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馬可的歐亞書簡｜西方人能從歌德的共情力量中學(xué)到什么

延續(xù)歌德《西東合集》的對話傳統(tǒng)，中德跨文化交流專家何馬可（Marcus Hernig）以學(xué)者之眼、行者之筆，帶你探尋改變東西方交流的關(guān)鍵人物、偉大工程與不朽著作，見證文明相遇的每一個決定性時刻。

何馬可（Marcus Hernig）

親愛的讀者，

要為一組將在“歐洲與亞洲之間”往來穿梭的書信寫下開端，并不容易。在這個二十一世紀(jì)，誰還寫信？更別說，像古代中國那樣，寫在沉甸甸的竹簡之上。竹簡，是重的。也正因為重，人們在落筆前，必須先靜下心來：思考要寫什么，又該寫多少。 這，與當(dāng)今快速的電子通訊相去甚遠(yuǎn)。我們常常寫得比想得快，讀得比寫得快，還未細(xì)品一段文字，目光便已落入下一行。

而我，不喜歡這樣的輕率。因此，我愿意重新拾起“竹簡”的精神。雖不必真的去尋竹削簡，卻愿意讓這些電子的“竹簡”，慢慢形成。請放心，每一封信，都將經(jīng)過深思熟慮。我希望，您愿意為它停下腳步。

然而，這個專欄的第二個挑戰(zhàn)隨即擺在我面前：這些書信，將在“亞洲與歐洲”之間往返漂移，肩負(fù)起架設(shè)橋梁的使命。所要建造的，并非沉重的混凝土之橋，而是一座思想之橋，一座精神之橋。而這，同樣并不輕松。因為在動筆之前，我必須讓思緒雙向展開：先由西向東，再由東回西。而最終，這所有的思考還必須化作文字，并向兩個方向流去。這確實是個難題，卻又帶著令人難以抗拒的魅力。因為它最終呈現(xiàn)的形象，宛如一片銀杏葉：一葉分為兩瓣，卻依然是一葉；二者由同一葉柄相連， 不可分割。德國詩人歌德（1749–1832）在他那首著名的《銀杏葉》（Gingo biloba）中，曾道出東西、歐亞的不可分性：二者皆出同根。稍后，我還會再回到這一點。

扎根于歐亞，我愿帶您踏上一段思想之旅。這旅程有時從西方、從歐洲啟程，通向東方；有時又從東方、從亞洲出發(fā)，以西方為目的地。這個“東方”可以是中國，但并不一定總是中國。正如歐洲遠(yuǎn)遠(yuǎn)大于我的家鄉(xiāng)德國，亞洲也比中國廣袤得多。而凡是喜歡旅行的人——如我——總會因此生出繼續(xù)前行、走得更遠(yuǎn)的渴望。然而，我們所行走的，并不僅僅是空間。我們同樣穿越時間。這旅程將我們帶向歐亞遼闊的地理空間，也帶入其深沉悠遠(yuǎn)的歷史深處。在路上，我們會遇見那些為歐亞之間早已萌生、并仍將繼續(xù)生長的諸多事物、做出重要貢獻(xiàn)的人物。這里，正是我們時代的一項特殊挑戰(zhàn)所在——也正是在這里，寫在“歐亞之間的書簡上的旅程”獲得了更深的意義。您愿意此刻便與我同行嗎？那么，請先隨我前往德國，來到1827年的小城魏瑪，當(dāng)時的人口大約是九千七百人。

歌德筆下那個“奇特”的中國

“這段日子里，自從沒再見到您，” 歌德說道，“我讀了許多書，題材各異。 其中最讓我難以忘懷的，是一本中國小說——它至今仍在我心頭縈繞，令人感到十分奇異。”“中文小說？”艾克曼回應(yīng)道，“那想必一定很陌生吧。”歌德卻輕輕搖頭：“并不像人們所想的那樣。書中人物的思想、行為與情感，和我們幾乎沒有區(qū)別。讀久了，人反倒會很快覺得——他們與我們其實是同類。”

《歌德談話錄（全譯本）》書封

兩位先生繼續(xù)交談著，一邊品嘗那天——1827 年 1 月 31 日——這個寒冷冬日的午餐。歌德在魏瑪婦人廣場的城市宅邸款待了艾克曼。屋外，積雪深厚，一片靜白。在可口的飯菜與幾杯葡萄酒相伴之下，人們大概可以推測，那酒應(yīng)是歌德最為鐘愛的“符茨堡石酒”（Würzburger Stein）他們談?wù)撝粋€在當(dāng)時頗為“奇特”的話題。這個話題，便是中國、一個兩位先生一生未曾踏足、也永遠(yuǎn)不會踏足的遙遠(yuǎn)國度。

歌德在伊爾姆河畔的花園小屋

歌德無疑已將“中國”深深記在了心里。在隨后的數(shù)月與數(shù)年間，他始終沉浸在對這個“奇特”國度的思索之中。他的談話伙伴——約翰·彼得·艾克曼——饒有興趣地傾聽，不斷提問，并在事后將這場“奇特”的談話記錄下來，使后世能夠得知這一切。而在隨后的歲月中，中國——這個奇特的國度，及其中同樣奇特的人們——始終縈繞在歌德心頭，揮之不去。就在他與艾克曼進(jìn)行那場關(guān)于中國的餐桌談話的同一年，歌德在伊爾姆河畔的小花園屋中親手寫下了一組詩篇，題為《中德四季與晝夜》（ Chinesisch-deutsche Jahres- und Tageszeiten，編注：簡體中文版楊武能譯為《中德四季晨昏雜詠》。下同）。這些詩被巧妙地編排成一年四季的循環(huán)：從春天開篇，以冬日收束；同時涵蓋晝與夜的節(jié)奏。這一結(jié)構(gòu)，使之成為歌德晚年詩歌創(chuàng)作的一個高峰。1830 年，這組詩發(fā)表于《柏林繆斯年鑒》。

中國的歌德研究者與譯者——馮至、錢春綺、楊武能，以及許許多多學(xué)者，都深深喜愛歌德的詩篇，當(dāng)然也包括這組《中德四季與晝夜》。圍繞這一主題，中國的大學(xué)里產(chǎn)生了大量博士論文。而在2015 年，中國啟動了一項規(guī)模宏大的歌德翻譯工程，甚至可以說是迄今為止最龐大的歌德譯作計劃之一。以上海外國語大學(xué)的衛(wèi)茂平教授為核心的一批上海德語學(xué)者，立志將歌德留下的全部文字譯為中文。迄今，許多卷冊已經(jīng)出版。在全集的第二卷中，匯聚了歌德寫給“亞洲”的那些詩意情懷。這項工程至今仍在繼續(xù)——譯者們依舊勤勉地推進(jìn)著。不僅是歌德對中國懷有親近之感，如今也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感到與歌德相近、相通——而這樣的人，本應(yīng)更多才是。

《歌德全集》書封

感受東方

《中德四季與晝夜》多年來一直深深吸引著我。作為一名德語文學(xué)研究者，我在二十四歲、九十年代初，第一次來到中國，后來又以“德語文學(xué)在中國的發(fā)展”為題完成博士論文。而歌德——這位只通過平庸中文小說與詩歌譯本認(rèn)識中國的人，卻始終是我旅途上的伴侶。直到今天，我依然覺得：歌德在年近八十之際，僅憑這些有限的中文資料寫出《中德四季與晝夜》，真是“奇特”。他的寫作，其實是一場持續(xù)不息的感受、感受那位他從未謀面的“他者”。

歌德仿佛能夠觸摸到清代官員的勞累：那些在北京朝堂辛苦奔走的官員，一旦得以離開繁重事務(wù)，便愿意前往江南水鄉(xiāng)，在“綠水青山之間”飲酒、賦詩。在他看來，儒家與道家并非歐洲思維所常認(rèn)為的對立，而是彼此補充、彼此相含——陰與陽，一方之中早已孕育著另一方。文化涵容自然，自然又以人的形象，把文化重新帶回世界。

在《中德四季與晝夜》中，歌德仿佛真切感受到江南文人群體的生趣，感受到滿月倒映在深色湖面上的光輝，感受到在一個想象的園林里東西方和平、安靜地相互匯合。而他對東方的情感——那只屬于想象，卻十分真切的情感——也與關(guān)于愛與美的圖景交織在一起。

對東方的共情，是年長的歌德最鮮明的特質(zhì)，那是漫長歲月中逐漸成熟的果實。然而，在德國與中國之間，還有另一種文化深深吸引著他：波斯。歌德在東方所找到的“精神上的另一半”，并不在中國，而在波斯。那是十四世紀(jì)設(shè)拉子的偉大詩人——哈菲茲（Hafis，約 1320–1390）。歌德在魏瑪，憑借思想、詩意與想象，隔著數(shù)百年的時空，與哈菲茲在《西東合集》（West-?stlicher Divan）中緊緊相連。哈菲茲成了他在東方的“靈魂兄弟”。

在隨后的歲月里，歌德又在想象中化身為“一位德國的文官”，坐在某個蘇州園林中，與那些飲著黃酒、吟詩作樂的清代官員為伴。在他與中國文士心意相通之前，他早已成為哈菲茲的摯友；而在他與哈菲茲心靈相契之后，他又能深切體會那些清代文人——卸下北方京城的政務(wù)與責(zé)任之后，那份久違而美好的放松與自在。歌德對亞洲的共情，既深且廣——從遙遠(yuǎn)的波斯到古老的中國，從哈菲茲到他心中所構(gòu)想的蘇州文士，無不在他的精神世界中留下印跡。遺憾的是，那些在他心里仿佛如此親近的人物，他終其一生卻從未真正得以相見。

“銀杏結(jié)構(gòu)”的歐亞

歌德與亞洲之間那種深情的連結(jié)，在他最美的詩篇之一中找到了回聲——這就是《銀杏葉》（Ginkgo Biloba），那首著名的情詩——寫于與好友艾克曼談?wù)撝袊氖昵啊髞肀皇杖牒甏蟮摹段鳀|合集》之中，成為歌德與他在東方的“詩歌孿生兄弟”——波斯詩人哈菲茲——跨越時空的對話。詩寫道：

Ist es ein lebendig Wesen,

Das sich in sich selbst getrennt?

Sind es zwei, die sich erlesen,

Da? man sie als eines kennt?

這是一個生命嗎，在自身中分裂成兩片？

抑或原來是兩位相知的伴侶，因融合而被看作是一身？

（引自楊武能譯，《歌德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西東合集》[二十七首]）

楊武能在譯文中以“相知的兩位伴侶”來呈現(xiàn)詩意，他敏銳地意識到：詩中所指，未必僅僅是相愛的兩個人。歌德將此詩獻(xiàn)給他的朋友瑪麗安娜·威勒默。他不僅愛著“他的”瑪麗安娜，他也在心中化作“新的哈菲茲”，因?qū)Α靶碌奶K萊卡”的愛，而在精神上從西向東旅行。然而，東亞的銀杏更將這詩意延伸：它象征著“兩種文化的詩性對生”，象征著它們在《西東合集》中試圖實現(xiàn)的合一。正如烏爾里希·蓋爾所解讀的：詩中的“兩位伴侶”，其實是一種比喻——象征著一方是歐洲文化，一方是亞洲文化。這兩種文化合在一起，便是歐亞。它們?nèi)缤y杏葉的兩瓣，各自成形，卻共屬一葉，無法分離。

在一個東西分裂似乎成了潮流的時代，在一個我們在歐洲不斷談?wù)撝贫葘αⅰ⒔?jīng)濟(jì)失衡、軍事擴(kuò)張、網(wǎng)絡(luò)犯罪，以及一種“人工”的智能的時代，在一個德中關(guān)系的成績更多被放在過去式，而非現(xiàn)在式來敘述的時代——銀杏葉，便成為一種警示。歌德那份與東方“相合”的渴望與能力，在今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顯珍貴。

東西的團(tuán)圓

從文化的角度而言，所謂“歐亞”，其實是一場意義深遠(yuǎn)的重新復(fù)合。因為亞洲與歐洲，本就同出一源，皆源自那片廣袤的歐亞大陸。直到今天，科學(xué)界仍難以在這兩大洲之間劃定明確的界線。倘若當(dāng)年的古希臘人不曾刻意將自身的文化，與他們眼中的波斯文化劃作分界——而那個波斯，正是歌德在《西東合集》重新發(fā)現(xiàn)的心靈同伴——那么今日的世界上，或許根本不會有“歐洲”與“亞洲”作為彼此分離的概念！

《中國的腹感：為什么西方必須少想一些，才能更好地理解東方》，何馬可著，漢堡，2015

然而，熱情過度也未必是好事。歷史無法改變，因此東西之間必須立足于既存的現(xiàn)實。但有一點是確定的：與其總是用頭腦去推理、去分析對方，并刻意維持所謂的“跨文化距離”，不如彼此感到親近。多年來，我始終對東西之間過度的思想建構(gòu)抱有懷疑。正因如此，我在2015年寫過一本書，其副標(biāo)題便是：“為什么西方必須少想一些，才能更好地理解東方。” 這一具有解構(gòu)意味的句子，在十年后的今天對我顯得格外重要。它重新把我?guī)Щ馗璧律磉叄核倘灰采钏歼^東方，但他始終是在自己內(nèi)心深處感受東方——即便他從未真正踏上那片土地。多少歐洲政商界人士，身軀雖已抵達(dá)亞洲，心靈卻從未真正踏入那里。

魯?shù)聛喌隆ぜ妨郑≧udyard Kipling，1865-1936）

18世紀(jì)的歐洲，而歌德正是那一時代的孩子，在啟蒙運動的推動下，曾擁有思想與情感上的全部自由，得以真正向東方敞開自己。那是一個思想可以無拘無束伸向遠(yuǎn)方的時代，尚未被權(quán)力、經(jīng)濟(jì)與政治所主導(dǎo)、所蒙蔽。然而，只用了六十年、也就是短短兩代人的時間、19世紀(jì)的歐洲帝國主義便以殘酷的手段，將東西方重新推向?qū)αⅰＳ娙恕⒆骷音數(shù)聛喌隆ぜ妨帜鞘字摹稏|西方歌謠》正是這一歷史的見證。詩歌開篇便帶著殖民分裂與屈辱的現(xiàn)實：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不相會（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

然而，這首詩最后一句——常常被忽略，卻對我們 21世紀(jì)意義深遠(yuǎn)——卻這樣寫道：當(dāng)來自天涯海角的兩位強者彼此面對時，就不再有所謂的東方與西方，不再有國界、種族與出身的隔閡 ("But there is neither East nor West, Border, nor Breed, nor Birth, When two strong men stand face to face, though they come from the ends of the earth.")。吉卜林跨越時代向我們傳遞了一條重要訊息：去探尋東西方這“兩位強者”的真正力量，并讓這兩股力量相融共進(jìn)、并立于世。而這，正是我們這一代肩負(fù)的偉大使命。

來自德國的問候

何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