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飛：拍下2萬多張日軍照片后，他精神失常，徹底瘋了

1936年10月，一位24歲的攝影師在魯迅的遺體前按下快門，定格了這位文豪生前的最后影像，這張照片不僅讓他一舉成名，同時也成為他用鏡頭記錄歷史的起點，他就是戰(zhàn)地攝影師——沙飛。誰也不會想到，他在抗戰(zhàn)時期曾拍下了2萬多張日軍照片，卻在十多年后精神失常、開槍殺人，這位用鏡頭記錄民族血淚的戰(zhàn)士，最終成了自己鏡頭里最悲壯的底片。

沙飛1912年生人，早年考入上海無線電學校，20歲時在汕頭電臺擔任技術員，每日與電波頻率為伴，一天他偶然借到一臺老式折疊相機，在汕頭碼頭拍攝了一組碼頭工人扛運貨物的照片，當照片沖洗出來時他第一次意識到：“光影能比電波更直接地傳遞人間苦難”。之后他省吃儉用購置相機，利用工作之余拍攝街頭小販、人力車夫，逐漸在當地攝影圈嶄露頭角，也埋下了用鏡頭關注社會的種子。

沙飛在少年時期就喜歡讀魯迅的文章，1936年他考入上海美校后，萌生了為這位“民族魂”拍照的念頭，他多次托人轉達意愿，終于在一次木刻展會上看到了魯迅。那天魯迅帶病出席，沙飛提前兩小時到場等候，當魯迅身著藍布長衫、拄著拐杖走進展廳時，他鼓起勇氣上前：“先生，我想為您拍一組真實的照片，讓更多人看到您的樣子。”

魯迅欣然應允，他在展廳角落的藤椅上坐下，之后與青年作家交談、評論作品，沙飛在此時不斷按下快門，捕捉到魯迅“目光如炬卻帶著疲憊”的經典瞬間。這組照片隨后發(fā)表在《作家》雜志，引發(fā)了熱烈反響，沙飛也因此聲名鵲起。但他并未滿足于藝術創(chuàng)作，尤其看到日軍侵華步伐加快，民眾卻仍在麻木中沉睡，他愈發(fā)堅信“攝影不是消遣，而是喚醒民眾的武器”。

令他感到非常遺憾的是，在他為魯迅拍攝照片11天后，這位文豪病逝，沙飛在追悼會上看到無數青年捧著他拍攝的照片泣不成聲，更堅定了用鏡頭投身革命的決心。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他毅然北上參加八路軍，聶帥聽聞他的攝影經歷，笑著問：“怕北方的風沙迷了鏡頭嗎？”他當即回應：“我要做一粒自由飛舞的沙，用相機記錄抗爭！”自此“沙飛”的名字成為抗戰(zhàn)攝影史上的重要符號。

作為八路軍首位專職攝影記者，沙飛的相機比步槍更讓敵人膽寒：平型關大捷后，他冒雨拍攝戰(zhàn)士們背著日軍鋼盔、步槍歸來的笑臉；百團大戰(zhàn)時，他在機槍掃射的間隙，捕捉下“曉霧中戰(zhàn)士攀爬城墻”的震撼瞬間；他鏡頭里的白求恩不再是遙遠的“國際英雄”，而是在手術臺上連續(xù)工作36小時的醫(yī)生，也是耐心傳授醫(yī)療技術的講師，這些充滿煙火氣的照片后來都成為國際反法西斯宣傳的重要素材。

八年抗戰(zhàn)里，他的足跡遍布晉察冀每個角落，從“三光政策”后僅剩斷壁殘垣的村落，到細菌戰(zhàn)受害者潰爛的皮膚，每一張底片都浸透著生與死的考驗。1943年，日軍突襲晉察冀畫報社所在的柏崖村，這場慘案導致48名烈士犧牲，此后他常在暗房沖洗照片時突然嘶吼，戰(zhàn)爭創(chuàng)傷開始瘋狂啃噬他的理智。

1948年，長期超負荷工作加上肺結核纏身，沙飛住進石家莊和平醫(yī)院，當時醫(yī)院里有不少留用的日本反戰(zhàn)醫(yī)生，他本就因柏崖村慘案對日本人充滿仇恨，在“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癥”的折磨下，他認定日本醫(yī)生津澤勝在他的藥里下毒，甚至懷疑每次X光檢查都是“暗殺手段”。他拒絕服藥，整日念叨“魯迅就是被日本醫(yī)生害死的，現在他們又來害我”。

1949年12月15日，精神恍惚的沙飛趁守衛(wèi)不注意，從枕頭下摸出藏好的手槍，在病房槍殺了津澤勝，補槍時嘴角竟帶著詭異的冷笑。由于那時醫(yī)療條件有限，沙飛未能得到專業(yè)的精神鑒定，38歲的他被執(zhí)行死刑，直到1986年重啟調查，最終認定“沙飛作案時處于精神病發(fā)作期，無刑事責任能力”，撤銷原判并恢復其軍籍與黨籍。

沙飛用鏡頭記錄歷史，卻在日軍的殺戮下飽受精神創(chuàng)傷，如今他拍攝的近萬張底片陳列在國家博物館，每張照片都是對侵略者的控訴，也是對這位“用生命記錄歷史”的攝影師的祭奠。當我們翻看《晉察冀畫報》，既能看見戰(zhàn)士沖鋒的塵土，也能發(fā)現百姓家破碎的瓦罐——這位記錄歷史的人，終將成為歷史的一部分，那粒曾在烽火中飛舞的沙，雖歸于塵土，卻讓民族記憶的光影永遠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