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筆者在翻閱《資治通鑒》時,偶然看到一條關于文登縣令的記載。
該記載具體在全書第一百八十七卷(唐紀三),時間為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內容很簡略,稱:“三月庚辰,隋北海通守鄭虔符、文登令方惠整及東海、齊郡、東平、任城、平陸、壽張、須昌賊帥王薄等并以其地來降。”
上述事件的發生,有著特殊的時代背景——此前一年,宇文化及、司馬德戡等人在江都發動政變,隋煬帝遇弒。時已占據關中、名義上擁立代王楊侑為帝的李淵聽聞消息,隨即正式取隋朝而代之,成為唐朝開國之君。由于李淵出身高貴、占據關中晉陽等要害之地、且政權合法性程度也相對較高(表面采用禪讓形式),因此,不少原本仍尊奉隋朝旗號的地方官員,陸續選擇歸順李唐。文中提到的“隋北海通守鄭虔符、文登令方惠整”等人,既屬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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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文登令方惠整”這個名字之后,筆者陡生興趣,便順此詳查史志資料,以期能找到此人的生平介紹。不料,非但國史之中對他再無提及,就連《文登縣志》也未有更多記載(只是摘錄《資治通鑒》中的原文)。而進一步查詢網絡,也只能找到據稱是源自方氏族譜中的少許信息——按其說法,唐代后期的詩人方干(浙江桐廬縣人)即是當初文登縣令方惠整的后人。
方惠整在正史之中雖然僅留下只言片語的記載,但已屬幸運。縱觀史志,文登自北齊建縣之后至金代之前這六百余年時間當中,名字傳于后世的縣令寥寥無幾。
在清光緒版《文登縣志》中,金代之前收錄的知縣僅有五人,分別是隋朝的方惠整,唐朝的方颙、徐肇,北宋的張保乂、宗澤。值得一提的是,這五人在縣志中也只是僅存姓名而不見主政文登時的事跡。實際上,他們在文登任職的經歷,多數也并非出自當地原始記載,而是縣志修纂者從其他史料中所輯錄。如,方惠整任職見于《資治通鑒》,方颙任職見于唐《方訥墓志》,張保乂任職見于《寧海志》,宗澤任職則摘自《增智囊補》(《宋史?宗澤傳》僅提及其知掖縣和通判登州當地履歷)。
古代官員信息缺失的情況,并非文登獨有,膠東各地普遍如此。其原因大略有二:一方面,膠東在古代屬于偏遠之地,來此擔任縣級官員者,后續仕途很難有太高成就,因此難以見諸國史;另一方面,金代之前膠東各地官檔大多散佚,存世的金石碑刻亦相對較少。這兩大因素相疊加,便使得膠東金代之前的職官信息傳世少之又少。官方信息尚且如此之缺,遑論民間各姓之記載。
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是,與方惠整同時代的淳于難,也是文登歷史上的知名官員,只不過其職位并非縣令。關于淳于難的籍貫,后世史料通常認為是黃縣,即出自黃縣淳于氏家族。唐高祖武德四年九月,以“地方豪強”(史料稱作“賊帥”)身份占據文登的淳于難選擇歸順唐朝。唐朝中樞隨即下令,置登州(于文登),以淳于難為刺史。自此,“登州”開始出現在膠東區劃當中(后來撤而復設)。對于淳于難及登州區劃,此前我們曾專門發文討論過,這里就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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