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伊朗的問題不在于緩，而是難以結束“左手打右手”的社會局面。伊朗作為一個人口超過8800萬、經歷過社會革命和一定程度的工業化發展、但沒有進行過全面社會改造特別是農村社會改造的國家，其國內社會呈現十分割裂的局面。
掌握國家機器的教士集團將波斯-伊斯蘭民族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基礎，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普遍崇尚西方的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廣大農村地區的農牧民則基本都是伊斯蘭教什葉派信徒。
三者之間的意識形態沖突給伊朗的國家發展造成了相當大的阻礙、在國內社會斗爭上消耗了相當程度的國家實力，加之伊朗作為少有的教權共和國、民選總統與代表教士集團的最高精神領袖名義上各有分工、且總統在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在最高領袖之下，實則一直存在兩者代表的各自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矛盾。
這種局面之下的伊朗社會不走向內戰已屬不易，更遑論能在內政外交上的重大問題上能有令大多數人服從的統一決策。
可以說，目前伊朗社會極其擰巴的局面一天不改伊朗就一天難以真正成為區域性強國，但在各方勢力互相掣肘的局面下，伊朗又難以進行無論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的社會革命。
由此來看，伊朗社會得以破局的可能甚至不在于國內，而在于國際上出現顯著的力量對比迫使伊朗的某些階層產生轉變（如美西方勢力衰落到一定程度致使市民階層不再普遍盲目追隨西方意識形態），而這個過程雖然產生的可能性很大但又需要漫長的潛移默化，因此短期內伊朗社會局面發生重大變化的可能性極其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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