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頭律師張萬軍律師：天價古董竟是贗品，如何界定消費者和欺詐？

作者：張萬軍，江蘇連云港東?？h人，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本案源于一起古董收藏品買賣合同糾紛。上訴人劉某通過微信與被上訴人姚某協商購買多件古董收藏品，包括明永樂青花纏枝蓮牡丹花口折沿盤、清嘉慶綠地粉彩纏枝花卉碗等，總價款累計85.4萬元。劉某支付貨款后，其中一件收藏品經協商退貨退款，剩余四件藏品經專業鑒定機構鑒定均為贗品。劉某遂向法院起訴，要求姚某及其關聯公司某某公司1返還貨款74.6萬元，并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主張三倍賠償金256.2萬元，同時要求承擔公證費、律師費等損失。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定，本案買賣合同關系的主體為劉某與姚某個人，而非某某公司1。法院認為，雙方交易時未約定標的物可為贗品，姚某交付的藏品經鑒定非真品，構成違約，支持劉某退貨退款的請求。但法院指出，劉某高價收購古董收藏品并非為生活消費需要，不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故駁回其三倍賠償請求；公證費、律師費亦因無合同約定或法律依據未予支持。二審法院維持原判，進一步闡釋了合同主體、消費者身份及欺詐認定等焦點問題。（案例來源：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24）滬02民終3711號民事判決書）

裁判要旨完整內容如下：

本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一、案涉買賣合同關系的主體如何認定；二、劉某在案涉交易中是否屬于《消保法》保護的消費者；三、姚某在案涉交易中是否構成欺詐。上述爭議焦點，本院分述如下：

一、案涉買賣合同關系的主體。劉某主張在交易過程中，姚某始終以某某公司1名義與之商洽，并收取部分貨款，考慮到姚某系某某公司1的法定代表人，且案涉收藏品系某某公司1名下收藏品，故本案買賣合同相對方系某某公司1。姚某則認為整個交易是通過姚某個人進行，與某某公司1無關，且其個人在交易中也僅為中間人。對此，本院認為，法定代表人同時具備獨立的自然人主體和法定代表人雙重身份，除了代表法人從事民事活動外，法定代表人作為自然人也可以以自己名義為民事法律行為，不能當然認為法定代表人從事的活動均系代表法人為之。判斷法定代表人從事的行為效果應否歸屬于法人關鍵在于法定代表人是否“以公司名義”從事民事活動。

首先，從當事人主觀認知來看，在2022年7月20日、21日雙方協商確定交易方式時，姚某詢問交易是通過公司還是個人進行，劉某明確回復“我們私下交易沒有傭金，你們傭金太貴了”；在后續協商轉款方式時，劉某又強調“我私人賬戶打給你私人賬戶，我只認你個人賬戶，公司賬戶我不能轉”；在2022年7月30日劉某看中一件古董收藏品想要購買時，姚某于次日回復“這個紅瓶子公司已經出錢買下來了”，劉某隨即表示“那就沒希望了”。如案涉交易的合同相對方系某某公司1，則劉某在得知古董已經被該公司購入后，應當繼續與姚某協商交易價格，而非表示沒希望買到了。因此，從雙方的微信聊天記錄可以看出，姚某已經告知劉某可以以公司或個人名義與之交易，劉某為了減低傭金等自身利益的考慮主動要求與姚某個人進行交易，其明確知悉姚某雖為某某公司1的法定代表人，但兩者系不同的交易對象。也就是說劉某明知與其交易的對象是姚某個人并非某某公司1。

其次，從客觀行為來看，案涉四次交易，除部分定金系通過微信轉賬外，其余所有貨款均是劉某轉賬至姚某個人銀行賬號，并且除一件案涉收藏品在劉某工作場所交貨，其余四件收藏品的交貨地點為與姚某相關的兩處工作場所，無證據證明該兩處工作場所均為某某公司1的經營場所。因此，從履行行為來看，雙方履行合同義務的相對方亦為姚某個人。

結合主客觀兩方面，本院認為，姚某所用微信名雖然顯示“品XX”，但綜合雙方的微信聊天記錄、交易模式、付款方式等因素，可以認定姚某并非以某某公司1名義與劉某磋商、達成合意以及履行。本案買賣關系的交易雙方為劉某與姚某，劉某主張合同相對方系某某公司1，依據不足，本院不予采納。一審法院關于買賣合同主體的認定，并無不當，本院予以認同。此外，姚某主張其僅為案涉交易的中間人，但該主張明顯與查明的事實不符。況且即使姚某為中間人，因其在交易中從未向劉某披露過其僅為案外貨主的代理人，而非案涉收藏品的出售方。在劉某選擇向某某公司1和姚某主張權利的情況下，姚某不能免除其作為合同相對方的責任。故姚某的上述主張，本院不予采納。

二、劉某在案涉交易中是否屬于消費者。《消保法》第二條規定，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根據該規定“為生活消費需要”是認定消費者的關鍵要素。生活消費是人們維持基本生存、提高生活質量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的重要方式，具體表現為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消費活動。人們在為生活消費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過程中，與市場的經營者打交道處于相對弱勢地位，其合法權益容易受到非法侵害，故法律需給予消費者專門的保護。因此，判斷消費者的身份應綜合其購買目的、交易中的地位等因素具體分析。

首先，對于劉某購買目的的考察。劉某和姚某通過微信洽談案涉收藏品的買賣事宜，劉某在微信中向姚某表示：“你看到好的給我收下，到時候你給我拍掉”“我保利有渠道”“運作運作”“以后即使專業公司說是假的，你這邊幫我拍掉也沒關系，賺多少無所謂，增值有銀行的百分之二三十，我也認可你……生意人講究共同體，講究利益和共贏”“我們這個合作很寬松，即使我16萬6買進，你20萬幫我拍掉，是你的本事，我也付你傭金”。劉某自身為商人，從劉某在交易洽談過程中發送給姚某的微信可以看出，其購買案涉收藏品的目的在于通過收藏、運作、再出售營利，即使其也表示過要先收藏、把玩幾年，但其仍表示要拍掉，運作運作，讓資金周轉起來。因此，其購買目的具有明顯的營利性質，與單純滿足收藏、欣賞等生活需要而購買商品的目的有著本質的區別。

其次，對于交易雙方地位的考察。從劉某與姚某的微信聊天記錄以及劉某在訴訟中的陳述可以看出，劉某對于古董有一定的知識積累和購買經驗。并且在交易的過程中，姚某多次表示讓劉某帶著專家到現場看實物。因此，劉某作為買方一則自己具有一定的知識和經驗，二則其可以通過帶專家到現場鑒別的方式確定案涉收藏品的真偽和品質。劉某作為買方在專業知識、經濟實力等方面均未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

綜上，從購買目的而言，劉某并非為生活需要而購買案涉收藏品，其購買目的具有明顯的經營性和營利性。從交易地位而言，劉某亦未處于需要予以傾斜保護的明顯的弱勢地位。故劉某主張其為消費者，無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采納。一審對此作出的認定，并無不當，本院予以認同。

三、姚某在案涉交易過程中是否構成欺詐。根據雙方當事人的訴辯，本案還涉及第三個問題，即姚某是否構成欺詐，對于該爭議焦點，本院予以回應。針對該問題，劉某主張在雙方商談過程中，其多次強調要官窯真品，然而經過專業鑒定機構鑒定，姚某所交付的收藏品均系贗品，故姚某在交易過程中存在欺詐行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姚某則稱其多次強調古董需要依賴自身判斷，交易時可帶專家現場鑒別，根據古董交易“買定離手，錢貨兩清”的行業慣例，劉某應當自擔“打眼”的風險，其不構成欺詐。根據法律規定，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為欺詐。因此，認定欺詐成立應同時符合兩方面的條件：一是一方當事人故意實施欺詐行為，即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故意隱瞞真實情況；二是對方當事人因一方當事人的欺詐行為陷入認識錯誤并因此作出意思表示。

首先，從出賣人是否故意實施欺詐行為考察，本案中，姚某在微信上向劉某推薦案涉收藏品時注明了朝代。在雙方談論案涉收藏品時，姚某有關于“嘉慶的碗，屬于嘉慶早期”等表示收藏品年代的陳述。在劉某表示案涉收藏品要保真時，姚某亦未明確告知案涉收藏品可能存在贗品風險。然而，古董作為交易標的較為特殊，其真偽鑒別需具備相當程度的知識和經驗，風險極高。買受人欲買到真品，應當盡到比購買普通商品更高的注意義務，而非單純依賴出賣人的口頭介紹，買受人自身的判斷和選擇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除非出賣人向買受人提供真品證書或明確作出保真承諾。本案中，劉某和姚某之間系私人之間的交易，收藏品來源為姚某私人收購，姚某從未向劉某提供真品證書、也未明確表示其出售的古董保證是真品，反而多次提醒劉某讓其自行帶專家現場鑒別，看準實物后再交易。當劉某表示其不請專家，希望由姚某把關時，姚某進一步說明這只是他的看法，希望劉某帶其他人來看。從姚某的上述行為表現來看，其已多次提醒劉某審慎交易，告知劉某帶專家現場鑒別實物品質后再交易，也從未向劉某承諾其案涉收藏品保證為真品。因此，本院難以認定姚某在交易過程中存在故意告知虛假情況或故意隱瞞真實情況意圖誘導劉某作出不合理的判斷的情形。劉某主張姚某在案涉交易中存在欺詐行為，缺乏依據，本院不予采納。

其次，從買受人是否因錯誤認識而作出購買意思表示考察，古董交易本質屬于高風險的行為，交易當事人應當對于買賣所蘊含的風險具有一定認知。作為買受人，選擇不通過拍賣等正規途徑，而是意欲通過較低的價格在私人交易中“撿漏”，應當對于其中的高風險有所預期。本案中，劉某和姚某均稱有的案涉收藏品公開拍賣的價格高達數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與雙方交易的價格相去甚遠。劉某在與姚某的微信對話中也多次表示真假無所謂，只要姚某能夠幫其銷掉，保證其賺錢就行。因此，劉某對于案涉收藏品的真實市場價格有所了解，對案涉交易存在的風險具有一定認知。

綜上，對于劉某主張的欺詐，一則姚某并無欺詐的故意；二則劉某對于交易風險應有一定的預期，并不存在認識錯誤而為意思表示的情形。故，劉某主張姚某存在欺詐，于法無據，本院不予采納。

四、本案的訴訟請求如何處理。首先，劉某提出的交易條件是官窯真品，姚某亦未明確否認該交易條件，故就雙方達成的合意而言，交易的標的為官窯真品。現姚某提供的案涉收藏品不符合雙方的約定，依法應承擔違約責任。故對于劉某提出的退貨退款的訴訟請求，一審判決姚某退還劉某貨款746,000元以及劉某退還姚某相應案涉收藏品，并無不當，各方當事人亦無異議，本院予以認同。其次，劉某在案涉交易中并非《消保法》保護的消費者，姚某也不構成欺詐，故劉某要求姚某承擔懲罰性賠償的訴訟請求，于法無據，一審法院對此項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本院予以認同。再次，證據公證費和律師費，系因訴訟而支出費用，現無證據證明雙方曾約定由對方承擔，故劉某主張的該項請求缺乏依據，一審法院判決不支持該項請求，并無不當，本院予以認可。最后，某某公司1并非案涉收藏品的出賣方，劉某要求某某公司1承擔責任，無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上訴人劉某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應予駁回。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判決如下：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法理分析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指出，本案裁判要旨清晰展現了法院在處理古董等特殊商品買賣糾紛時的審慎立場，其法律邏輯對類似交易具有重要借鑒意義。以下結合爭議焦點展開分析。

關于合同主體認定問題，法院嚴格遵循了合同相對性原則。張萬軍教授分析，法定代表人具有雙重身份，但其行為是否代表公司，需以“以公司名義”為關鍵判斷標準。本案中，劉某為規避傭金主動選擇與姚某個人交易，付款均通過私人賬戶，交貨地點亦與公司經營場所無直接關聯，主觀認知和客觀行為均指向姚某個人作為合同相對方。這提醒交易參與者，在民事活動中須明確交易對象，若意圖與公司締約，應要求對方出具授權文書或通過公司賬戶履行，避免因身份混同引發糾紛。尤其在高價值交易中，合同主體的清晰界定直接關系到責任承擔，本案法院通過微信聊天記錄、付款方式等證據鏈還原當事人真意，體現了證據裁判原則的靈活應用。

針對消費者身份認定，張萬軍教授認為，法院對《消保法》中“生活消費需要”的限縮解釋符合立法本意。消法旨在保護弱勢消費者，而劉某作為商人，購買古董旨在投資營利，且具備一定鑒賞能力，交易中可通過帶專家鑒別等方式降低風險，未處于信息不對稱的弱勢地位。若將此類以經營為目的的交易納入消法保護，反而會扭曲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懲戒功能，助長投機行為。張萬軍強調，生活消費與經營消費的界限需結合購買目的、商品性質、交易場景綜合判斷，本案中劉某多次提及“運作”“賺錢”，其營利目的顯著，法院未因商品高價而泛化消費者概念，維護了消法適用的一致性。

在欺詐認定方面，張萬軍教授指出，法院未簡單以“贗品”結果倒推欺詐成立，而是從主觀故意和因果關系雙重維度審慎論證。古董交易天然存在高風險，行業慣例強調“眼力自擔”，姚某多次提醒劉某現場鑒別，未作出保真承諾，主觀上缺乏欺詐故意。同時，劉某對古董拍賣行情知情，交易價格遠低于市場價，其“撿漏”心態本身包含對贗品風險的預見，不能因投資失利轉而主張欺詐。張萬軍提醒，欺詐的成立需以故意誤導為前提，在無明確保真約定的私人交易中，買受人應自行承擔鑒賞責任，司法不宜過度介入行業特殊風險分配。

本案啟示在于，高價值收藏品交易中，參與者應通過書面合同明確品質標準、真偽保證條款，并選擇拍賣行等正規渠道以降低風險。對于投資者而言，需認清自身行為性質，若以營利為目的，則難以適用消法特殊保護。法院通過本案劃清了法律干預與意思自治的邊界，對規范收藏品市場秩序具有積極意義。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民商事律師團隊以"學術+實務"雙輪驅動，該團隊由一批長期從事公司法、合同法研究和實務處理的資深律師組成專業團隊，主要為公司提供各類商事合同糾紛、侵權糾紛、物權糾紛的訴訟代理法律服務，并針對客戶需要解決的專門民商事法律問題，提供專項的民商事法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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