一些經歷，”他補充道，“但只是因為這些負面的經歷是我事后回憶的時候印象特別深的。”

寫作改變了胡安焉的經濟狀況，但他對未來的想象依然平實。他說，如果當初那篇德邦的文章沒有火，書沒有出，他很可能現在仍在成都，做著盒馬或者是美團跑腿的工作。他不認為送快遞這類工作無法干到退休，干到55歲或者60歲肯定沒有問題，但如果有別的機會，他不一定干到那么久。

如今除了偶爾推不掉的約稿，胡安焉不會再主動寫作新的非虛構作品——他的方向是虛構，盡管他謙遜地稱自己“缺乏才華”。他正在創作一部長篇小說，但建議“不要報以期待”。

“小說要比非虛構更能包羅豐富的內容，”胡安焉說，“非虛構更多的是有時效性的……過了50年、100年……可能只能成為一種史料。”他更看重小說，那是他寫作的起點，是與卡夫卡、契訶夫等文學偶像“虛空的精神的對話”。

胡安焉的小說集即將出版，他覺得自己經歷這二十多年的摸爬滾打，已經練就了一個好心態。“喜歡《我在北京送快遞》的讀者，其實大概率是不讀詩歌和小說的……如果他們僅僅因為對我個人的好感而去讀我的小說的話，可能他們會覺得困惑或者失望。”但他并不擔心，“生活已經帶給我這么多了，遠超過我想要的”。

（作者 李唐）

李唐

觀察家書評編輯，長期關注圖書行業、文學及泛文化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